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与大学科研-第10章

第10章 院系调整归复旦 三八线说定教育

　　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的精神，中央人民政府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制定了积极维持、逐步改造的方针，对旧中国高校进行接管、接办、接收和整顿的工作，在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的基础上迸行了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
　　1950年，民盟组织接受中共中央《有关各民主党派组织活动的决议》，并在民盟六中全会上，就《关于进一步整顿巩固组织》、《关于干部问题的决议》等确定以发展为主同时巩固的基调，在文教界知识分子中放手发展新盟员。
　　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始，运动的直接目的是清除封建、买办思想，划清敌我界线，同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界线，逐步确立工人阶级在学校和一些文化团体中的领导地位。出于这种形势和中国民主同盟自身建设的需要，民盟中央于1951年11月末在北京召开了组织宣传工作会议。会议特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作关于思想改造问题的讲话，内容涉及统一战线中为什么有思想改造问题、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什么特殊意义、知识分于怎样改造自己的思想、民主党派在领导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当中的作用以及所担负的任务等问题。
　　在民盟组织宣传工作会议期间，与会者根据基层组织反映的情况，认为发展新盟员要从工作实际需要出发，应当注意其在文教界知识分子中的代表性，再次建议修改民盟的组织路线，出台了《关于发展组织的指示》、《关手转向中上层发展组织的通知》等文件，逐步确立民盟“三个为主”，即大中城市为主、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文教界为主的组织路线。
　　刚留校任浙江大学助教的谷超豪，根据党组织安排参加了中国民主问盟，任民盟杭州市委委员，并任学校的统战委员。他根据学校党总支的意见，同时也根据会议精伸，着手发展在学校有代表性井具影响力的苏步青、谈家桢等人的入盟工作。在谷超豪积极介绍民盟的情况下，谈家桢具体了解到中国民主同盟是一个进步知识分子（尤以教育界人士为多）组成的民主党派，更敬佩民盟的张澜、沈钧儒等领导人为新中国建立而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合作的所作所为，是比较合适自己参加的。所以．谈家桢就主动在1951年10月提出申请，由时任民盟杭州市主委姜震中和邵均、田汝康、李春芬作为入盟介绍人、通过执委会复核，于1951年11月被批准并正式参加民盟。

民盟杭州市委编号128的谈家桢入盟申请表（民盟土海市委提供）

　　1951年9月，对于当时开展的各种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已申请加入民盟的谈家桢，按照、组织、学校的布置与要求，都认真地参加，特别对自己的出身、教会学校求学以及留美等诸多经历等因素，进行了反省，在此基础上开始系统地学习了《社会发展简史》、《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很受教育[1]。

[1］ 当时民盟的工作重点转移到参加国家文教建设方面，并以高等教育为重点，协助中国共产党做了三件事：一是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二是全国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三是教学改革。总的目标是：执行国家文数工作计划．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贯彻实施教育建设“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十六字方针，使文教工作更有效地为国家建设的总路线服务。
　　教师队伍的思想改造这一具体工作，实际上，从1951年9月在京、津高校部分教师学习会上，周恩来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讲话后，就已经开始。1951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思想改造运动正式拉开帷幕，民盟组织并发动盟员积极参加，号召盟员起模范带头作用，并先后组织盟员系统地学习毛泽东论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实践论》等经典文献。作为入盟不久的新盟员，谈家桢也积极投入，认真学习，结合运动的具体要求，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彻底摆脱了旧社会的影响，在思想上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团结一心地参与到国家建设工作上来。
　　1952年春，浙大的思想改造运动开始，这是思想文化战线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首次革命运动。动员大会在阳明馆前的大草坪上举行，二楼阳台当作主席台，昕众随意入场，大草坪上横七竖八，凌乱散漫。浙大思想改造学习委员会主任金孟加同志的报告政策鲜明，富有人情味，其人文学识渊博，深知知识分子的秉性，会场被营造得气氛相当活跃、热烈，连不少躺在草地上的学生都坐起来，昕得津津有味。接着校长王国松、教务长苏步青相继发言后，理学院院长谈家桢登上主席台。43岁的谈家桢这天身着一袭灰色西装，修整端庄，自信淡定。他从个人经历讲起，罗列了学习过程和工作历程中所做工作的重点，着重说明促使自己回国的爱国主义情结，然后逐条作自我检查。谈家桢操着一口浓重的宁波乡音，言辞温和，言谈之中对自己选择回国工作的正确性流露出一种喜悦的心情，让全场师生分明感到谈家桢浓重的爱国情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和独特而不可复制的人生路程。

