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家桢与大学科研-第12章

第12章 西湖烟雨读书处 指点江山存佳话

　　1957年5月后，反右运动、大鸣大放[1]开始。
　　生性不羁、心直口快的谈家桢，认为自己是在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作为著名的民主人士是在对党提出善意意见，有啥说啥，积极参加鸣放。特别是在亲身参加青岛会议、全国宣传会议期间．聆听了毛泽东主席的讲话与勉励， 信心十足，勇气十足，直言不讳地在三个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是关于院系调整问题。谈家桢认为，把包含文、理、法、工、农、医等学科的综合性的浙江大学，拆成各自独立相对专科的院校，显见对培养学生不利，对工、农、医学发展不利。他指出：综合性大学的基础课师资有着很强的优势，拆散以后的院校，基础课相对薄弱许多。
　　二是关于学习苏联问题。谈家桢认为，由于全盘学习苏联，致使中国遗传学事业受到巨大损失。李森科借用斯大林的影响力，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改变和挽救苏联的农业落后局面，反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李森科主义”的影响，后果严重。
　　三是关于科学院机构建设问题。谈家桢认为，从欧美各国国家科学院体制来看，国家科学院通常只起到全国性科研工作的指导与协调作用。但在中国科学院机构庞大，成为一个研究实体。规定研究院搞研究，大学只管教学，这不是一种先进的做法。他指出，大学要办研究所，让科研和教学互相促进，把科研和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三条意见或看法，是经过认真思考并根据大学任务的实质，结合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及毛泽东主席讲话精神并予以总结的肺腑之言。然而，谈家桢提出的这三个问题，尤其是“学习苏联”问题，在当时仍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事情。尽管自斯大林逝世以后，中国已经开始检查这方面的利弊，对李森科问题产生的影响开始反思与纠正，但问题总需要一个认识过程。殊不知，他的看法与言论已被定性为反苏、反党言论，碍于他在学术界的特殊地位和影响，上海市委保留了一顶“内定右派”的帽子。
　　当时负责上海教育卫生工作并兼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的杨西光，接连几次找谈家桢谈话，要他看清楚形势，要有所收敛并关照要三缄其口。同时，谈家桢自己也看到一起去北京怀仁堂开会的上海文艺界的四位代表，除赵丹被保下来外，吴茵、石挥、吴永刚均已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忧心忡忡，担心自己的处境，如果被打成右派，把遗传学搞上去的宏愿将成为泡影。
　　中宣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周扬在上海时，同意不划傅雷为右派，柯庆施当面赞同不划，但事后仍将傅雷补划为右派分子。在柯庆施手里的右派名单里，谈家桢是否在列，不得而知。
　　为了挽救谈家桢，杨西光还亲自登门，肯定谈家桢对党还是好的。
　　有些人被戴上右派帽子，谈家桢是想不通的。
　　张孟闻的罪状是他提出麻雀既是害鸟又是益鸟，就说他与毛泽东主席提出的“除四害”唱反调，因而上纲上线为反毛主席言论， 定为右派。虽然在个人关系上，在浙江大学时两人之间存有芥蒂，关系也不融洽，但张孟闻自此而成为右派，谈家桢暗自为他叫屈。
　　令谈家桢深感惋惜的是，他在浙江大学时的最后一个得意门生高沛之，也被打成右派。
　　高沛之是一名很有才华的青年教师，精通英文、法文、德文和俄文，在学生时期已直接与辐射遗传学奠基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穆勒教授通信联系。高沛之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在复旦大学素有“活字典”之称，看书过目不忘。高沛之曾开过《米丘林遗传学》课程，但他的学术观点始终是经典遗传学的，由于融会贯通，互为比较，又以他的理解米授课，讲课清晰透彻，受到学生欢迎。高沛之也是教师团支部书记，有一定的活动能力。谈家桢深爱这位弟子，认为其是最为突出的学生之一。
