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坤珊与浙江大学 钱永红

佘坤珊与浙江大学

作者:钱永红

现代翻译家、外国文学教育家佘坤珊先生对于当今的浙江大学学子说来是比较陌生的，有关他的生平介绍不多。如果翻开浙江大学百多年的校史长卷，尤其是文理学院的历史，你一定能了解到曾为外语文学系有过杰出贡献的系主任——佘坤珊教授。

佘坤珊（1904～1956），祖籍南京，生于天津。其父从商，但极为重视子女的教育，1919年将佘坤珊送入久负盛名的新学书院。第二年，经梁孟亭介绍，佘坤珊自费赴美留学深造，进入位于美国麻省埃塞克斯县的菲利普斯学院（Phillips Academy）学习。该学院是当时美国最知名的私立高中之一。因佘坤珊刻苦用功，成绩优异，学校决定报送他上麻省理工学院。但佘坤珊酷爱文学，于1923年考入位于缅因州布鲁恩施威克的私立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成为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在鲍登学院，佘坤珊主修英国文学，特别喜爱莎士比亚戏剧及古典诗歌。他于1927年毕业，荣获美国大学优等生和毕业生的荣誉组织（PHI DETA KAPPA）颁发的金钥匙奖。

最年轻的系主任

学成归国后，佘坤珊先在上海《中国评论周刊》杂志社担任编辑。两个月后，胡适介绍他去上海光华大学当英文教员。1928年8月，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成立。院长邵裴子以“宁缺毋滥”为原则，大胆聘用年仅24岁的佘坤珊为副教授，并请他主持外国文学门（后改称为系）教务，佘坤珊便成为了浙大文理学院最年轻的系主任。

1928年10月，浙大文理学院开学授课，文理两科学生不到40人，外语是他们的必修课程。刚从美国回来的佘坤珊，英文说得比国语还顺溜。他对刚入学的新生要求十分严格，既要阅读原版哈代小说，还要研习英文诗歌、散文。这让不少学生难以承受，却不敢与佘教授直说。邵裴子闻讯后，找来佘坤珊，反馈学生们的抱怨。邵院长以自己以往的教学经验,用商量的口吻，建议佘坤珊根据学生各自英文程度的不同，将他们分为A、B、C三个班。佘坤珊愉快地采纳了邵院长的建议，这样的因材施教，颇受学生们的欢迎。

两年后，学生自治会办起了《文理》杂志。佘坤珊认为刊物既能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又可增加他们的学习兴趣。他主动资助刊物，还为刊物创作了多首英文诗歌。其中一首Fall的短诗，颇受学生们的喜爱：

I love the birch-leaves‘quiver”

She said,“only in the fall,

When they turn to tinsels

Of silver and gold.

“And the maples too, when they’re old

And flare in the forest groves

In torches of scarlet …………crimson …………

Yes,I love them in their pain.

“You think I am heartless …………may be,

But then.” she smiles,“you’re young

What do you know anyway

Of beauty and of love?”

佘坤珊、贝时璋和钱宝琮都是文理学院初创时的教授，虽不同系科，却合租在一个院落。他们仨情同兄弟，常聚一起聊天，或侃侃而谈，或探究学问。节假日，钱宝琮邀佘坤珊、贝时璋去嘉兴老家槐树头小住，一起游南湖、吃螃蟹，最终促成了佘坤珊与堂妹钱超华的美满婚姻。贝时璋有了意中情人，因不在杭州，恋爱只能笔谈。擅长细胞、胚胎研究的他却不会写情书。研究莎士比亚诗歌的佘坤珊主动帮忙，条件是必须过目贝时璋恋人的回信。佘版情书才发出去几封，贝就不再出示回信了，佘心想一定已是水到渠成了。

不久，浙江大学遭遇了经费困难。由于政府积欠经费3个月，教职工欠薪数月。教授收入中断，使得这仨兄弟的舒适生活变化了。为此，钱宝琮风趣地说：“我们三家已不能住一起了，因为我们三人的姓合起了读，是‘赊钱’啊！”笔者2009年1月前去北京中关村12楼，拜见106岁高龄的贝时璋老先生。贝老又讲述了当年三兄弟的趣闻和“赊钱”之事，还在纸上亲笔写下“贝字和佘字合起来为赊字”十一个字。百岁老人笔迹已不那么苍劲有力，却充分表达了当年文理学院教授们的幽默与风趣。

因天津家中经济困难, 佘坤珊决定北上，去北师大、北大、辅仁等学校教书，以增加收入， 贴补家用。1937年“七?七”事变后，佘坤珊随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迁，成为西北联大外文系教授。1939年8月，经浙大老同事钱宝琮介绍，佘坤珊接受竺可桢校长的邀请，第二次受聘于西迁至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后随校前往贵州青岩和遵义。最后于1946年随校复员回到杭州，并再次担任外文系系主任。