　　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我们缺乏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曾一度不加分析地照搬苏联的一套做法。在遗传学领域，强制推行和灌输李森科的那套理论，打击和压制了摩尔根遗传学说和遗传学家。由于浙江大学地处江南一隅，苏联学森科派的干部们虽然已经在中国开始活动，但终究还未形成气候．所以刚上任浙大理学院院长不久的谈家桢，尚可按自己设想的蓝图部署工作，讲授《遗传学》、《达尔文进化论》等课程，加强实验室建设以及源源不断地送研究生去美国深造。
　　1952年，教育部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的方针，以华北、华东、中南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工作，并确定华东区的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和山东大学为综合性大学。7月，华东教育部着手部署院系调整。作为华东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会议的一部分，于1952年8月l日在复旦大学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华东教育部副部长陈其五进行院系调整的动员并作报告，至5日，会议结束。华东区院系调整协商委员会成立，下设秘书、组织、宣教、福利、人事、师资、仪器、设备、房屋、运输、图书调配等组，领导并组织相关事宜。
　　在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大环境中，浙江大学这样的综合性大学，也是不符合苏联高等院校专科性模式的。实施方案具体是把设有文、理、法、农、工、医、师范七个学院的浙大拆散，把一个在战火中历练壮大并拥有较强师资力量的综合性浙江大学，改成纯粹的工学院性质的学校，这无疑给浙大投下了一颗“氢弹”．让人震惊。
　　这样的决定，对浙大米说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变革，特别是涉及文理学院的全部，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事，自然反应强烈。陈立等部分名教授和大批师生接到本部苏步青的告知来信后，于安徽五河农村土改现场连夜开会，并于第二天步行80余里转舟车赶回杭州，直面反对军政接管委员会的命令，并向华东军政委员会进行了申诉。可当时竺可桢、马寅初、王淦昌、贝时璋、束星北等人已经奉令调往北京、山东等地任职，结果是人微言轻，且是大势所趋，在一片争议和反对声浪中，1952年8月，浙大师生争取与呼吁等努力，还是最终失败。

1952年8月，浙江大学生物系全体在阳明馆前合影
一排右是豆：胡J’p 堂、徐罕伦、ft.！煽珠、陈徐华、五I• If 卿、张四维、李南华、罗机玉、蒋4童音、吴天将‘ i主曼琪、痪，街山
二~jf 右赵：来化明、｛中崇f吉、1夺天在鸟．吴长春、王曰炜、徐雄飞、-if if 茂．谈家桢（攻击苦fii: 泛长）、江2申明（生物,f；， 主任｝ 、王凯恭、
周本湘、项维、陈士怡、或其灼j址熙
二J,j卡右起：许小毛、陈鸳声、夏晓，t， ＇ 毛品堂、命志险、硕保书、内Jit 丰、；， s. 毛’主f吉、赵李华、王再生‘部丈杰、张淑德、王玉七
敏、稽义琴、区；,t.人．项斯就. f.l: j主志
四~If右起：倪仲J岳、苏t幸运、苏德明. ；！月步介、毛节朵、玉启义、T 再柿、孙焕林、楼t;·仁、烧手且蒜、f;I;延琦、i.I. 松、高沛之、李永
锵、伞名春、手l·Pl乌良、张啥狄、.!Jl 品矶、三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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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大人在竺可桢、马寅初校长的领导下，排除万难，硬是把浙大办成了当时全国一流的大学；浙大人所经历的一切，虽小有波折，但总体团结向上，都把浙大当成了自已的家；同时，浙大人都期盼着新中国成立后，再一次为学校、为国家做贡献。此次院系调整着实使浙大蒙受了巨大损失。
　　当时，谈家桢从骨子里感到不舒服，打心眼里感到舍不得。作为一名教师，他在浙大已经度过了十多年教育教学和科研生涯，风风雨雨，经过了不少难关。经过竺可桢校长的卓越领导和诸多教师的共同努力，很不容易地建设成国内外均享有盛誉的浙大，如被迫拆散肯定不是谈家桢一人想不通。这因为已不是感情的问题，而是全体浙大人的心血使然。
　　谈家桢深深地体会到：要办一个好大学不易，要办好一个综合性的好大学更加不易，而一个决定拆散一个大学，特别是浙大，太可惜了。浙大好不容易积聚的师资力量，顿时分散四处，优势丧失殆尽；而每个重新组建的学校，因独立办学，其基础课程教师将严重不足，无疑造成教育质量的下降。殊不知，这个决定其实是解放初期，我国执行“全面学苏” 步骤中的一个部分。不仅是浙大，全国的高等院校基本上都有这个过程，只是浙大“受
伤”更严重些。对于这些、谈家桢并不十分清楚，由于他对浙大的眷恋，导致他对院系调整态度不明朗，甚至有抵触情绪，在日后的几次政治运动中，往往把这个问题，算作谈家桢的反苏言论来加以批判。
　　谈家桢调到复旦大学生物系时，他的心里不是没有想法，也十分不乐意，但组织调动必须服从，何况他本人还是浙大理学院的分配小组成员。于是，他就着手挑选了盛祖嘉、项维、王凯基和高沛之等一干人马到上海就任。这个挑选将浙大生物系的骨干力量进行了拆分，但在一定程度上，复旦大学生物系因谈家桢的到来，竟磕磕绊绊地成长为国内一流的生物学科基地，这是后话。