　　青岛遗传学会议后不久，苏联著名的植物分类学家、科学院的元老苏卡契夫来华并去云南进行植物考察，高沛之作为植物生态学家兼翻译陪同前往，前后约半年时间。苏卡契夫反对李森科那一套，态度坚决，从苏卡契夫那里高沛之了解到苏联遗传学界的状况和李森科下台的消息。高沛之在思想上接受苏卡契夫的影响，在云南时，曾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给复旦大学党委，从苏联李森科下台，联系到中国共产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问题，指出：党委不要插手遗传学问题，遗传学问题可以放手交给谈家桢去搞。
　　复旦大学党委原不准备公开此信，对高沛之采取保护政策，这一点谈家桢是清楚的。高沛之回校后，谈家桢着急地规劝：你现在是党委保护对象，运动已近尾声，说话一定要慎之又慎。又谈到：信中的一些说法涉及党的领导问题和专家治校问题，这些说法巳经清楚地表明了属于“右派”言论，你干万不要再说了。但是，血气方刚的高沛之，一条路走到底，并贴出大字报，说谈家桢压制他“鸣放”，依然扩散他的观点，再加上有人为此大做文章，事态越演越烈，党委再也保护不了他，只能将信公之于众，供人批判。这样，在反右斗争后期，生物系又增加了一个“右派”。
　　1957年7月，毛泽东主席来到了上海。
　　正在复旦大学上班的谈家桢，突然接到一个重要会议通知，地点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时间是7月7日下午，他匆匆赶去。到达之后才知道，是毛泽东主席指示上海市委，组织并接见一批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社会各界的代表。因为几个月前，刚刚在怀仁堂见过面，所以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显得分外亲切：“老朋友啦，谈先生！”，又说：“辛苦了，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
　　正是毛泽东的这一热情招呼，摘掉了戴在谈家桢头上的那顶“内定右派”的帽子。

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上海各界代表人士，毛泽东与右下角的谈家桢热情招呼：“老朋友啦，谈先生！”

　　所谓好事多磨，谈家桢的个人命运也多波折。谈家桢在反右运动过程里，虽与张孟闻、高沛之等人命运不同，但随着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与批判，那种向往已久的宽松气氛日渐消失，他对“双百方针”本来意义的认识，开始感到困惑。
　　青岛遗传会议后，谈家桢公开发表了《我对遗传学中百家争鸣的看法》，反响强烈，有许多人写信来表达各种不同的意见，更多的是要求到谈家桢那里进修遗传学。
　　在复旦大学，经过谈家桢的敦促与协商，生物系率先恢复了经典遗传学的讲授。但是，谈家桢历来不主张将遗传学以个人各义来命名，如摩尔根遗传学或米丘林遗传学，所以在他的主持下，他开设的课程名称为《细胞遗传学》，与刘祖洞一起承担教学，讲的内容则是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说及其最新进展。
　　1957年考进复旦大学生物系本科的莫鑫泉回忆道：当初在人民日报看到谈家桢写的《我对遗传学中国家争鸣的看法》，因感到非常有兴趣，遂产生报考意愿并被幸运录取。也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效应，复旦才恢复摩尔根遗传学的教学。莫鑫泉那班生物系的学生必须同时学习摩尔根、米丘林两门遗传学课程。《摩尔根遗传学》由刘祖洞教授主讲，而《米丘林遗传学》的主讲老师虽然在课堂上振振有词，但因内容贫乏和缺少逻辑性，学起来枯燥无味。尽管如此，但因政治倾向明显，有的同学认为学好米丘林、拥护并为其辩护是思想进步，靠近党、团组织的具体表现。谈家桢则主讲《达尔文进化论》。在20世纪50年代达尔文进化论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综合进化论。摩尔根遗传学的渗透和一些著名的数理统计学家如Fisher, Wright等运用数学方法计算一个变化的基因在群体中的漂移的命运，为达尔文进化论增添了新的内容。谈家桢的导师之一杜布赞斯基就是现代综合进化论的缔造者，所以谈家桢讲授这门课当然是得心应手。