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恩师孙席珍教授
李丹
（一）
光绪三十二年农历六月初一（公历1906年7月21日）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县平水乡红墙下村的孙彭，字席珍，学名志新。
孙席珍教授（1906，7，21—1984，12，31），笔名有丁非、丁飞、明琪、司马珺、邹宏道等。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革命军日报》主编。1936年，任北方左联常委、书记。秋，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他上泰山一周，拉冯玉祥抗战。1938年他赴南昌，流动于江西省各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应联合国之聘，任联合国救济总署高级专门委员。新中国成立之后，主要在高校教书，历任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为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著名专家。今浙大中文系会议室，墙上悬挂的八位先蓍名师，进门的第一位先师遗照，便是孙席珍。他不仅是著名教授、学者，更兼具革命家、诗人、小说家的多重身份。他在我国现代文坛上卓具声名，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二）
孙席珍先生自小就开始漂泊四方。他在家中的排行是老七——上有四个哥哥，二个姐姐。他的父亲是儒商，开茶叶庄的，略知“子曰诗云”，却无意功名，亦不愿做“绍兴师爷”，其家境尚佳。
孙席珍先生幼年时，他在绍兴的家中遭受了一场大火，屋舍器具，全部被烧光。于是，全家只得迁往开设在上海的茶庄里度日。由是，6岁（1912年）的小孙席珍在上海入小学，取名志新。8岁（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航运受阻，外销停滞，他父亲的茶叶庄倒闭，从此家境日趋困难。在上海无法度日，于是全家又搬回绍兴。
敏而好学的少年孙席珍，在上海入学启蒙，回到家乡绍兴，几次跳级，才花了四年多时间，就出色地完成了当时七年制的小学学业。继而，他在绍兴上了一年初中。由于学费无着，少年孙席珍跟随已出嫁了的二姐，转学到安徽芜湖市。1921年7月，15岁的孙席珍，在芜湖市读完了旧制中学。孙席珍在芜湖萃文中学毕业后，他的父亲要他进银行去当练习生，孙席珍不愿干。已受到五四新思潮熏陶和影响的少年孙席珍，他独个儿跑到了北京，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学哲学。同时进入由绍兴人氏孙伏园（1894-1966）担任主编的《晨报》馆任校对，开始半工半读，艰苦地度过了四个年头。（孙席珍遗著，吕苹整理《悠悠往事·孙席珍自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12——213页）
孙席珍先生自16岁（1922年）开始，白天在北京大学学习，先后进修、旁听经济、法律、历史、文学、地理等课程，逐渐对文学产生兴趣，开始学习写作。晚上，则在《晨报》报馆搞校对工作。由于搞校对，因此，鲁迅先生寄给《晨报》的稿件，他总要比一般读者先看到一两天甚或好几天。后来，他听鲁迅先生的讲课就多了：“我开始听鲁迅先生讲课，是1924年上半年的学期中间，是自由进去听的。像这样的听讲，当时叫做偷听，连旁听也算不上，因为旁听也要经过注册手续，且须得到任课教师的同意。我正式听他讲授，是从1924年秋季开始起到1925年暑假为止，整整一年，从未缺课。”（《悠悠往事》，第10页）
孙席珍在北大读书，第一外语是英语，第二外语是法语，第三外语是日语。他的日语极其纯正，熟练纯正得像郭沫若，像郁达夫，那是靠自学的。天份啊，聪明啊！
孙席珍先生的外国文学知识，他说是“得之于周作人的传授”。他说“如今回想起来，周作人学识相当渊博”。 （《悠悠往事·孙席珍自传》，第215页）
孙席珍在青年时代，就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5年（19岁）春，他被选为北京大学学生会代表，到《大北日报》任国际政治版编辑。6月，参加“五卅” 雪耻大会，不久遭北洋军阀逮捕。7月释放后，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C.Y），并于暑假时去长辛店组织工人运动。1926年（20岁）在“三·一八”惨案中幸免于难。5月，他离开已生活了四年的北京，跟随林伯渠参加北伐。他在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部下，担任连政治指导员，不久升为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助理，后又调到军政治部工作。