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纪念王国松先生诞生110周年 徐义亨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纪念王国松先生诞生110周年
作者:徐义亨（1962届化自）

2006年10月,正逢我的母校浙江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原“化工自动化专业”)》成立50周年,我写了一篇追忆文章“名师片断三则”，文章记述了我所崇敬的三位大学老师，其中一位是王国松教授。拙文后被浙江大学出版社编辑到《感怀浙大》一书内。不久，又被传到了王师的女儿（也是我的大学校友）王昭雯那里，昭雯学姐读后从北京给我打来了电话并托人送给我一本由浙江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编辑的非正式出版物《王国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集》（下简称“纪念册”）。于是我就不时地翻阅和思考，对王师的了解就不再停留在我仅于读书年代所知悉的点滴。

1956年，全国高校仅有56位一级教授，其中属工程学科的也只是十位之多，王国松先生和李寿恒先生就是其中的两位，真可谓凤毛麟角，廖若辰星。

王师没有给我们班上过整门课，仅代过数节《电工基础》，但留下的印痕弥坚，难以释怀。我对王师的了解更多源自于我的挚友姜志权，他是我的中学同窗，又同在浙大读书，可谓同学十一年。他们班的《电工基础》课就是由王师开设的，姜是王师的高足，多少年后，王师还依然记得自己的弟子，令我的挚友万分感动。在浙大的年月里，每天傍晚我们都会在校园里散步多久，姜经常给我讲一些王师的轶事，特别是王师在美国留学期间的故事，其中不少还是他亲聆王师的口述。

曾经以优异成绩载入了美国康乃尔大学校史的王国松先生是1930年到康乃尔大学学习的第一个浙大学生，师从林肯、克拉彼托夫等名教授。王国松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先后获得了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对“平行导线的集肤效应”作了独创性的研究。此外，还解决了一些美国教授欲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由于他的优异成绩，使康乃尔对浙大学生十分信任，以致后来几位浙大学生申请去康乃尔求学时，被准予免试直接进入研究院学习。时隔近半个世纪，1980年以康乃尔大学校长为首的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代表团到达上海后，曾经想会见王国松，因为他们没有忘记王国松这位出色的中国留学生的才华给康乃尔大学留下的美好回忆与记录。

1933年8月，王国松学成回国。他怀着爱国热忱重新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了他的母校。

在浙大的校史上，让求是学子引为骄傲的是1936年至1949年竺可桢任校长的十三年期间的发展。在民族灾难腥风血雨的岁月里，是他带领着全校师生进行了中国教育史上罕见的文军西征。在偏远而贫瘠的大西南山区，是他和他的同仁们把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学建设成了一所被西方人誉为的“东方剑桥”。

当年的浙大，学术风气浓厚，在学术讨论会上唇枪舌剑的争论，经常辩论得面红耳赤是常有的事。但是辩论过后，彼此又相互推崇。那个时代的浙大就这样为天才精英们营造了一个极好的生存空间。

先后身为浙大教授、电机系主任、工学院院长的王国松先生称竺可桢校长为“吾素来极为尊重的一位教育家和科学家”，一直追随和支持着竺可桢校长。他在任工学院院长期间，依然每周要给学生上十二小时的课。他为学生开设的《电工数学》，将许多电气问题，用数学理论进行论证，这不但在国内是首创，更是突破，就是后来有的学生出国深造，发现在美国的大学里也没有类似这样的课程。凡在浙大聆听过王国松的《电工数学》课的人，“在学习和工作时都获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将浙大建设成一所著名的大学，竺可桢的成就显然是无与伦比的。在竺可桢年代，浙大之所以能云集灿烂群星，都以教学为终身事业，就是得益于竺可桢的精神品德和包容兼蓄的大略。在中国的高教史上，作为大学校长，许多人将竺可桢和蔡元培相提并论。1982年王国松先生在为《竺可桢》一书作序时，称竺可桢“是一代宗师，是求是精神的楷模”。而竺可桢当年又是如何评价王国松呢？1946年3月29日在遵义乐园的一次庆祝王国松任电机系主任十周年和杨耀德教授任教二十周年的大会上,竺可桢称王国松他们两位为“校中中流砥柱”，并引朱子的词句对王国松作了最恰当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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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亩方塘一鉴开，春风明月两徘徊，

间渠何得清如许，皆因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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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纪念册》时，还让我注意到这样的事实：王师的正直人格和他的渊博学问一样的光彩照人，为后人所称道。

在1941年的“倒孔（孔祥熙）”运动中，王师和竺可桢一起保护过进步学生。

1945年3月，对国民党特务统治嫉恶如仇的浙大费巩教授在重庆被绑架“失踪”。为掩人耳目，蒋介石和美国驻华远东战区参谋长魏德曼不得不下令寻找，当他们来到遵义进行所谓的“查访”时，王国松先生严正地向查找者，美国名探克拉克和中美合作所的沈醉指出：“在遵义是绝对找不出费巩教授的，要找只有到你们重庆向那些专门逮捕和囚禁政治犯的政府机关查询，方可水落石出”。

无论是1947年10月著名的于子三运动，或是解放前夕的护校运动，王国松先生始终站在人民和正义的一边。

时间已经过去数十年了，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些历史时，我们应该知道该如何来诠释：王国松先生的一生就像一颗在固定轨道上运行的行星一样，任凭世态变化始终保持着正直的秉性，展现着自己的精神魅力和才气睿智。

1978年，王国松先生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但一页甄别的公文只是一种告慰，只是重新安排工作，只是政治上恢复名誉而已，已无法弥补种种不幸的创伤和摧残。

历史又是那样地巧合，我最后一次见到王师是1982年4月浙大85周年的校庆大会上。距我1957年第一次见到王师，相隔了25年。此时王师已疾病缠身，当他以缓慢的步子走向演讲台时，在这位前辈师长面前，老校友们情不自禁地纷纷起立；当王师说到自己一生和浙大有着62年的“不解之缘”时，全场长时间响起了雷鸣似的掌声。这是无冕而又至高的、真正发自内心的崇敬。此景此情，催人热泪盈眶。

2012年是王国松先生诞生110周年，也是反右运动的55周年祭，撰写此文是对这位“在世无人不歌师，逝去哪个不哭师”的大师的微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