还是因为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原因，谈家桢在讲课时不必忌讳有人上告他贩卖“私货”，他可以把摩尔根遗传学的要义，结合国际学术上的最新进展．融合在进化论中深入浅出地介绍给学生，学生们则聚精会神地听与做笔记，不知不觉，一堂课就很快过去了，学生们感觉意犹未尽。课后莫鑫泉还时常问些不解之处，谈家桢都很耐心地一一作答，对于有些复杂问题，也常以“向前看”来开导莫鑫泉，因为科学在发展，等到遗传物质的化学结构搞清楚了，争论也自然结束。莫鑫泉经常发问，引得谈家桢非常高兴，邀学生有空到家里坐坐。当莫鑫泉去时，谈家桢的夫人傅曼芸拿出茶和糕点招待，这杯茶使日后任职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研究员的莫鑫泉一生感到老师的关怀并记忆犹新。
　　李育阳也是因谈家桢盛名，于1957年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二年级时分配专业，由于竞争太过激烈，他未能如愿进入遗传专业。大学毕业后李育阳留校，师从当年刚从苏联迸修回国的李君璎，参加放射微生物学的研究。在文革期间，李育阳成为工业微生物专业的一名老师，参加工业微生物育种实验的教学工作，以及石油发酵柠檬酸、石油发酵蛋白酶的育种工作。在学校遗传学研究所调整充实时，李育阳与其他10多位在微生物教研组工作的同事一起，被调入遗传所微生物遗传学研究室，后来又成为新成立的遗传所遗传工程研究室的一员。就这样，李育阳如愿进入了遗传学领域，有幸直接接受谈家桢、盛祖嘉等先生的教育与培养。
　　葛扣麟于1951年考进浙大，1955年在浙江大学本科毕业，曾在申宗坦先生指导下，学习米丘林遗传学井完成毕业论文，毕业后留浙江农学院工作。葛扣麟对两个遗传学派都曾学习，他坦言对李森科采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语录来阐述遗传机理，一直云里雾里，不得要领，例如一点一滴均可遗传、外部条件因素凡经新陈代谢或参与生殖细胞建成者均可遗传等观点，几乎是哲学代替科学。但是，葛扣麟毕竟对谈家桢上的《遗传学》课程有所了解，加上1956年有一段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葛扣麟读到谈家桢等合译的《生物学引论》和已在复旦工作的学长蔡以欣寄来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发言纪录》后，直感言之有物，尤其对孟德尔遗传学近期的发展成果颇有体会与理解，一颗年轻的、向往学习的心开始萌动，所以1957年他又考取复旦大学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2]，师从谈家桢、刘祖洞等先生。
　　谈家桢领导的遗传学教研室，其成员大部都是浙大的原班人马，因此每周一次的读书报告会照例进行。在外部社会环境纷扰的情况下，始终坚持科研与教学，这是谈家桢一贯的性格所决定的。当时远缘杂交、无性嫁接广泛用于育种实践，借以育成的新品种时有传闻。此类所谓杂种缺乏细胞学证据，无一例外呈现母本种的核型（后被称为“非精卵结合”的远缘杂种）。当时，DNA是否是遗传物质载体还在争论不休，质疑在所难免。谈家桢却在报告会上告诫、指导并鼓励学生说：孟德尔分离定律到交换连锁是应对挑战、直面矛盾冲突的突出例证，遗传现象是客观存在，是用科学的实验方法实验得到的事实，最为重要，不能一叶障目，刻舟求剑，机遇常存于意外和矛盾之中。
　　葛扣麟在油菜远缘杂交获得的白花油菜中，碰到奇遇：开黄花的八倍体油菜作母本与开白花的远缘种二倍体杂交，杂种一代为中间型淡黄花，形态如母本，并非预期的五倍体而是四倍体。自交二代，花色分离为从黄到白一系列花色过渡类型，对龙头病抗性表现突出。细胞学发现，八倍体母本存在特有的减数分裂和配子形成过程，会产生三倍休配子相应获得四倍体杂种便成为可能。谈家桢对葛扣麟的这一意外实验结果非常关注，并亲自检查细胞染色体图像，亲自下基点田间勘察抗病性实况，并向科学院前来复旦考察工作的竺可桢先生介绍了这一实验。葛扣麟的科研思路也被这“意外中存在机遇”的实验结果给打开了。
　　据1959年考进复旦大学生物系生物化学专业的洪国藩回忆，与莫鑫泉那届一样，遗传学有两门课程。刘祖洞在上摩尔根遗传学课程时，为了反击米丘林-李森科的所谓非基因学说，激动地在课堂上说过一句重话：“把我烧成灰，你还能从中找到基因。”性格内向的刘祖洞能说这句话，既是反映了一种内心对当初处境的不满，也是讲解课程内容的实质；这是一种忿忿的情结，更是追求真理的呐喊。谁都知道那时以谈家桢为首的中国摩尔根遗传学家们，为了科学、真理、求是，受了多大的打压和委屈。