胜利攻克武汉后，第六军继续东进，攻下南昌，他被调任总政治部秘书。他在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郭沫若时任中将军衔政治部副主任），任南昌版《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27年（21岁），他参加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转入地下，他到了上海。1928年7月，流亡日本。在日本，由于没有经济来源，4个月后又返回上海。1930年（24岁），为生计所迫，到河南省洛阳师范学校去教了几个月的书，殊知那个师范学校的校长是国民党特务，孙席珍几乎遭受陷害。孙席珍在洛阳师范时，因进步言论和支持学潮，被反动当局秘密通缉。7月，由一位学生连夜送他搭上一列军车，逃到郑州，转往北平。1930年8月到京后，承以前师友的介绍，孙席珍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大学女子理学院担任国文系讲师，并与潘漠华、台静农、李霁野、李俊民、刘尊棋、杨刚等发起组织北方左联，被推为常委兼书记。
北方左联是在中国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之后，再过了半年才在北平成立的。北方左联，“它并非中国左联的分支机构，在系统上没有隶属关系。北方左联作为党的外围文化团体，它直接受北方局的领导，在组织上是独立的。”
北方左联的刊物，曾发表过鲁迅的杂文，例《“看图识字”》。
北方左联，曾以“文学研究会”的名义，邀请鲁迅先生作过讲演，那便是鲁迅1932年“北平五讲”之一的《文学与武力》。
在“两个口号” 论争中，孙席珍曾在北平市内召开过两次大型座谈会。“其时在平、津的重要作家和文艺工作者，极大多数都参加了；后来又在燕京大学召开过一次，出席的人数也很多。大体说来，在北方，以赞成‘国防文学’的为多，仅有少数同志保留态度。赞成‘国防文学’口号的同志们，是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的：党发表了‘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军民一致抗日救亡，号召组织了‘国防政府’，召开‘国防会议’。这个‘国防’，当然不是国民党的‘国防’，而是人民的‘国防’，大众的‘国防’。当时平、津处在国防前线，日薄榆关，虎视眈眈，人们迫切要求加强国防，枪口一致对外，把敌人赶出去，这是形势所决定的。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曾提到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大家认为，既然号召组织国防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又提倡国防教育，为什么不可以有‘国防文学’、‘国防戏剧’、‘国防音乐’……？‘国防文学’这个口号，在当时的北方，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孙席珍《再谈北方左联——一一九八0年四月五日在中国作家协会左翼文化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见《左联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第518页）
后来，北方左联接到党的指示后，立即主动对鲁迅全面休战，并派了三位同志向鲁迅表明诚意，希望合作，鲁迅欣然接受，自愿和大家结合在一个革命文学阵营之内。
1934年4月，孙席珍参加李大钊公葬活动。“大钊同志1927年殉难后，灵柩一直寄放在宣武门外妙光阁寺，未得安葬。发起为他公葬。鲁迅、李四光和其他一些著名人士，都捐献了殡葬费用。”孙席珍“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北方左联成员都参加了李大钊公葬活动。”（同上，第504页）
1934年，孙席珍与吴承仕（即检斋先生，系章太炎“四大弟子”之一的“东王”）、齐燕铭等合编大型刊物《文史》。因在《文史》上发表短篇小说《没落》而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了两个多月，终因未暴露身份，得以保释，但《文史》则被勒令停刊。
1935年，孙席珍再次东渡，与在日本的左联分支东京“质文社”进行联系。这年他升任为中国大学教授兼东北大学教授，同时仍与著名的国学大师、古文学家、著名教育家、中国共产党党员吴承仕（检斋先生）以及齐燕铭等合编《盍旦》半月刊。“盍旦”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才会天亮啊！