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亲自到火车站迎接浙大教师(1952年9月)
谈家桢等浙大教师到达复旦大学
谈家桢等到复旦大学生物系

　　1952年暑假，浙大生物系的教师被分散到好几个学校，除谈家桢率领盛祖嘉等一干人到复旦大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到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农业大学、杭州大学等，仲崇信到南京大学生物系。浙大生物系不复存在，直到很多年以后重建。
　　苏步青、陈建功、吴定良、谷超豪、胡和生、夏道行、卢鹤绂、吴征铠、陈耀祖、谈家桢、谭其骧、石钟慈、于同隐、孙宗彭、戚叔含、方重、盛祖嘉、郦庚元、赖祖武、殷鹏程、叶敬棠、龚升、张素诚等一大批教授、师生及其家属数百人，浩浩荡荡离杭赴沪。
　　时年43岁的谈家桢，是浙江大学的知名教授、理学院院长和民盟盟员，虽个人深感浙大这一凝结着竺可桢校长心血、众多教师为之付出而卓有成果的综合性大学被拆分，实在可惜，并在理智上认为这对中国的高等教育不利，但在组织层面上，他服从了国家的决定，于1952年9月，带领浙大生物系的部分教师到复旦大学报到，并出任生物系的系主任，开始了在复且将近56年的教学、科研工作，可谓又是一次新的“长征”。在民盟组织关系上，他融入了以沈志远、陈望道、胡曲园先生为主要领导的复且民盟组织，并以此为契机，做了更多的工作。
　　1952年9月间，离开浙大的这一天，正是下午两时许，浙大的学校领导与离校的老师们，把酒言别。离别的酒时常伴随着泪，浙大人此时的心情很难用文字表述. 苏步青先生更是把遗憾拌着白酒让自己喝醉，以致被人扶送上北去上海的火车。或许，苏步青不想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也许能将解数学题视若无物的苏步青，怎么也解不出自己为什么会被调出浙大的这道命题。不舍、心痛、疑惑更是被调离的浙大人此时的心境。
　　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亲自到上海火车站老北站，迎接从浙大来的众多教授、老师们。
　　谈家桢到达复且大学后，时任教务长的周谷城先生奉复旦大学陈望道校长之命，前来看望，同时带来校方的慰问和任命决定。周谷城对浙大来复旦大学的谈家桢、苏步青等知名教授表示欢迎和慰问，并询问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需要解决。他对谈家桢说： 经学校研究诀定，由谈家桢出任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在这之前，复且大学生物系主任是由张孟闻担任。陈望道校长等领导了解到在贵州湄潭期间，谈家桢与张孟闻之间翻过脸，关系一直紧张，为了缓解双方的矛盾以及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科研等工作，经校务决定谈家桢教授替代张孟闻任系主任，张孟闻为生物系教授，不再担任系内任何行政职务。同时，学校领导希望两人为把生物系搞好，以大局为重，和平共处。
　　谈家桢接受任命，开始了后半生在复旦大学的教育生涯。
　　1952年，谈家桢的留美学生刘祖洞，完成了美国密歇根大学动物学的学业，获博士学位。他不顾国内生物科学界正在受李森科的影响，义无反顾地回国，回到老师谈家桢的身边，加入复且大学生物系教师行列。
　　可以看到，复旦大学生物系的大部分教师是浙江大学生物系通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后逐步得到的，并最终在谈家桢的不懈努力和领导下，展开了学科发展新的局面。
　　身为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的谈家桢，在政治上、学术上受到极大的压力．无权讲授遗传学。但是，身为科学家的谈家桢深信：科学总是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真理最终会越辩越明的。
　　这时有人要他改教米丘林生物学，谈家桢宁可不教书，而去组织刘祖洞、项维、高沛之合译苏联大学的生物学教材，历时三年，1955年《生物学引论》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面世，宣传达尔文进化论，他坚信其研究方向没有错。