　　1956年8月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结束后，谈家桢不失时机地于1956年9月在复旦大学办起全国第一个专门讲授基因染色体理论的研究班，招收研究生和进修生，以培养人才。谈家桢经过认真挑选，接受了8名进修教师和3位研究生。在谈家桢看来，要推动中国遗传事业的发展，人才足第一重要的。

讲授基因染色体理论的研究班合影
前排左五起：刘祖洞、盛祖嘉、项维、高沛之
后排右四起：赵寿元、张忠恕、庚镇城、薛京伦、汪训明

　　庚镇城就是其中一位由山西师范学院（今山西大学的前身）生物系选派的进修教师。庚镇城在山西师范学院生物系任《植物学》、《米丘林生物学》、《达尔文主义》三门课程的助教，主要从事三门课程的实验课、答疑和主持讨论会。由于工作需要，他必须掌握动植物学、细胞学的基本知识，必须阅读拉马克、达尔文、海格尔等人的名著，更必须熟读教育部建议使用的由苏联专家（绥吉纳、杜伯勒维娜、图尔宾等）撰写的达尔文主义教材和遗传学教程，当然他还阅读了李森科、努日金、格鲁森科、斯丹达尔等米丘林学派权威人士的不少中、俄文论著。可以说，庚镇城已经认为米丘林学派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并是其坚定的“信徒”。
　　庚镇城作为进修教师是在一个下着秋雨的下午，来到复旦生物系（原300号楼）报到的。办完手续，办公室人员说要庚镇城到谈家桢办公室去见个面。庚镇城忐忑不安地去见大学者谈家桢。刚见面，谈家桢简单地询问庚镇城来自什么单位、做过哪些具体工作之后，话题一转，便言简意赅地讲起打破李森科学派一统天下的阴沉局面，开展百家争鸣的重要意义，并向庚镇城扼要地讲解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基本观点和利用果蝇做遗传学研究的诸多要点。虽然谈家桢的一口“宁波上海话”让庚镇城昕得云里雾里，但他的叙述和论点让庚镇城非常明白，日后要学的遗传学与米丘林的大相径庭。
　　这个研究班规模不是很大，研究生、进修教师、旁昕助教加起来总共十来人，但谈家桢对这个新生事物却倾注大量精力，先后组织多位一流学者给研究班授课。刘祖洞教授讲授《普通遗传学》（使用辛诺脱、邓恩的《遗传学原理》作教材）；高沛之先生对比两个学派的观点讲授《达尔文主义》；盛祖嘉教授讲授《微生物遗传学》；王宗清先生、项维先生讲授《细胞学》；请中国科学院的王洗、庄孝穗先生讲授《发生学》；余家璜先生讲授《放射生物学》；谈家桢则亲自讲授《进化遗传学》（采用杜布赞斯基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作教材）。庚镇城还到人类学研究班去听吴定良先生的《生物统计学》和刘咸的《猿猴学》、《人类学》等。蔡以欣先生一边听课，一边带研究班学生到嘉定南翔等处采集果蝇并做果蝇遗传学实验。等学习任务完成，庚镇城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接受过两个学派的系统训练，最后，他选择了在实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遗传学作为终生的事业。
　　遗传学教研室的成立，也是谈家桢长期想搞的一件事，借青岛遗传学座谈会的东凤，经过诸多努力后，由高教部专门拨款2万元而得以开展。1958年，谈家桢将复旦大学生物系的达尔文主义教研室正式更名为遗传学教研室，作为系主任的他亲自担任了这个教研室的主任。遗传学教研室的教师共有13人，其中以谈家桢为首的摩尔根学派7人，米丘林学派2人，另有4人，也有部分新毕业的学生充实队伍，如张忠恕、张冬生等。在教研室里两个学派有时为分歧的观点而争得面红耳赤，但基本上处于你上你的课、我讲我的说法这种和平共处的状态。作为教研室主任，谈家桢虽然不同意2位老师所持的米丘林遗传学说的观点，但尊重他们的工作，生活上一视同仁。
　　青岛遗传学会议后，我国仍从苏联请了一些持李森科观点的遗传学家来华讲课、做报告，他们仍以“帽子”、“棍子”的方式，严重干扰国内遗传学研究的趋于正常的氛围。
　　1958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细胞学教授麦克劳夫应邀到北京大学讲课．有关部门要求搞遗传学的教师和研究人员前去昕课。麦克劳夫在讲学中仍贩卖李森科那套，还说摩尔根学说的追随者鼓吹基因在染色体上，而染色体只是一个“人工产物”，根本不承认细胞中存在染色体，更不用说承认1953年发现DNA分子双螺旋模型的伟大意义。
　　后来麦克劳夫又到上海开座谈会，谈家桢又被点名参加。在座谈会上，谈家桢、施履吉等人针锋相对地指出，遗传学的进展己能明确基因的化学结构和功能，视而不见这些科学事实是十分荒谬的。