1935年12月9日，孙席珍参加“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经北方局批准，孙席珍、张致祥、齐燕铭为特别党小组成员，负责北平各界救国会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后来，均被选为常委。
抗战爆发，孙席珍离开北平，在天津办油印秘密报纸。此后辗转山东、河南、湖北、江西、福建、广西等省，从事文化界救国抗日运动，并在各地流动讲学。
1940年，孙席珍任江西经济建设委员会研究部主任。在江西时间较长。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孙席珍失去了与党的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孙席珍先生先后在南京大学中文系、浙江大学中文系、浙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杭州大学中文系任教授。晚年，在上世纪的80年代，他终于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孙席珍走过的人生道路，反映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三）
孙席珍是一位著名的诗人。
鲁迅先生在他的著名诗论《诗歌之敌》中（《鲁迅全集》第七卷第235页），称孙席珍为“诗孩”。“诗孩”的诗，个性张扬，非常抒情，他受冰心、泰戈尔、日本俳句和英美意象派的影响，诗风别具一格，并且，他是我国第一个大量写国际风云的政治抒情诗诗人。“诗孩”的诗，其内容、形式、语言、风格，都别开生面。他的诗是五四新诗运动中的一朵奇葩。
让我们先来听一听“诗孩”自说他学诗与写诗的经历。他说：
“从到京的一九二二年起，我就不自量力，开始练习写作。起先读了冰心女士的《繁星》、《春水》，接着读了太戈尔的《飞鸟》、《园丁》，尔后又接触到日本的俳句、短歌以及英、美意象派的一些小诗，也便效法他们，有所感便写下，内容当然是十分幼稚、肤浅的；不敢直接拿给孙伏园看，托人转交；又把另一部分寄给邵力子。这两位前辈编辑，大概因我年轻，不无鼓励之意，居然陆续把它们发表在各自主编的《晨报副刊》和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上，为数不少，以致钱玄同、刘半农等老前辈们一时戏称我为‘诗孩’，鲁迅先生也在文章里这样称呼过我。其时赵景深、焦菊隐等在天津组织‘绿波’社，来信约我参加发起，从此也常为《绿波旬刊》写稿。”（《悠悠往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16页）
他又“夫子自道”：
“1924年底，有一次，我去拜望鲁迅先生，谈话之间，他问：‘你现在还写诗吗？’我说：‘不大写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越写越觉得写不好，所以不敢再写了。’他听了和蔼地说道：‘你觉得越写越写不好，这表示你已有了进步。今后只要多看看，多想想，多读些古人的和外国的作品，也还是要多写，慢慢地自然会写得好起来的。’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当然唯唯应诺。但我读了些中国的诗词，总觉得颓唐忧伤的居多，令人意气消沉；外国诗则除了拜伦、雪莱、雨果、海涅等少数几位的作品外，接触不多，未能普遍欣赏，但像济慈和戈蒂叶那样偏于追求优美典雅的诗，我就不大喜欢；同时代老一辈的诗人，郭沫若那样气势磅礴的诗，我学不像，闻一多太做作，徐志摩有些使人腻烦，比起他们来，我又远远地自愧勿如。此前我曾自选了几十首小诗编成一集，题作《素心兰》，上海泰东图书局曾表示愿意接受出版，但我此时年事渐增，天真顿失，诗思荡然，再不敢妄自献曝，便婉谢了他们的好意，一把火将原稿烧掉。后来在这方面竟无所成就，辜负了鲁迅先生的教导，真是愧对先师了。”（《悠悠往事》，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版，第217页）
我们知道，中国新诗或曰白话诗，始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的八首白话诗前后；现代诗或曰英译新诗则始于1910年前后出现在英国伦敦的意象主义运动。
意象主义（Imagism）是随着盛行于英美的新诗运动（New poetry Movement）而产生出来的。“意象主义对于诗的主张，大要是：一、要直接处理事物，不论是客观的或主观的。二、绝对不用对于表现没有用的字眼。三、要注意节奏——诗应做成音乐的言词之连续，不应作成一个节度（Metrenone）之连续。”（《孙席珍论文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162页）意象派“力主排斥那种空灵超绝的情思，而倡导所谓正确明晰的描写”（同上，第162页）“他们再三提到诗应该是明确直截自由单纯的表现”（同上，第162页）“意象派自以为是个性派。”（同上，第164页）意象派“之所以要采取自由诗形，并不是专在外形上用工夫，而是为了要表现新的气氛的缘故。他们的目的，乃是诗的内容的解放；他们的任务，是要把新的感觉注入于新形式的诗里——这就是意象主义的要旨。”（同上，第164页）
