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雷达研究所的具体经过
张叶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日
一九四七年夏，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后，由许良英、吕东明同志（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浙大师生）介绍，到无锡青城中学教书，为进步事业工作。这年冬，于子三同学被害，国民党报纸登载着“新潮社”（浙大进步学生团体）社员名字，其中有青城中学教务主任向协五，他即赴解放区。我们几个浙大同学则坚持到学期结束才离开。我到南京，向吕东明同志汇报青城中学情况，并要求设法继续为进步事业服务。当他知道我有同乡在国民党国防部雷达研究所时，即说：需要有人进国民党军事机关。要我通过关系，进入该所，为进步事业工作。
该所隶属国民党国防部第六厅（负责国防科学技术发展），任务是接收、修理日军及美军留下的雷达，进行研究。该所共一百余人，其中各级科技人员三十余人。
我于一九四八年三月进所。其时，吕东明同志已调往上海，他叫我与仍在南京的浙大同学施雅风同志联系。施雅风同志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地理研究所工作，同时担任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以下简称“科协”）的组织工作。我浙大同班同学李寿同志（当时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也在该协会工作。我是“科协”的会员和“科学时代社”（以下简称“科时”）的社员，就以“科协”名义与施雅风和李寿同志取得联系。“科协”和“科时”，都是受我党影响的进步科学团体。“科时”的社员，很多是中共地下党员。当时的任务是：团结科学机构、工厂企业中的科技人员，进行爱国民主的教育，揭露国民党的压制民主、反共反人民、摧残教育、摧残科学的罪恶，为争取科学发展的民主政治权利而努力。施雅风、李寿同志常带给我“科协”会刊，我就将它和《科学时代》杂志，以及上海出版的民主报刊（《文汇报》、《展望》、《文萃》杂志等），给所中青年科技人员阅看，介绍国内政治形势和我党政治主张，传播爱国民主思想，扩大我党政治影响。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我地下党常通过“科时”南京分社，召开小型秘密会议，由施雅风、李寿同志通知我去参加，中心工作是：团结科技人员，防止国民党的破坏与撤逃，保护物资器材和科技人员，迎接解放。我也在该所青年科技人员中进行工作，团结一些人（有浙大同学范复礼、陈扬轩、郑乃森和别的大学的几个同学），介绍我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形势和我党政策，阐明“科时”、“科协”的上述任务。后来还介绍范复礼为“科协”会员（他在浙大就学时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这段时间，郑乃森还在夜间收听新华社广播，如《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宣布战犯名单，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保护好物资器材，不得破坏，等等，我们就在接近的青年技术人员、学徒中，暗中传播这些内容。
一九四八年底，南京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撤逃，该所原拟撤往台湾或广州。当时多数青年技术人员不愿去台湾，有个别人观望犹豫。我们就以从大陆去台湾的公务人员远离家乡，生活困苦为由，劝他们不要跟着跑。后因搞不到船只和火车皮而未迁成。我地下党及“科协”意图，是尽可能做到不撤走。因该所大部分人员是江浙人，所里最后决定迁杭州，留下少数人员看管留南京的器材。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底，该所分批迁杭。我本拟留南京保护器材，后见修好的几部雷达及重要器材、仪表都撤杭了，觉得留南京的器材已不可能撤走，但迁杭的雷达及器材还有被撤走的可能，因此，就告诉施雅风、李寿同志，我拟亲自去杭州设法防止国民党继续撤逃。同时，我将该所情况及留守南京的负责人告诉李寿同志，叫李寿以后有事可以找他（我也曾做过这位负责人的工作，介绍我党政策，要他保护好器材）。施雅风同志告诉我，到杭州后可找浙大联系。我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间，搭最后一辆雷达车到杭州。