　　1960年，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吉洪诺娃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批判》一书，这是苏联专家吉洪诺娃在1956年应武汉大学生物系邀请给研究生和进修生的讲课稿。书中开宗明义写道：“更重要的一点是，只有掌握了米丘林遗传原理，才有批判的武器，才能正确认识孟德尔-摩尔根派的形而上学与唯心的本质。”书中还进一步提醒人们：进步的米丘林遗传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对现代孟德尔-摩尔根主义进行批判性分析。
　　让谈家桢不解的事远远不止一件。
　　“双百方针”的贯彻遇到重大的阻力，在遗传学领域出现不正常的回潮，是有源头的。苏联在1956年撤去了李森科的职务后，《植物学报》对李森科进行了集中批判。1958年，苏共党报《真理报》火力猛烈地批评了《植物学报》在批判李森科问题上的立场。赫鲁晓夫又出尔反尔地庇护、支持李森科，并在中央全会上点名批评了摩尔根学派的代表人物，苏联科学院院士杜比宁。
　　杜比宁是世界上有各的遗传学家，曾发现遗传因子的可裂变现象，发展了在群体中进行的自动过程的遗传学，并根据突变理论奠定了他选择高产植物品种方法的基础．进行了由辐射引起突变的实验．从而作出了宇宙飞行对人体无害的结论，并为一门新学科——宇航遗传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56年，杜比宁被委托筹建西伯利亚的细胞学及遗传学研究所，并任所长。
　　1957年，赫鲁晓夫在苏联各媒体上指责杜比宁道：“杜比宁是米丘林学派的反对者，他的工作对科学及实践没有带来多少好处，如果他还有点名气，那是因为他在自己的论文及发言中反对李森科院士的理论与实践。”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接着重演了1948年的一幕，这完全是赫鲁晓夫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苏联的回潮现象致使我国在遗传学说上出现反反复复的做法，着实让谈家桢大为恼火。
　　虽然学术界的气氛没有谈家桢预朋的那么好，但还不至于倒退到青岛会议之前的处境。在以后的日子里，谈家桢的很多时间与精力消耗在大、小政治运动和各式各样的批判、斗争、学习等会议里，每天还有数不清的校务、系务等工作。他多么希望有一点时间致力于遗传学科研工作，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基础性工作，为的是积累“资本”，有朝一日使遗传学教学和科研全面展开。
　　1958年1月4日傍晚，谈家桢在复旦大学宿舍的家中刚吃完晚饭，突然接到上海市委的一个紧急通知，让他马上去锦江饭店，不明就理的谈家桢被上海市委统战部安排的小车，直接送至位于南京路的统战部机关。
　　当晚，已经睡下的新民报社社长、杂文家赵超构被叫起、连夜被接到此地，看到已先期到达的复旦大学的周谷城与谈家桢教授，三人面面相觑，惊疑参半，鉴于时下的政治气候，他们心里暗想：我们都是不久前刚刚保护过关的角色，难道又出什么事了？
　　人到齐并被告之要去杭州后，即驱车前往江湾军用机场，途径复旦大学谈家桢要求停车，并到宿舍传达室，请门房师傅转告夫人傅曼芸他要去杭州出差。小车转到机场，登上早已等候的主席专机时，他们才彻底明白是怎么回事。主席专机飞抵杭州已是晚上11点多了，他们再从笕桥机场乘车赶到刘公堤边的刘庄，已是子夜了。
　　毛泽东主席站在客厅门口亲自迎接．一一挥手后打趣说：“抱歉，抱歉，半夜把你们揪出来，耽搁你们睡觉啦。”
　　刘庄地处西湖丁家山前的隐秀桥之西，号称西湖西山之下的第一名园，原为晚清广东香山富绅刘学洵之私人别墅，新中国成立后并入附近的康庄、杨庄、范庄而成浙江省委第一招待所。后来此招待所专门用作毛泽东在杭州的行馆，就不再对外开放了。刘庄三面傍湖，北面倚山（丁家山，也称康山），山高约40余米，因康有为曾在此隐居而闻名。山顶有三间砖木结构之古建筑，为四壁书橱之平房，毛泽东深爱此环境，就选在这所平房里读书。
　　他们三人随着毛泽东进入幽雅的小厅，但见窗明几净，陈设古朴，唯中央一张方桌，周围四把软椅而已。宾主四人团团坐了，此时窗外皓月当空，湖面碧波荡漾，真是清静之极。一支烟，一杯茶，博古通今的毛泽东便开始纵论古今，话题涉及生物遗传、逻辑、史学、哲学、文学等，也不时说些野史轶闻，调节气氛。
