抗战时期内迁遵义的浙大图书馆
王树仁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遵义遂成为陪都重庆的南大门。它又处于当时唯一国际通道滇缅路的一个咽喉地带，北倚黔北要隘委1.1.J 关，南濒乌江天险。从地形看，它确是大后方一座既重要又安全的城市．其时人口骤增至卡万上下，商业畸形繁荣．另外，由于大批文化人的过路、暂住，浙江大学、陆军大学和步兵学校等大专学校迁来，众多专家学者的随校留遵， 一时遵义文化教育事业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人称这一时期为遵义文化交流的大好时节，这一说怯是切合实际的，公允的。比
如当时在遵暂住的文人熊佛西，吴惑、丰子也、端木蘸良和浙江
大学教授竺可桢、苏步青、谈家桢、梅光迪、张其陶、谭其骥、
缪俄等不下百人的学者，都是茧声文化、学术界的名流。他们对
图书的珍视与爱好都达到了不可须突离开的地步。这批文化人多
数与浙大教授们有交往．像吴志就是竺可桢、梅光迪教授的哈佛
同学、东南大学同事；熊佛西、丰子信、端木藏良等也是他们的
老朋友。流亡古城的文人、作家、除到街头书店浏览书刊以外，
浙大图书馆也成为他们摄取精神食粮的一个重要场所。至于浙大
众多的学者．教授，长年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图书馆更成为他
们知识、信息和文献资料的提供中心。
遵义闹市中心的桃源山江公祠，为山城一景，居高瞰下，可望全市。浙江大学图书馆便设在这里。当年门外叠砌假山，散种花卉，翠竹修篷，景色清幽，是一个清静读书的好地方。门框旁挂着“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木牌，字体硬瘦挺拔，格外醒目。每天不知多少浙大师生从这里借得书后，走向大街小巷（其时，浙大教工、学生多散居在新、老城古庙、祠堂和私人住宅内），书香溢漫全城。当时人称遵义为大学城，亦非过誉。江公祠本系纪念清咸丰遵义知县江炳琳而建，乃两层木式结构古建筑，院内前
方有戏台一座，雕梁画栋，颇具黔北祠庙特色。进门靠左一排房
子为采编、出纳联合办公之处；右一排则为参考阅览室；中间上
下楼房均为书库。藏书在卡万册左右，以理工科书刊为重点，社
科文史一类亦占一定比例，线装书籍也不少。浙大图书馆一贯重
视报刊的收藏。当时虽处战争年代，几经辗转流离，但收藏工作
从未中辍。竺可桢扛鼎之作《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一文
和不少教授的著名论著所采用的文献资料，多出于此。馆长为图
书馆学专家皮高品先生。工作人员在遵义仅五六人，湄潭分馆人
更少，永兴分馆只一人。当时浙大师生共两千五百余人。图书馆
制度周密，工作有条不紊，效率极高。其时书库开架借阅。像张
荫麟等教授对文史古籍的排架位置都了如指掌；一般学生，对所
需图书排放位置也大致清楚。至于参考阅览室，更是公开阅览。
文科学生到这里浏览像《东方杂志》一类政论刊物者大有人在。
由于馆舍条件限制，新文艺书刊较少。今天的遵义市人民印刷厂
附近的市副食品公司门市部那所木式结构的老房子，就是当时浙
大基督教青年会学生服务处。负责人钮志芳系中共地下党员。服
务处的小图书室，却填补了浙大图书馆这方面的空白。它藏有不
少进步文艺书刊，都是从当年文化比较活跃的桂林、重庆等地三
联书店采购来的。这些书刊，在偏僻、闭塞的山城，为广大浙大
师生确实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精神食粮。比如苏联小说《战争与和
平》、《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我国现代进步．
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夏衍、端木蕉良，姚雪垠等人
的小说、剧本以及文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在这里都可以借
到。这些书籍是钮志芳辗转托人从广西大学、重庆青年会取得，