孙席珍对意象派的这些认识，也融进了他在五四时期的诗歌创作实践中。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诗孩”孙席珍的诗。为便于讨论，允我录出我认为比较能够代表孙席珍风格的白话诗并妄加点评：
[1]《春风·之二》（1922，4，17）
月姐儿呵！/你苹果般的面庞，/多么美哟！/多么可爱哟！/但为什么不永远这样，/却缺了又全，全了又缺呢？（吕苹编《孙席珍创作选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第3页）
这首小诗像冰心的《繁星》，更像意象派H.D.女士的名篇《花园》那样简洁。它在一瞬间提供出一个理智的和情绪的复合物，能使人发生一种由时空的限制里解放出来的自由之感。它是鲜明的而不是朦胧的。这，也正是意象主义认定的“意象”。并且，在五四提倡白话的运动中，白话文运用已如此纯熟，真是惊人。
[2]《稚儿的春天·飞》（长诗节选）（1923，5）
飞，飞，柳花飞，飞，/雪白的柳花飞了，飞，飞！/飞向天边，飞向地角，飞向人间。/飞呵，柳花，飞呵！/为我带着寸寸不断的相思，/一丝丝缠绵的情意，/飞过伊的窗帘，/飞到伊的书上，/飞进伊的心里。/飞呵，飞呵，柳花，飞，飞！（同上，第9页）
这首小诗，节奏明快，活泼有劲，外形简洁，内在透明，清新柔美，摇曳生姿，诗中有我，充满青春的色彩。意象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夫勒（John
文明、人道、公理 ……/全是弥天的大谎！/在搏斗中，/没有什么话可说。/只有杀，对于那么太肥的太白的。/这战斗还该转转方向，/倒是最要紧的一着；/要认清你们的对象/并不是白色人种的白/而是另一种的“白”，/是的，还有“黑”——/当然不是黑色的皮肤，/是黑的外套和/黑的旗。（同上，第45页）
这是一首政治抒情诗。孙席珍先生自述过：“三十年代前半，激于斗争义愤，复有政治诗一二十篇”。（孙席珍《序旧作短诗六首》，《文教资料》1988年第5期）孙席珍他写下的国际政治风云诗篇，有20多首。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孙席珍激情澎湃，气概昂扬的政治诗，信念坚定，意新语工，戛玉秀洁，饱含哲理，以诗支持各国被压迫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韵味至醇，他是开先河者！
[4]狱中（1936，7）
前天有人进来，/昨天有人进来，/今天又有人进来——/同屋的伙伴如今已增加到三十七。//新来的朋友从来见过面，/但我们却好像是旧相识。/只默默地相互看了一眼，/又默默地望了望/挂在壁间的各人的号牌，/心里马上涌起一个念头：/我们到哪里都不会孤寂。//上星期提出去两个人，/听说已走向隔世。/走的人没有哭，/留的人也不曾叹息，/只记得临别时的一瞥，/我们长念着他们的坚毅的神色。/夜里，新来的朋友在枕边，/低声向我陈述了外边的消息。/心里的火立刻又燃烧起来。/问夜的主宰：/你关得住我们的身体/可能关得住我们的心迹？//是的，也许你会把我们毁灭，/但你纵使毁尽我们三十七，/外面还有三千七，/三万七，/三百三十三万七……/夜已深，雪下得正紧，/嫌雪下得太静，/该刮一阵北风使点儿劲。/相信着：//黄昏时的风刮下了这场大雪，/天明前的风定会刮出一轮红日。（同上，第48页）
这首炼狱诗，正气浩然,慷慨激昂,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意深旨远。
臧克家说过：“了解一个人的作品，必须了解他走过的道路，学习写作的全过程，这样才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1926年入党的孙席珍，参加过北伐，参加过南昌起义，还在1930年组建了北方左联，并担任北方左联常委兼书记。他为革命出生入死，曾于1934年10月遭捕入狱。这首《炼狱》，就是孙席珍在反帝反侵略反法西斯反黑暗的岁月中，用血用火用生命写出来的。他是鲁迅笔下的那种“真正的战士”。
孙席珍的白话诗创作，大致可给划分成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期”，即他的少年时期。从1922年至1924年。前期诗的特点是：全部是小诗，是个性的歌唱，是自由的诗形，内在透明，外形简洁，他的小诗受冰心、泰戈尔、英法意象派的影响较大。我称他为中国的庞德（Ezya
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1908年赴英国，1958年获准侨居意大利。代表作有《诗章》等。1913年，他编过一本诗集《意象派》，又译过中国的诗。他是西方有名的意象派代表人物。我将孙席珍比作“中国的庞德”，旨在揭示孙席珍早期诗歌创作的特征。孙席珍先生，有《意象主义论》（《孙席珍文论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第157—172页），他对意象派是极有研究并深得三昧的。