重返浙大

1939年9月，佘坤珊重返浙大任教，又兼任浙大师范学院英语教授，开始了中学教材教法的研究。浙大师范学院院长王琎约请佘坤珊撰文，细谈如何改进中学英文教学问题。佘坤珊以其十年的教学经验，整理出《中学英语教学上的几个问题》论文，指出教材不当、督责不严和师资不良是当时中学英语教学的三大不足。文曰：“若要学生的英语好，先得有好的英语教员。教员的英语好，不管他用什么方法教，学生的英语总是可靠的”。针对中学的英语教学只是注重作文而忽略阅读（指独自看书）的现象，佘坤珊建议教材选择范围要广，且文字要浅。他批评当时“中学的课本大都是太深，非经过先生的解释不易了解，容易养成学生依赖教员的习惯”。简单的文字能培养学生主动看书的能力，并且数量要多，因为文字习惯的养成全靠重复性的动作，同时量多还能加快看书的速度。

我们今天阅读佘坤珊70多年前的论文，感觉一点都没有过时，因为它对如今的英语教学仍然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佘坤珊早年接受了西方教育，喜爱英美文学，但丝毫没有崇洋思想，对中国文化始终怀有崇敬之心。他觉得两种文化只要有接触，总免不掉互相影响，而文字上的相互借用常常就是这种影响最忠实的记载。1942年,贵州文通书局《文讯》杂志发表了佘坤珊的研究性论文《英文里的中国字》。他认为：随着中英的直接交通，英语也开始从汉语中获得借词，如丝绸、瓷器、茶叶等，影响到现代英国的文明及文化。“除了丝之外，代表中国文化的就要算是瓷器，我们中国的国名也因此竟被移用”。“我们的瓷器不知不觉地给西方200多年的美术教育，使得他们从日用的器具里面得到无限的美感” 。“中国的第三种代表性产品就要推茶了，这种饮料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恐不亚于丝和瓷器”，“中国茶对于帮助近世文明的发展有它不可抹杀的功绩！”

莎士比亚研究

佘坤珊一生从事外语文学的教学、翻译与研究。虽然他留下的论著和译著不多，但从那些著述的字里行间，读者就能品味出一种博大精深、细致入微、探源求真的人文精神。

佘坤珊重视英国文学史的研究，对莎士比亚戏剧与诗歌的研究非常独到。他觉得莎翁似乎总是把自己隐藏在幕后，连其一百五十四首十四行“最甜蜜的”诗里都很难找到他的影子。人们只知道莎翁的出生年月、结婚、儿女、戏剧的出演和添置房地产等大概情形，对他的性格是颇难推知。

1945年8月，在浙江大学暑期学术演讲会上，佘坤珊作了《莎士比亚之人生观》的演讲。1948年，又发表了《莎士比亚的性格》论著，深刻分析了莎翁的个性特点。

如果想了解一个文学艺术家的真实性格，就要研究他的作品，因为他的心灵已完全寄托于其作品之中。在细磨莎翁众多作品之后，佘坤珊勾勒出莎士比亚的性格特点：他为人寡言，不与人争，爱憎分明，且甚幽默。莎翁之幽默与众不同，其幽默在于同情穷苦之人；其幽默常表现于内在的，有时候达到了微笑的高境。对此，佘坤珊极为认同，称“尝尽了人间的甘苦而仍旧能够笑的人就是佛。西方如来脸上的微笑应该是最高幽默的表示。争执正表示我们人类的渺小，惟有静的微笑，才能象征我们超脱了物质的拘束而达到智慧，也就是幽默”。

莎翁自信力很强，有骨气，从不阿谀奉承。佘坤珊说：“莎翁之宁肯吃戏园子这口饭正是暗示他有一副傲骨。伊丽莎白在位时，他没有写一句公开的帮闲诗，死后也不会哀悼她。杰姆斯一世（James I）登了位，他也不跟大家作歌庆祝。他只认清观众是他的主顾，只有观众的钱还是受之无愧的，是能保持他的自尊心。”

来易留难

佘坤珊个性极为鲜明，一生秉性正直，做事认真。初任浙大教授时，他严格遵循邵裴子院长“民主办学，教授治校”的方针，主动参与校务活动，担任校务会议委员、学院院务会议委员，学业和图书委员会委员。1939年重返浙大后，他忠实履行竺可桢校长确定的“求是”校训，被教授会长期选为校务委员、预算委员和稽核委员，审慎行使“教授治校”的权力，对违背校务规定、不利于教学的言行总是毫不留情面地批评。虽然其行为维护了学校的尊严，且对事不对人，但还是让一部分同事难于接受，连他介绍来校的教授也与他有了隔阂。

佘坤珊心直口快，有时还会得理不饶人，这种个性没有影响他与浙大文、理、工学院许多教授的交往。无论在遵义大井坎，还是在杭州建德村，节假日的佘家常常是高朋满座，其中就有谭其骧、王驾吾、贝时璋、钱宝琮、陈建功、钱令希、吴征凯、王葆仁、束星北等，他们时而高谈阔论，时而争论不休，时而昆韵绕梁，时而桥牌博弈。竺可桢校长夫妇及王淦昌夫妇也是佘家的常客。王淦昌还曾告诉佘家刚上初中的女儿, 如果遇到三角上的难题，他是可以帮上忙的。