1955年《生物学引论》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谈家桢伏案备课（20世纪50年代初）

　　这一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最切是通过听报告、学文件、个人检查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形式进行的。在全面学苏、热潮的助推下，出现了“左”的倾向，于是进一步掀起了对“反动学术思想”的广泛批判， 这令谈家桢一下子陷入困难的境地。
　　与此同时，谈家桢全身心地投入生物系的队伍建设，使复旦大学生物系在颇为艰苦且干扰颇多的条件汇成为全国同类高校中专业齐全、教学实力坚强的一支队伍。复旦大学生物系相继成立了八个专业，并配备了十位学有所长的教授分别主持教学工作，他们是卢于道、张孟闻、王鸣岐、曲仲湘、忻介六、郑章成（原沪江大学）、焦启元、孙宗彭、吴定良和谈家桢。
　　复旦生物系的专业设置和人员配备如下：
　　动物学专业：脊椎动物学专门化的张孟闻、昆虫学专门化的忻介六。
　　植物学专业：高等植物学专门化的曲仲湘、低等植物学（菌类）的王鸣岐、低等植物学（藻类）的钱澄宇（曲仲湘夫人）
　　微生物学专业：王鸣岐、盛祖嘉、李君缨。
　　动物生理学专业：卢于道、孙宗彭。
　　植物生理学专业：焦启元（原金陵大学）、薛应龙。
　　人类学专业：吴定良、刘咸。
　　生物化学：沈仁权（盛祖嘉夫人）。
　　达尔文主义教研室的基本成员：谈家桢、盛祖嘉、刘祖洞、沈仁权、项维、高沛之。
　　那时，复旦大学人称此十位领军教授为生物系的八大龙王庙里的龙王。按谈家桢的话来说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相信依靠这些薪火与精华，有朝一日是要恢复遗传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的。