　　毛主席想引导赵超构办报搞宣传，一定要注意克服片面性，分清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要看到成绩，也要两点论，不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就以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为例，幽默地说：“登徒子娶了个丑媳妇，蓬头垢面，豁唇缺齿，双耳卷曲，瘸脚驼背，满身班疮……很难看是不？但登徒子却喜欢得着了迷，跟她生了五个儿子，还没个完。”说到此处，他将话锋一转：“你看登徒子对丑媳妇忠贞不贰，是遵守《婚姻法》的模范啊，但宋玉却说他好色。宋玉用的就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赵超构昕得频频点头，承认自已所写的有些杂文、评论正犯了这个毛病，确实有很大的片面性，不讲辩证法。
　　言谈中，主席反复说：“不论办什么事，都要从6亿5千万人民出发来考虑问题。”他希望这三位党外朋友“不要老呆在教室里、报馆里，应该到人民群众中去，去走走听听，去呼吸新鲜空气”。毛泽东紧接着还说了句在当时听来是句笑话，事后才知是个预言式的警告：“知识分子一定要走出书斋。如果你不肯自动出来，将来会有人把你们揪出米的！”
　　毛泽东邀请三位学者共进夜宵，对毛泽东来说这却是晚饭。因为来了客人，所以又特地加了两个菜，大家还都喝了一点酒。饭后，毛泽东谈兴更浓。
　　毛泽东问他在湖南念书时的老同学、历史学家周谷城：“你知道关公姓什么？”周谷城一时语塞，主席就笑着说：“关公杀了人，四处逃亡，过关时关吏查问他姓氏，他一时情急，只能以手指关，代替回答，从此便姓了关。”听得大家哈哈大笑。
　　毛主席这回着重与谈家桢探讨遗传学的摩尔根派和李森科派的论争问题，井再次关切地问谈家桢：“要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究竟还有什么障碍和困难？”
　　面对毛主席关切的询问，谈家桢百感交集，青岛会议以来的种种甜酸苦辣一齐涌上心头：正是由于毛主席的关怀，才有了由中宣部、科学院和高教部联合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为摩尔根学派和自己脱去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帽子。1956年，毛主席提出“双百”方针，我国的遗传学研究获得了发展空间，谁知紧接着反有斗争到米，自己又因为触及了院系调整、一切学习苏联的弊端等问题，而受到左倾势力的责难，差一点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上海市委那位以“毛主席的好学生”自居的一把手，实际上却并不重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以致下面的干部对自已，也只当是照顾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统战需要”而加以敷衍、利用，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支持和帮助。想到这里，谈家桢直抒胸臆：“‘双百方针’ 贯彻后，情况确实有所好转，教研室成立起来了，我本人也可以开课讲授遗传理论了，但有些人却只是将这些看成是统战工作的需要，是一种对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照顾的特殊政策，在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因此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的阻力还是很大的。”
　　毛泽东主席要求谈家桢具体讲一下两个学派的不同或研究的角度等问题时，谈家桢有如下阐述：李森科是个外因论者。他的观点实际上与主席所阐述的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相反．因此也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李森科的观点源于法国动物学家拉马克提出的“获得性遗传”的概念，典型的例子是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长的问题。这个概念主要基于简单的现象观察和推论，是一个粗浅的、不严格的概念，因为它没有把获得性和获得性状区分开来，对于环境对生物获得性状的作用方式没有阐述清楚，即没有把诱变和选择这两种不同的作用区分开来。比如，昆虫的抗药性问题，按照拉马克的观点，认为由于有了农药的使用，才使昆虫有了抗药性。而正确的理解是，昆虫体内的内因（基因）有抗药和不抗药两种情况，在不使用农药时是看不出来的；用药后就让它得到筛选，抗药的个体得以保留，不抗药的个体就被掏汰。经过一系列严格控制的实验证明生物遗传与环境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在遗传学上，获得性遗传的概念就逐渐地被抛弃了，很少有人再相信了。
