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与大学科研-第6章

第6章 浙大文军始长征 家桢科研亦努力

　　几经周折，谈家桢终于在1937年7月初，回到了几度梦回的故乡。在异国他乡三年之后，信步走在西湖边，深吸一口略带潮湿又有花香般甜味的空气，一种游子回到母亲身边那样熟悉的情感油然而生。水光潋滟，山色空蒙，一派美好景色的杭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在最早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并在一个好校长领导下任职，这让谈家桢感到兴奋，立志要在这所学校里用平生所学，来开创一番事业并施展抱负。
　　谈家桢见过竺校长，并向他汇报了展开遗传学教育教学、科研的初步计划，尚未完全熟悉校园环境，国内形势却直转急下。1937年9月，在竺校长的带领下，浙大全校教授、学生、员工家属总计l000余人所组成的知识分子队伍，历经抗日烽火，艰苦卓绝地开始辗转西迁办学。
　　浙大选定的第一个迁校点，是浙江富春江上游的建德县城。生物系的大本营设在建德文庙。谈家桢担任的课程主要有《遗传学》、《细胞学》。他分别向生物系、农学院的1937级新生作了讲授，并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将一学期的课程内容全部结束。国难时期， 一切都无法用常规来衡量了。聊以安慰的是，越是环境艰苦，人们越是团结与体谅，更加努力教学与学习，所以教学效果还是不错的。
　　1937年12月，杭州沦陷。日寇继续南下，建德县城内警报日 多。浙大喘息未定，又要被迫再次迁徙。这次的目标是江西泰和，中途需要在水陆要冲吉安稍事停留。
　　浙大到达吉安后，借用白鹭洲中学。白鹭洲是个理想的读书胜地，在战时能找到这样的“世外桃源”，真是很不容易。谈家桢一如往，打开“宝箱” 就开始授课，主要是安排学生期终复习和考试，另外，继续野外考察和收集实验用材料，做他的科研与实验。
　　谈家桢在那时随身携带着一片大的木箱子[1]，除了几件换洗衣服外， 里面装的都是书、资料（包括以前关于瓢虫、果蝇遗传研究所积累的资料文献、实地考察报告）、相关标本、仪器，号称“百宝箱” 。谈家桢在一路搬迁的间隙，稍作安顿，就打开箱子坚持科学研究。
　　浙大在吉安过了一个冬天。1938年3月中旬，谈家桢随学校再度南下迁到泰和县城郊穷乡僻壤的上田村。
　　稍稍安顿后，谈家桢又打开了“百宝箱”。在泰和上田村，谈家桢上了一个学期（约18周）的课，主讲的内容是细胞学。同时，他在祠堂那里搭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台，架上了显微镜，继续进行以果蝇为材料的细胞遗传学研究。这一时期，谈家桢找到一位得力助手盛祖嘉。
　　其后，白天师生两人在室外捕捉课题研究所需要的大量果蝇，但泰和地区的果蝇稀少且个小，一天下来，搞得筋疲力尽。晚上或闲暇时间，他们还要细心喂养果蝇并一一编号，仔细观察与记录。
　　上田村1938年的夏天，酷热难忍，谈家桢体胖又怕热，在显微镜前观察小东西时，干脆赤膊上阵，完全沉浸在研究的情境之中。而盛祖嘉身体瘦小，短裤赤膊，与老师在一起是一对“滑稽”的对比。时间一长，专心致志进行研究的赤膊教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盛租嘉对科学研究的执著、认真、吃苦、甘于寂寞的精神力量认知，使他体会着“求是”两字的真实含义。
　　中国的土地上，此时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1938年4月，台儿庄会战大捷，国人扬眉吐气。但是日军欲进行徐州会战，打通津浦线，借以报复。6月15日，日本决定是年秋侵占武汉。正当师生俩热火朝天地做着实验研究时，南昌失陷，日军接着占领九江，沿长江两岸西攻武汉，泰和眼见着也保不住了。浙大被迫第三次迁校。当时决定先迁桂北重镇广西宜山，再看形势发展而定。
　　1938年8月，按照浙大迁校委员会的部署，图书、仪器循赣水上溯入桂，师生则沿浙赣公路、浙桂铁路西行。一路上，困难重重，但全体师生员工团结一致，特别是受学校派遣负责押运图书、仪器的师生，时而帮船夫拉纤，时而为船夫推船，一路遇空袭、遇触礁，经过无数劫难，历时40余天，在1938年10月底，大部分教职工和学生一起到达广西宜山。

[1] 其实，每个浙大的教师都有一个这样的大箱子。浙江大学竺可桢纪念馆里尚保存着竺可桢校长当年西迁时使用过的大木箱子。

　　1939年的春节，浙大师生就是在广西宜山白崖乡山脚下度过的。谈家桢培养的第一批学生是吴宝华（1938年毕业，后在杭州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第一批研究生是盛祖嘉、华冰寒。谈家桢把盛祖嘉留在身边，作为生物系的助教和助手，他的工资等费用都从谈家桢的研究专款中支付。
　　1939年在广西宜山，谈家桢所授的《遗传学》课程有学生30 人左右：生物系仅有王祖农、张本华两人；病虫害系有尹莘芸、梁鹗、葛起新、萧柔、徐荫昌、唐觉；蚕桑系有许兆壁、沈维祥；园艺系有蔡壬侯、赵荣琛、季恭俭、潘家苏、蔡致模、唐福圃、陈湘芸、朱维藩、蒋聪强；农艺系有林世成、郑长庚、朱德琳、熊重信、陈德植、乔礼秋、孟巨诛等。
　　1939年1月，日军开始南进，并占领了海南岛。11月展开“桂南会战”，日军动员海陆空十余万人，由华南派遣军司令安藤吉利指挥，向北部湾开始攻击，向桂南突袭。南宁失陷后，宜山亦无法安宁。1940年3至4月，谈家桢通过遵义县长刘慕曾、湄潭县长严付泉联系落实校址等具体事项。最后，竺可桢综合了多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胡刚复先生的考察报告，确定第四次大迁徙的目的地是黔北交通要道遵义地区，并以贵州、青岩、遵义、湄潭为浙大的落脚点。
　　从1937年9月始，浙大初迁浙江建德，再迁江西吉安、泰和， 三迁广两宜山，到1940年初再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建校， 至此辗转5000余里。其中有许多路程与当年红军长征路线基本吻合，到达终点又是遵义，因此称其为浙大的文军长征，实不为过。
　　值得一表的是，西迁的整个过程里，浙大运输的图书、仪器设备共计千余箱，到达贵州遵义、湄潭时，绝大部分图书没有遗失，仪器设备竟然没有损坏，堪称奇迹。
　　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它使浙大赢得了相对安静的环境和7年的时间。
　　谈家桢随学校全程经历长征，不仅在思想、感情上与浙大师生更加亲密，身体、意志也同样得到了磨炼，更主要的是通过亲历此次过程，从国难切肤之痛中提升并坚定了“科学救国”的理念，更自觉地投入到教学、科研之中。不仅是谈家桢，浙大的全体师生通过此次文军长征，或多或少都有这方面的情愫与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