谈家桢与高沛之一起观察切片（20世纪50年代初）

　　1954年2月，从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的章振华，到复旦大学生物系报到。谈家桢询问章振华：“你在北农大研究生阶段读了哪些课程？哪几位老师授课？”章振华一一作答，谈家桢听后微微点头，以示满意，接着谈家桢突然说了句：“我在浙大，28 岁当教授。”章振华一愣，木然地说：“噢，我知道了。”两人第－次见面，章振华已然明白在谈家桢的团队里是不允许有“弱兵”的，必须认真学习与工作。当章振华根据自己的情况，确认从事遗传学教学方向后，谈家桢马上具体安排和指导他工作，安排他每学期都要承担遗传学课程和为生物系开设的基础课程的实验指导：第一学期是《遗传学》、《植物生理学》；有一个学期是《遗传学》、《脊椎动物解剖学》；还有一个学期是《遗传学》、《胚胎学》（是朱洗教授为研究生讲授的）。这显然是谈家桢考虑到章振华在北农大农学系毕业后缺少生物学基础知识，不够用于遗传学教学与科研，而安排他做课程实验准备，既能有课程教授直接具体指导，快速融入生物系教师闭队，又能熟悉基本的实验程式与技术，强补科研“死角”。几个学期后，章振华很快就具备了农学和生物学两门学科的基础知识，这不仅使章振华在教学备课上有“底气”，而且在他后来从事农作物的遗传育种研究和植物细胞工程研究时，这些知识在设计技术路线、实验结果分析与判断等方面起到了前期准备的作用。
　　谈家桢一贯重视培养学生（包括研究生和年轻教师），强调基础知识与理论的重要性，并对此用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专业课程设置犹如做“奶油蛋糕”，奶油可各式各样加上去。打下较为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就能在研究工作中容易发现和深入分析问题，变换新的研究方法，换句话说是能胜任工作，对于新的研究项目也能快速融入。
　　有一天，谈家桢从北京开会回到复旦，走进实验室看到章振华在做“菜粉蝶幼虫之间的血液交换”实验，谈家桢兴奋地脱下风衣，一边说道“啊，你也在做这个实验，我那时在摩尔根实验室做果蝇幼虫的血液交换，虫体比这要小多啦”，一边动手与章振华一起做实验。
　　1956年，中苏合作开展研究项目“稗草属的群体遗传研究”，由复旦大学遗传学教研室与苏联列宁格勒大学遗传教研室合作，谈家桢主持，高沛之、章振华参加具体工作。谈家桢指导工作很具体、细致，对实验也抓得很紧，一丝不苟。一天他刚从北京高教部开会回到学校，就要高沛之、章振华汇报近期的研究工作情况。当章振华解说了这一段做了哪些实验和得到的结果后，他突然问章振华：“稗草属的拉丁文是什么？”章振华立即作答：Echinochioa，谈家桢这才放心，并布置下阶段的研究重点。

20世纪50年代末，谈家桢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做实验

　　1957年，根据章振华的情况，谈家桢为他专门拟定了一个阅读计划，除要求他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掌握生物学的基础理论知识外，还一口气报了17本必读：《物种起源》、《遗传学》、《细胞学》、《植物杂交实验》等。谈家桢就这样指导章振华先掌握基础，再钻研经典著作，循序渐进地安排与培养他。章振华只是谈家桢的一个同事，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生，但谈家桢热忱地对待、热情地带教他。谈家桢就是这样用一贯的言传身教和对科学的认真，来换取中国所有搞生物学、遗传学、生命科学的人才逐步成长，超过自己，他希望看到中国的科学事业兴旺发达，希望看到祖国强盛。更难得的是．谈家桢这时的身边环境并不轻松，大环境还充满着压抑的背景。
　　1957年3月，谈家桢作为党外代表出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会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有意要调谈家桢到科学院，他委托谈家桢的同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现解释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生物学部主任、我国实验胚胎学创始人之一的童第周先生（1902-1979）找到谈家桢并透风：“中国科学院的选种馆，根据农业发展需要，要扩大改建一个趋于完整的遗传研究所，这个所的副所长一职，己考虑请你出任并主持遗传研究所的筹建工作。”[1] 在宣传会议期间，郭沫若就提出要调谈家桢到科学院，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工作。他认为，中国科学院是国家最高研究机构，大学理应要输送优秀人才。郭沫若回溯半年前在青岛举行的遗传学座谈会，十分动情地谈道：时不我待，遗传学在中国应加快发展，而成立遗传研究所更是迫不及待的事情，谈家桢是理想人选，有关部门应该顾全大局。

[1] 2011年8月，谈向东到北京中科院调研，在机关事务局领导的帮助下，查阅到：1957年1月20日中国科学院发文《商调谈家桢教授来院任遗传研究所副所长》，调函已经由中国科学院领导
签发，并报送中宣部干部处办理具体手续。