　　接着谈家桢又说到：李森科抛出的东西的核心内容，也就是这一过时的概念。特别是他又打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就更具欺骗性。他的根据春麦变冬麦，也是荒谬的。诱变的因素和选择的因素是分开来的，诱变是不定向的，而选择是定向的。李森科则把两者混在一起，认为环境可以定向地影响生物，把科学简单化到一两句话，就能解决遗传学上的基本问题或理论，对于不懂遗传学专业的人来说，比较容易接受，有一定的市场。李森科事件从苏联被及我国，有些问题值得深思。一是自然科学有无阶级性的问题，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有明确的论述；二是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具休科学，因为两者的层次不同，马克思主义是高度的概括；三是学术问题老是跟人的关系混在一起，这很不好；四是科学有个应用的问题．例如对原子弹的应用，帝国主义可以用来恐吓别人，我们则可以和平利用它造福人类，人类遗传学也是一样，种族主义把它用作侵略的借口，而我们今天提倡优生，是为了提高人口的质量。
　　毛泽东仔细地听谈家桢把话说完，勉励道：“不要怕，要坚恃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又加重语气说：“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
　　或许，1958年时的毛泽东在思考领导新中国各方面取得成就的战略措施时，其考虑的深度与广度是旁人不可知的，但请谈家桢来“以人为镜”，并通过生物学领域这个单学科来总体思考中国科学技术从什么角度发展并期望能尽快地赶超世界水平，是可知的，是有迹可寻的。
　　四个小时的畅谈后，已是凌晨3时许，毛泽东起来送客，说： “哦，不早了，不早了，你们太累了，请回去休息，我们改日再叙如何？”说笑着亲自送谈家桢他们三人走过临湖的一条将近三百米的曲径长廊，到门口上车。
　　月光下的西湖寂静无声，霜气氤氲中但见楼阁翼然，水湄错杂，诗人毛泽东一定是有所感了，所以就环顾三位学者并指着月亮说：“我们这样的聚会，也可称得上是一段‘西湖佳话’了吧？”大家一边点头称是，一边与毛主席握手告别。
　　翌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又叫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邀三位共进午餐。时任浙江省委书记江华宴请毛泽东和他的三位客人，席设杭州饭店，一共两桌。主席在主桌并坐北朝南，江华与主席对面作为主陪、东道主，谈家桢在主席左手，赵超构次之，周谷城则在主席的右手。
　　这天，毛主席请谈家桢坐在他的身边，边吃边谈各种问题，特别谈到我国的科学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毛主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心。
　　这顿午餐后，心情大好的谈家桢告别众人，轻车熟路地步行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浙江大学求是村，直奔好友杨鸿才的家里。杨鸿才、徐乃谦夫妇为他专门准备了一大碗阳春面，向来好胃口的谈家桢一口气将面吃完，并与好友及邻居们，也是浙江大学的部分师生们，分享了面见毛主席的喜悦。
　　一介百姓谈家桢坐在好友的家里，自在坦然。吃着自己喜爱的阳春面，围坐着一群普通又亲切的朋友，这与在杭州饭店和主席一起吃饭的场面反差之大，是可以想象的。此时的谈家桢是真实的、平实的，但谈家桢此时的心情仍旧是高兴并激动着的，同时也是沉重的。因为，考虑到眼前的局势，要将新中国生物学、遗传学乃至中国科学技术引领到世界水平或赶超世界水平，操作难度何其大，从哪里着手，在谈家桢的脑海里思虑着……
　　西湖的烟雨将杭州的山水装扮得非常美丽。在这环境里，毛泽东、谈家桢这两个层面的人，思考着各自的问题，大墙内外都在为新中国如何尽快发展而殚精竭虑。领袖与百姓之间的心灵相通，是那个时代赋予的。
　　不管如何表述，谈家桢与杭州的缘分是肯定的。