到杭后，我首先找浙大许良英同志联系。记得许说过，他现在搞校内学生工作，校外工作由别人管。不久，谷超豪同志来找我。我向谷具体介绍了该所人员情况：所长葛正权，做过大学物理教授，可以争取。副所长叶彦世，曾长期在军统局主持电讯工作。技术人员中，一部分是大学毕业生，是所中的主要技术力量，他们大多重视技术，对政治不感兴趣，不是死心跟国民党走。另一部分，是过去跟叶彦世在军统局或其他国民党军事单位工作过的电讯人员，他们人数较少，不是主要技术力量。他们中以徐名冠较为反动，他是浙大反动学生，入学前在军统局做电讯工作。一些总务、后勤军官，思想较保守，但人数少，影响不大。还有技工、学徒、士兵，多是为谋生而来所工作的，他们身受国民党反动军官的欺压。我在所中，主要是团结一部分大学生出身的青年技术人员；对接近我们的学徒、技工，也做些宣传工作；对徐名冠则提高警惕。我曾向谷超豪同志谈了在南京时遵照“科时”、“科协”的要求所做的工作，请他指导我如何继续开展工作，防止国民党撤逃和破坏。谷叫我参加杭州“科时”、“科协”的活动。当时，杭州的“科时”、“科协”活动较活跃，吸收各工厂企业的青年科技人员参加，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我就在所中半公开的开展“科时”、“科协”的活动，邀请一些青年科技人员参加“科协”举办的座谈会、学术报告会，参观电厂、自来水厂、电信局、钱塘江海塘工程、民生制药厂等。他们过去生活局限在所的范围内，这次接触到各工厂、企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启发了思想，提高了觉悟。通过参观座谈，了解到别的工厂是怎样团结职工作好保护物资器材工作的，就讨论怎样在我所做好这些工作，这为以后的护所活动打下了基础（杭州解放前后，曾陆续吸收他们为“科协”会员）。
到杭州后，所里业务工作开展的不多。当时我党正和国民党进行和谈，所里也没有继续撤逃的动向。二月间，谷超豪同志拟发展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很激动，这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及自传交地下党组织审查。
一九四九年三月，谷超豪同志向我传达地下党指示，要仿照学校工厂护校护厂方式，组织起来护所，保存物资、器材和技术人员。当时，国民党国防部命令该所继续撤逃，但所里并无撤逃准备。这时一些青年技术人员、技工、学徒，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都不愿跟着逃跑受罪。所长葛正权也不想撤逃，有保存器材等待解放的意图。我向谷超豪同志汇报了以上情况，他说：要继续保持警惕，团结群众，适时做葛正权的工作。于是，我们向群众提出：“只要人员不散，机器设备完整，我们就有饭吃”的口号，进行深入的动员教育，并进一步做了争取葛正权的工作，支持他组织起来护所，把仓库加固，器材装箱造册，防止失丢。取出仓库中的枪支，组织防护队，保护所的安全，防止国民党散兵和坏人的抢劫破坏。采购粮食、柴、菜。葛正权并把公款购买的黄金、银元交出。
这时，徐名冠曾利用一部分江、浙人想回老家心理，提出发钱给个人好回家。如果人散了，就没法护所。我们一些青年技术人员坚持反对，主张采购粮食，保证生活，安定人心。大家推举我去采购粮食。徐名冠又自吹浙大膳团有他的熟人，能买到粮食，实际上徐对护所不积极，没买到粮食。后来我和一些人开汽车到附近县里才采购到。程嘉钧对护所表现积极，大家推选他为防护卫防负责人之一。我们找一些较有觉悟的学徒、技工、青年技术人员参加防护队，我和范复礼也参加了。
这时，叶彦世说：“即使逃不了，也要把汽车开进钱塘江，否则向上不好交待。”葛正权没有同意，其他人也大多不赞成。汽车开过江，前面没有目的地，人员和汽车都要受损失。我当即向谷超豪同志汇报以上情况。谷超豪同志说：“如果所里要把汽车开过钱塘江，就事先告诉我，以便地下党和浙东游击队联系，在路上拦截。”我说：“根据所里情况，葛正权也不同意，看来叶彦世的想法不一定实现”。后来果然如此。
到杭州后，范复礼也参加了“科学时代社”。杭州临解放前，“科学时代社”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秘密组织社员学习党的经济政策和接管政策，我们两人也参加了。
五月初，杭州解放前二、三天，国民党省、市政府及保安队逃走了，该所原由保安队担任警卫，这时就由防护队警卫。当时一些民众团体（商会等）组织了临时机构，以便在人民解放军到达前，维持治安秩序。我和程嘉钧曾到附近街道临时机构联系，商量共同维持治安，保护所的安全。杭州解放前夕，叶彦世匆忙逃走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杭州解放。解放军进城时，正好我与谷超豪同志在所外秘密接头，我们第一次见到亲爱的人民军队，非常高兴。谷超豪同志即匆忙返回，我也立即回所迎接解放。当天，人民解放军即来所接管，大家热烈欢迎，庆贺解放。该所除个别人员逃走外，绝大部分人员及全部雷达、器材物资、车辆、文件档案都留下了，没有撤逃和破坏。该所由浙江省军管会航空处接管。负责接管的第一任军代表是王中笑同志，接管后，仍名雷达研究所，原来人员全部留用，葛正权仍任所长。有国民党军籍的军官、士兵，改为职工。大家仍做原来工作，参照原薪发给工资。接管后不久，即将原总务组长和徐名冠等数人送去审查。
解放后几天，谷超豪同志通知我，地下党杭州市委已批准我入党。其时，浙江省军管会和杭州市委在某剧院召开大会，庆祝解放军与地下党会师，并欢迎坚持游击战争的同志，谷超豪同志也通知我去参加。后来，王中笑同志带给我一封谭震林同志（浙江省军管会主任）写给我的信，信上表扬了我和所中同志保护了所，并要我今后接受军代表的领导，协助做好接管工作。不久，我的组织关系由地下党转到了所里，编在军代表小组里（当时没有公开我的党员身份）。
不久，“科协”杭州分会召开全体会员大会，谭震林同志亲临大会作报告，大家都感到党对科学工作的重视和关怀。后来，“科协”在全市工厂企业发展基层组织。在军代表的赞同下，“科协雷达研究所支会”于五月十六日成立。成立时的会员有：范复礼、陈扬轩、郑乃森、周伦铨、罗纬、张懋绩、谭大政、程嘉钧和张叶明等。选举程嘉钧为干事会主席（因他是浙大高年级同学，在护所活动中表现积极）。后来支会改选，选张叶明为主席。以后又吸收了一些会员。
一九四九年十月五日，雷达研究所由杭州迁回南京，与原来留南京的部分合并，归华东军区航空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