孙席珍先生后期的诗，大致从1924年至1936年。用他自己的话是：“天真顿失，诗思荡然”；“频年迭经时变，饱阅沧桑，诗思荡然”。 （《悠悠往事》，第217页）孙席珍后期白话诗（又称“新诗”）的风格与前期不一。后期的诗，大多四行一节，一般由五节至十五节乃至二十多节，才组构成为一首。他后期的诗，力效西方各种诗的不同流派，并结合中国现实社会，注入中国的内容，为繁荣中国新诗创作，引进西方各种诗体，耳目为之一新。
“诗孩”孙席珍，在中国新文学诗界天宇上，闪烁着晶莹的光。
（四）
孙席珍是著名的乡土小说作家，并是我国第一位战争文学家。
孙席珍的“战争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空谷足音，声誉隆贵。
先说一说孙席珍的小说创作活动。他的小说创作，主要集中在1924年至1934年他的“十年小说创作高潮”中。他的小说集，计有：
1、短篇小说集有5部：
①《花环》（短篇小说、剧本、散文合集）上海亚细亚书局 1928年9月出版。
②《到大连去》（短篇小说集）
③《金鞭》（短篇小说集）
④《女人的心》（短篇小说集）
⑤《夜皎皎》（短篇小说集）
2，中篇小说集有4部：
①《凤仙姑娘》
②《战场上》
③《战场中》
④《战后》
建国后，孙席珍小说的重印，只见之于《孙席珍小说选集》（香港南方书屋，1984年4月第1版）和《孙席珍创作选集》（孙席珍先生夫人吕苹编，杭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孙席珍的乡土小说，最著名的是《槐花》（1924）、《阿娥》（1929）、《没落》（1934）。
《槐花》发表后，让他赢得了“京华才子”之美名；《阿娥》和《没落》两篇短篇小说，有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英译。《阿娥》收入埃德加·斯诺编的《活的中国》，在英国出版。后有丹麦等国文字的转译。（《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30页）
孙席珍备受人们关注的小说创作，是他的力作“战争三部曲”。诚如埃德加•斯诺所说的：“他的家乡一带不断发生拉锯战，也就难怪他的很多作品都是反映这战事的，他最著名的是他的三部曲：《战场上》、《战争中》、《战后》。” （《悠悠往事》，第225页）
“战争三部曲”写北伐战争中革命军与北军（北方军阀）的鏖战。
第一部曲《战场上》发表后，“很受到文艺界注意，许多名家如瞿秋白、郑振铎、冯乃超诸氏均予以评论。后有法文节译，收入在巴黎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集》内，被称为中国现代第一本战争小说。”（《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五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130页）
第二部曲《战争中》，作者的反战情结与人道主义精神，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蕴有一种对战争的反省力量。
第三部曲《战后》，写北伐完成后，大部分革命军都变了质，深刻至极。
对于“战争三部曲”，上世纪以一部自传体《从军日记》而风靡文坛的著名女作家谢冰莹曾有评说：“《战场上》、《战争中》、《战后》是描写内战的残酷。”她还说：“他（引者按：指孙席珍）曾在战场上生活过一时期，所以战争三部曲里描写战争的残酷淋漓尽致，颇有雷马克的作风。”（谢冰莹《我的回忆》，台北三民书局，1967年第1版）
埃德加•斯诺评价孙席珍，当是西方人的眼光，他说：“孙席珍的作品大多以辛辣的讽刺、尖刻的挖苦著称，有时显示出中国小说中罕见的感情的内涵。他十分熟悉乡村生活，他以这方面的题材写出的作品尤其受到称赞。在后期的作品中，他对社会的意识深化了，他的戏剧性的现实主义感日益变得显著，他的作品感人，推动人，给人以力量，——这是中国文学作品大多缺少的一种素质。”（《悠悠往事》，第225页）
纵观孙席珍的小说，他高歌豪放地实践着鲁迅的文艺思想。
鲁迅曾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12页）孙席珍力践鲁迅“启蒙主义”、“为人生”以及“将旧社会的病痛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小说，例如《阿娥》《凤仙姑娘》《顺先生》《四八头脑》《聋子外婆》《呆天生》《平姑娘》《余明》《羔羊》《失却的丈夫》等，包孕富有，发为雄声地紧步鲁迅小说兴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题材，不同的人物，不同的遭遇，揭出旧中国下层劳动人民的不幸和痛苦，解剖封建伦理道德的危害，揭开旧中国文明的画皮，愤懑地反抗封建社会制度。因此，孙席珍的小说，总有着一种社会情绪、乡土人情、韵味飘逸、讽刺辛辣的特征和美感。