　　不料，高教部部长杨秀峰[1]执意不放人，理由十分充分并振振有词，直令满座为之动容：“国家培养一个优秀大学生不容易，更别说大学里的名教授。没有名教授就不可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来。这个道理很简单，而多年来科学院把高校人才都挖去了，长此以往，高校怎么发展？”说着，杨秀峰干脆把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名单当众宣读，历数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院从高校挖去了多少人才，说是“让事实说话”。
　　郭沫若听不下去，起身朗声道：科学院要办就要人，高校就应该支持，没有人才如何办好科学院？要不，科学院就归高教部领导吧。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双方都是学富五车的文人，情绪激动，争辩之声更是抑扬顿挫。大家屏息静听，又无不为二老为国家进步、科教事业发展而争人才的举动所感动。
　　谁说和平时期不需要英雄，只是工作各不同。
　　事实上，郭沫若领导的科学院和杨秀峰率领的高教部，因人事问题双方结怨很大，矛盾也非常尖锐。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很多人想到科学院来工作或科学院直接向高校里成名的领军教授们发出邀请。高教系统为此提出：取消科学院，科学院应分散到各大学去。并认为体系增加，导致科研人员分散，形成不了合力，直接影响了大学教育教学、科研的力量。当时民盟中央组织了一个科学体制委员会，人员有童第周、钱伟长等人，时任民盟中央领导的沈钧儒先生主持了以科学体制为专题的一次会议。会议上曾昭伦、钱伟长等主张取消科学院，并举例证明弊大干利；而童第周则发言认为科学院不能取消，童第周的发言还在《争鸣》杂志上刊出。正是因为有这个背景，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自已的办公室，也专门为此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目的是昕一下各方面的意见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出席会议者，高教部有杨秀峰等，科学院有书记张劲夫、院长郭沫若、吴有训、严济慈、童第周、范长江、于光远、胡乔木等。在列举的科学院出席会议部分人员名单里，可谓文武兼备，精英荟萃。科学院众人的主张或意见是“两者都要存在，要相互合作”。这个意见也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科学院当时的心情。高教部的同志又将科学院调人名单递交给主席一阅，也要一个说法，并强调了高校的困难。毛泽东在与会各位发言过后，经过思考果断地挥手道：“我给你们划条三八线，都要存在，不要再拉绳子。”

[1］杨秀峰作风务实，坚持原则。杨秀峰到全国各地了解教育情况，向来是轻车简从，便服微访。
　　有一次，他去上海育才中学参观，学校领导拨通知特地派人接，但杨部长依然乘有轨电车，一路步行到育才中学。

　　第二天的晚上，毛泽东指名要见谈家桢等人。当陆定一把谈家桢介绍给主席时，毛泽东亲切地紧紧握住谈家桢的手，并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啊！”显然，主席早已未见其人先闻其名了。接着，主席就询问谈家桢关于贯彻党的“双百方针”及在遗传学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意见，谈家桢爽直地汇报了在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上不同学派的遗传学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情况，以及会后复旦大学和其他院校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所出现的好苗头。毛泽东昕罢，沉思片刻又意味深长地表示：“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并鼓励：“你们在青岛会议开得很好嘛！要坚持真理，不要怕。一定要把遗传学工作搞起来。”这席话，使谈家桢思想上进一步获得解放，增加了工作的信心。
　　陪同接见的郭沫若不失时机地提出，为了尽快把中国遗传学搞上去，主张要把谈家桢调来北京主持科学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在座的杨秀峰立即起身站起来反对，表示不同意。结果，只能由一直在旁倾听的毛泽东主席出面决定。毛主席忍俊不禁地摆了摆手，并看看老朋友郭沫若和老部下杨秀峰，再次提出划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这场“争人”风波至此才算平息。郭沫若、畅秀峰两位先生昕力都不好，被戏称为“聋子”，因而这场“争人”风波，最后被演绎成“双龙抢珠”的佳话而留存史册。
　　谈家桢作为遗传学领域里的“翘楚”之一或公认的领军人物，被两大部门认可，因主席的“三八线”一语， 在人事方面从此留任复且大学工作。谈家桢事件是一个从侧面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层面对科学研究的重视与布局、对人才的看法或具体安排的案例。从院系调整到两大部门争人等事件，人事波折反复，不管过程如何，其结果却成就了谈家桢终生从教的完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