再托外国传教士路过遵义时带来的。这里除订有《大公报》、
《中央日报》以外，还陈列有《新华日报》和民盟办的《民主
报》等进步报纸。有时还展出美国新闻处的《时事新闻照片》。
熊佛西、端木蕉良等人还在这里作过有关抗战文艺方面内容的报
告。的确，不少青年从这里受到教育，提高了觉悟，走上了革命
的道路。
钮志芳同志、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时，总是深情地怀念并感谢竺可桢校长对他们的支持与帮助，使他们在那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能发挥出比较理想的作用。竺校长对图书馆的建设是化费了很大心血的。图书馆从杭州西迁辗转搬运，到遵义民日时整理开馆，以及到重庆争取外汇添购国外新版书刊等事务性工作，他都亲自过问、督促，甚至亲手经办。他曾一再教请图书馆泰斗刘国钧先生到校任课，后因故未能如愿，才继聘专家庭高品先生任图书馆馆长．皮高品教授在遵义与地方名流交游至广。图书馆曾把部分普
及读物、文史书籍复本，赠给地方学校（现在的文化小学、市立
二中等校今天还保存有浙大赠送的《宋史》、《明史》等书）。遵
义学界对浙大图书馆也极为关注与支持。当时在遵义的图书馆专
家除皮高品教授以外，浙大文学院不少教授也都是同业先辈。比
如：中文系夏定域（字朴山）教授，顾额刚先生门生、史学家、
目录学家、版本学家，在浙大开过目录学课程。1937 年起到抗
战胜利前的一段时间，对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的内迁装运、贮
藏、整理工作，付出过极大精力。抗战胜利后，任浙江省图书馆
研究员，对浙江地方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作出了贡献。史地系谭其
骗（字季龙）教授，当年顾顿刚先生最器重的青年史学家， 1936
年燕大研究院差半年毕业的时候，被聘为北平图书馆（北京图书
馆前身）馆员，从事地方志研究，为我国当代历史地理学专家。
中文系王焕镶（字驾吾）教授， 30 年代在柳治楼（字翼谋）主
持的南京国学图书馆从事编目工作多年，精于目录学，以编著
《首都志》闻名学界。副i承铃（字衡叔）教授，对善本古籍有研
究，胜利后任浙江省博物馆馆纭。史地系李洁非老师， 30 年代
在浙江省图书馆工作，史学家。1937 年受竺可桢校长委托，负责文澜阁四库全书内迂押运工作；另j遵义兼任史地研究所图书室工作。另外中文系祝文白教授，也是一位古籍专家。他们对学校图书馆的发展都作过不少帮助。还须一捷的是贵州省文学界老前辈意先艾先生，当时任遵义师范校长，与生校长及文学院一些教授交情至笃。蒙老1931一1937 年曾在北平松坡图书馆工作，也是当时遵义图书工作的前辈。他对当时遵义图书馆事业也卡分关心。浙大的一些读书活动、文艺活动，都是在师范学校举行的。师范学校师生也都积极参加。有人说过：如果那时浙大能增设一个图书馆学科的专业，在全国也当是第一流的。
抗战爆发后，浙江大学两年之内，四移校址，辗转五千里，历尽艰险，教学从未中辍，最后达遵义、湄潭。一个普通大学，几年之间，各方面蒸蒸日上科研、教学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引起国内外学界瞩目。今天不少当年在浙大工作的老教授、老专家，仍深切地留恋着这段难忘的学校生涯。我国的高等教育史研究者在总结这段经验肘，一致认为这与竺可桢校长亲自倡导并身体力行的“求是学风”和众多教授、学者治学严谨、勇于攀登的精神分不开。
同时，还必须看到，图书馆同志的辛勤劳动及十万册书刊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竺校长说得好：“一个大学必有众多超卓的学者，才能感到图书馆设备的重要；也唯有丰富的图书设备，才能吸引专家学者，而且助成他们的研究与教育事业．人才与设备之间，是铺车相依、相得益彰的。”可谓至理名言。
（本文作者：遵义医学院副教授，浙大中文系40 年代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