从北伐后期开始，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蓬勃兴起，有些作家除了喊叫口号，便或是只能在作品后面有意地插一条理想主义的尾巴。鲁迅说，这不是革命文学。孙席珍的小说，没有口号，没有“理想主义”的尾巴。孙席珍对鲁迅文艺思想理解的到位、正确，深刻，令人敬佩。
孙席珍还实践着鲁迅的另一文学创作理论。鲁迅说：“很要紧的，可以宝贵的文学，是用生命的一部分，或全部换来的东西，非身经战斗的战士，不能写出。” （《鲁迅全集》第十卷，第335页）“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鲁迅全集》第四卷，第300页） 孙席珍的“战争三部曲”的诞生，有力地印证了鲁迅理论的正确！
值得玩味的是，鲁迅说他“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92页)而鲁迅的学生孙席珍，他沿着先生所指的道路，到了革命的中心，又用他的笔，拔山扛鼎地写出了里程碑式的 “战争三部曲”。
（五）
孙席珍是著名的学者。他的学生、著有《从军日记》和《女兵自传》，以“女兵”驰名文坛的著名女作家谢冰莹（1906，9，5—2000，1，5）说过：“当他在女师大教书的时候，不过廿四五岁，而他已经是著述等身了，例如：《辛苦莱评传》、《莫泊桑的生活》、《雪莱生活》、《英国文学研究》、《东印度故事》、《近代文艺思潮》等著作，都是二十岁左右写成的。”（谢冰莹《我的回忆》，转引自《文教资料》1988年第5期）
孙席珍先生留给我们的学术著作，大致有：
| 序号 | 书名 | 出版单位 | 出版年月 |
| 1 | 曼殊代表作 | 上海亚细亚书局 | 1928年8月第1版 |
| 2 | 东印度故事 | 上海亚细亚书局 | 1928年8月第1版 |
| 3 | 倩女离魂 |
上海亚细亚书 | 1929年4月第1版 |
| 4 | 雪莱生活 | 上海世界书局 | 1929年5月第1版 |
| 5 | 莫泊桑生活 | 上海世界书局 | 1929年11月第1版 |
| 6 | 高尔基评传 | 上海联合书店 | 1929年11月第1版 |
| 7 | 辛克莱评传 | 上海神州国光社 | 1930年4月第1版 |
| 8 | 白话书信作法 | 上海亚细亚书局 | 1930年10月第1版 |
| 9 | 近代文艺思潮 |
北平人文书店 | 1932年7月第1版 |
| 10 | 英国文学研究 | 上海商务印书馆 | 1932年9月第1版 |
| 11 |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 | 上海亚细亚书局 | 1932年11月第1版 |
| 12 | 欧洲文学史 | 北平中国大学出版部 | 1934年第1版 |
| 13 | 现代中国散文选 | 北平人文书店 | 1935年1月第1版 |
| 14 | 诗歌论 | 北平中国大学出版部 | 1935年第1版 |
| 15 | 现代中国小说选 | 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研究部 | 1937年3月第1版 |
| 16 | 论国际形势 | 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研究部 | 1938年第1版 |
| 17 | 国际问题讲话 | 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研究部 |
1940年第1版
|
| 18 | 外交常识 | 江西政治讲习学院研究部 | 1940年第1版
|
| 19 | 太阳照上世界屋脊 | 上海童联书店 | 1953年1月第1版 |
| 20 | 西欧文学史 | 浙江师范学院
杭州大学 杭州大学 |
1956年第1版
1959年第1版 1962年版第1版 |
| 21 | 日本文学史纲 | 杭州大学 |
1959年第1版 |
| 22 | 印度文学史纲 |
杭州大学 | 1959年第1版 |
| 23 | 东欧文学史纲 |
杭州大学 |
1960年第1版 |
| 24 | 外国文学论集 |
福建人民出版社 |
1984年8月第1版 |
| 25 | 东欧文学史简编 | 湖南人民出版社 | 1985年7月出版（遗著） |
| 26 | 写作基础知识 | 湖北人民出版社 | 1985年11月出版（遗著） |
| 27 | 古希腊文学史 | 上海译文社 | 1988年4月出版（遗著） |
| 28 | 孙席珍文论选集 | 浙江大学出版社 | 2002年10月出版（遗著） |
孙席珍先生多视觉的学术研究体系，具开拓性、权威性。他在生前，曾耿直相告：“搞研究，要注意六个问题：一、规律问题；二、怎样找出一个主流问题；三、思潮的发展怎样跟作家作品结合起来的问题，也联系到民族文化的传统和外来影响的问题；四、文艺批评问题；五、资料的掌握、运用和鉴别问题；六、人的问题。”（《孙席珍文论选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463页）斯人已逝，而这掷地有声的真知灼见，像奔腾的流水，永远清晰地鸣响在我们的耳际。