佘坤珊治学非常严谨，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毫不客气。他始终认为主修外语学生务必珍惜大学的四年时光连续不断地读、写、说，否则是学不好的。他规定英文短诗要全部背诵，长诗也挑些段落来背。他出的考试卷会印出几首他知道学生无从见识过的诗，不署作者名而要求标出是谁的作品，就是说，要求识别具体诗人的特定风格。他对不专心或疏懒学生的批评是苛刻的。他并不反对学生参加各种课外兴趣团体，包括学生会的活动，但不能因此影响学业。学生庞曾潄是学生会的活跃分子，但她的英文，特别是英诗学得非常好，经常受到佘坤珊的好评。有不少学生虽然很不喜欢佘教授的个性和苛刻，却认为他讲课是尽心而认真的。曾经被他“留难”过的学生，几十年后才领悟到当时佘教授的严厉的确是苦口良心，说出“佘教授确实是我的英诗启蒙师”的感激之言。

佘坤珊是一位无任何党派背景的教授，对政治纷争没有兴趣，但得知浙大学生于子三被害的消息后，非常震惊。他和谈家桢于1947年10月31日共同主持了浙大教授会的临时会议，与竺校长和其他教授们一起作出了四项决议：1）发宣言主张公道及人权保障；2）呈请处分主办拘捕于子三等违法；3）成立于子三善后委员会；4）罢课一天，表示对于子三处置不当之抗议。11月1日，佘坤珊、谈家桢、王葆仁等教授代表还去浙江省政府当面交涉。

佘坤珊与浙大众多教授都不赞成学生为了某些政治诉求而长时间罢课，认为罢课超过三四天，对学生的学业牺牲太大了，更不应该受人教唆而荒废或逃避学业。他的一些言论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争论。1948年5月，有学生因泄私愤（如某学生外语考试不及格被迫转系而怀恨在心），乘机张贴出攻讦、侮辱佘坤珊等教授的壁报、漫画，扬言“佘坤珊更应滚蛋”，引起了全校的轩然大波。不少文学院教授，如徐声越、任铭善、郦衡叔、王驾吾等罢教一天，以示抗议；理学院苏步青、贝时璋、王葆仁、钱宝琮等教授去校长室谴责壁报的信口雌黄，要求校方严肃处理。竺可桢校长则以“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严厉斥之。

1949年5月，杭州解放，佘坤珊没有离开浙大。6月，浙江省军管会进驻浙江大学，成立了一个9人的接管小组。7月，佘坤珊没有接到浙大接管组的教授聘书，令他深感意外。根据竺可桢日记的记载：“浙大接管后，军管会所派之刘某全听学生包洪枢及一二助教之言，取报复主义，停聘教授六十余人之多……全以过去有恩怨关系为主，而不问教授法、学问之如何也。”

学生壁报的人生攻击和校方突然停聘对佘坤珊的打击非常之大，成为他一生挥之不去的“痛”。

别离浙大之后

1949年8月，之江大学给情绪低落的佘坤珊发去了教授聘书，还任命他为该校外语系主任。1952年进行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佘坤珊调往厦门大学，继续担任英文教授。在厦大，他先后为学生开设了《英国诗歌》、《莎士比亚》、《欧洲文学史》等十多门课程。

20世纪50年代初期，佘坤珊开始了《桃花扇》剧本的翻译。佘坤珊认为，要使外国读者看懂中国古典文学名剧是很不容易的，必须将剧本台词译成十四行诗的诗体语言，才有可能引发他们的兴趣，从而欣赏中国文化的精髓，品味孔尚任《桃花扇》中所隐喻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意境。在之江，佘坤珊向王驾吾咨询古典汉语文学、向任铭善咨询中文古诗韵律,还仔细琢磨夫人钱超华与谭其骧、吴征凯的京昆拍曲。在厦大，他请教于中文系教授徐元度，受益良多。

翻译工作才过半，却发生了不幸之事。佘坤珊突然被查出肝硬化而住进了医院。临终前，他仰天长叹道：“如果知道我就要离世，我是绝不会进医院的，我会尽自己最后的努力译完《桃花扇》……”1956年9月11日，佘坤珊带着极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直到2010年，佘坤珊的学生、浙大好友王驾吾之子、现浙江大学外语系教授王僴中主动将老师未尽的《桃花扇》剧本译制完成，2012年交由外文出版社出版，从而了却了佘坤珊的临终夙愿。

英年早逝的佘坤珊先生离开我们已有五十余年了。纵观佘坤珊辉煌短暂的一生，特别是十五年浙大教学生涯，笔者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是浙大“求是”校训的忠实实践者，他对浙江大学的贡献以及他教学求严、学术求精、为人率真的性格将留存于世代浙江人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