　　1937年7月，谈家桢到浙江大学工作；1958年，他在西湖边的刘庄与毛泽东主席面见。对于这两次发生在西湖边的事件，谈家桢本人是有清晰的表述的。前者是谈家桢本人从事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的重要节点，意义非凡，是事业追求的延续，科学研究的高起点，科学救国理想的载体。谈家桢一生与浙江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个案角度而论，浙江大学是个人奋斗履历中的重要旅程。后者的意义则更加非凡，因为有毛泽东主席的看重与重托，使谈家桢从个人的努力，转为肩负国家层面的生物学科、遗传学科的发展，乃至新中国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引领性的任务，隐喻着更大的责任。这令谈家桢必须不计个人得失，不管前进道路上有万重困难，也需排除一切，来完成或达到建设新中国这座富有独特魅力的科学技术大厦的目的。
　　在刘庄与主席的面见，确定了谈家桢本人从一学者转换成一学科组织者或中同科学技术发展重要的参与、组织者之一。在这个事件后的二十多年，以及文革后的改革初期，人们可以看到谈家桢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作出的独特贡献和清晰的个人工作轨迹，其影响不可估量。
　　在这次会见后的种种运动中，谈家桢不断遭遇冲击与干扰，但谈家桢却通过不间断的努力，使得自己始终处于学科的前沿，眼光到处，利弊要害思辨之清晰，令后学或同行啧啧称奇与叹服。复旦大学从原有生物系发展到生命科学学院的成立，所有轨迹居然与中国生物学科之发展规划同步或略有领先，与世界同行水平不断接近这一切都离不开谈家桢的领导——可谓智者。谈家桢真正做到了不计个人得失，以一切为了学科发展得人才的博大心胸,招得国内外学子一起努力——可谓仁者。
　　在刘庄与毛泽东主席面见这一事件．是谈家桢一生中记忆深刻的佳话。

[1]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亲自主持了十余次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励鸣放，对党提批评意见。每次会议安排二三十位像谈家桢那样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参加。
　　1957年5月l1日至20日，上海也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大会发言8天，大鸣大放。5月22日，上海市政协会议开幕，兼任市政协主席的柯庆施作报告，仍鼓励大家鸣放，说“放了就没有收的时候”。
　　毛泽东为党内高级干部写的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早在两天前下达。起因是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有人放出要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以及中国也要有“海德公园”等论调。罗隆基甚至说出“现在是马列主义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等言论，引起毛泽东的警觉。6月8日《人民日报》以头版头条地位刊出《这是为什么？》评论员文章．反右斗争随即打响。7月1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毛泽东执笔的不署名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敲定反右重点是章罗同盟，而《文汇报》正是它的喉舌。所有曾在私底下发牢骚的老老少少的知识分子，成了待锄的“毒草”。
[2] 所谓“四年制副博士研究生”，又是学习苏联学位制度的“新生事物”，1956、1957两年全国一共只招收了两届，后因各种原因而停招，复旦研究生毕业后，葛扣麟即留在复旦遗传学教研室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下放农村，实现“三同”，做过猪倌。此时他已前后随谈家桢跨学校学习、同事超过25年，葛扣麟的这25年与国家教育部门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种施政与实践同步，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