孙席珍著作等身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他大量介绍西方文艺理论与流派及演变，他研究古希腊、印度、东欧、西欧、俄罗斯、原苏联、日本的文艺理论、文学潮流，介绍作家与作品，审视世界学术源与流，一丝不苟，孜孜不倦，殚精竭虑，溯本求源，不断出版著作，对我国传统文艺理论与创作的变革，起着促进作用。
第二，创建了外国文学教学与研究的新体系。新中国成立不久，教育部规定大学文科的外国文学课程为学习两年。孙席珍比照轻重主次，拟定本科三年级讲授西方文学一年；四年级讲授俄罗斯、苏联文学一学期，附带可以讲点东欧各国的文学；讲授东方文学一学期，主要讲中东、印度和日本，其中印度和阿拉伯国家着重讲古代，日本着重近代，印度的近代文学也须讲一点。这个体系，经试验，效果不错。他编著的《外国文学史》，为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的外国文学研究和教材建设奠定了基础。诚如浙江大学外国文学教授华宇清（1937——2009，11，1）说：“孙席珍先生编著的《外国文学史》成了国内真正称得上外国文学史的一部教材。”（《孙席珍文论选集·序》，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3页）
第三，填补了我国研究外国地区文学的空白。外国文学内涵是非常丰富庞杂的。很多研究者都是从一个作家或一个专题入手，孙席珍在他的青年时代，也采取过此法。孙席珍随着治学领域的扩展，从不固步自封的他，在对欧美或是日本或是印度或是阿拉伯的学术动态了如指掌之后，他以“国家与地区史”为纲，以作家和作品为目，能切中要害地在多方面地开出篇章，先鞭独着。例《东欧文学简史》（1960），它填补了我国学术研究的空白。
第四，开创了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孙席珍先生学贯中西，既是外国文学权威，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页中的一员猛将，建树多多。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人物，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吴承仕(检斋先生)、郁达夫、徐志摩、谢冰莹、石评梅、赵景深、老舍、周扬、夏衍、林林、齐燕铭、张致祥、林默涵、陈荒煤、刘白羽、焦菊隐、李何林、曹靖华、蹇先艾、李健吾、李霁野、林淡秋……都有很深的交谊。他的论文，善作比较，严谨扎实，证以材料，思辩深澈，见解精辟。他不尚空谈，讨厌牵强附会，憎恶奇谈怪论。
第五、建构鲁迅研究、郭沫若研究、茅盾研究、写作学研究，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孙席珍先生于1978年10月19日出席黄山会议时，建议成立鲁迅研究学会，后任顾问；他先后撰写出有关鲁迅研究的论文二十多篇，后结集为《鲁迅研究论稿》，书稿生前已亲自编毕，但30多年过去了，由于学术著作出版困难，故至今仍未出版；1979年6月12日，他出席乐山会议时，建议成立郭沫若研究学会，后任顾问，并先后撰写出郭沫若研究论文十余篇，已编就《郭沫若诗歌研究》书稿，也未出版；1981年8月，他出席中国写作学会年会，被推选为中国写作学会副会长，并又于1982年12月组建了浙江省写作学会，任会长。
早在1930年，孙席珍先生就出版过《白话书信作法》；1934年，出版过《文学概论》；1935年，出版过《诗歌论》，孙席珍先生根据新时期社会发展的时代需要，提出“写作学”的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写作学论文，有着系统深入的思考。
(六)
秀外慧中，天分极高的孙席珍，一生奔波，忘我工作，坚忍不拔，忍辱负重，心地光明，胸怀广阔。他的一生，沿着鲁迅先生指引的路，万死不辞，忠贞不渝，其文化业绩与美德，都已成了我们宝贵的遗产与精神财富。
*本文已收入《越文化视野中的鲁迅》一书出版（浙江省鲁迅研究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合编，陈越主编）。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年12月第1版，第378页－390页。 ISBN 7-80647-746-2/1·468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3611号。定价：42.00元/本。
《忆恩师孙席珍教授 李丹》有一个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