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西迁遵义的历史地理思考
闵廷均，黄群
（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贵州遵义563002）
刊名：遵义师范学院学报 出版日期：2010 期号：第5期 页码：61-64
摘要：浙大选择了遵义，遵义孕育了浙大。抗战时期，浙江大学不断西迁，最终落脚遵义并得到极大发展，被誉为“东方剑桥”。文章从遵义的地理环境、人文积淀等方面探讨了浙大西迁遵义，不仅是时事逼迫，也是遵义人民积极创造条件、以博大胸怀争取的结果。同样，浙大选择遵义结出硕果，是遵义独特的环境、悠久丰厚的文化积淀孕育的结果。
关键词：浙大西迁；遵义；地理选择；历史选择
浙江大学西迁，与日军侵略不断深入内地有关。浙江大学西迁没有走从大城市到大城市的道路，也没有走联合办学的道路，而是选择了到中小城市独立办学的道路。其最终落脚遵义，与遵义优越的地理环境、悠久的历史、独特丰富的文化积淀、淳朴的民风有密切联系。浙大选择了遵义，遵义孕育了浙大的发展。
一、浙大西迁遵义的基本情况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随着北平、天津、上海的沦陷，为了保护中国的文脉，在华北、华东等地的高校纷纷开始内迁。浙江大学从迁徙天目、建德开始，到定居遵义，先后进行了四次迁移。
1.四次迁徙
一迁浙江天目、建德。淞沪抗战开始后，浙江大学就开始了西迁办学的历程。1937年9月中旬，浙大一年级新生首迁浙西天目禅源寺。11月，随着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浙江大学举校迁往浙西建德。
二迁江西泰和。由于杭州沦陷，浙大在建德办学不过两月，被迫继续西迁。1938年1月分水陆两路迁到了江西泰和，在泰和办学半年有余。
三迁广西宜山。1938年7月，日军侵占九江，直逼南昌，浙江大学被迫再度西迁，于10月底到达广西柳州西北80余公里的宜山，在宜山办学一年两个月。
四迁遵义。1939年11月15日，日军自北海登陆，桂南很快失陷。竺可桢召集紧急校务会议，决定立即迁校贵州。1940年1月12日，竺可桢校长离宜山经贵阳到遵义，2月3日起开始在江公祠办公。2月9日一年级新生迁到贵阳青岩上课。二、三、四年级学生也陆续迁抵遵义。2月22日正式复课。从1940年2月定居遵义，到1946年5月中旬浙大陆续复员杭州止，整整七个年头在遵义办学。
2.浙大遵义办学的基本情况
浙江大学在遵义七年，一年级新学生及先修班就读于湄潭永兴；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文科系二、三、四年级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理科系二、三、四年级设在湄潭县城。“根据1940年12月底统计，当时浙大全校学生共有1305人，其中遵义680人，湄潭183，永兴442人。”[1]P26浙江大学在遵义七年，发生了重大转变。“据l946年统计，浙大经过9年的艰苦奋斗，其规模由抗战前的3个学院16个系，发展成为6个学院25个系。另有4个研究所、5个学部、1个研究院、1所分校、1个先修班、1所附中、2个农场。学生人数也由抗战前的613人，增加到2171人。正副教授从62名增加到212名，培养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2000余名。”[1]P72
二、浙大西迁遵义的地理选择
抗战时期高校内迁，许多院校都是迁往人口稠密、交通便捷、经济较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如成都、重庆、昆明、西安、兰州等地。根据国民政府的指令，许多内迁大学联合办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平津沦陷后奉令迁往长沙，于1937年11月组建了长沙临时大学；由于武汉、长沙吃紧，又迁到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走的是一条从大城市迁往大城市联合办学的道路。浙江大学西迁，自始至终基本保存原有建制，四次迁移，落脚点建德、泰和、宜山、遵义，都是选择中小城市进行办学，这反映了浙大的办学理念。
1.浙江大学西迁，非常注意迁移地的地理环境是否适合办学
建德地处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东接杭州，西连黄山，中贯富春江、新安江，具有“八省通衢”之称。境内山岭属天目山、千里岗和龙门山系，有“锦峰秀岭、山水之乡”之誉。自古以来，建德以其风景名胜吸引着历代文人墨客。谢灵运、沈约、李白、孟浩然、杜牧、刘长卿、范仲淹、陆游、黄公望、唐伯虎等均在建德留下许多传世诗篇和绚丽的画卷。交通发达、环境幽雅、历史文化悠久的建德，成为浙大西迁的第一站。
泰和，古称西昌，位于江西省中南部，井冈山脚下，赣中南吉泰盆地腹地，自古享有“声名文物之邦”美誉。其“濒临赣江，依山傍水，四野良畴平衍，水陆交通便捷，环境幽静秀美。”泰和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在这块红色土地上，先后产生了3名状元、396名进士，涌现了宋代著名词人刘过、抗元英雄刘士昭、明代三朝重臣杨士奇等名人。浙大师生在建德期间，闻鸡起舞，秉烛夜读，竺可桢校长倡导的“导师制”，在此得到全面贯彻落实。
宜山历史上是广西八大名镇之一，地处桂中盆地与桂北山地交接区，交通便利，民风淳朴。地势西高东低,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其貌与桂林、阳朔相似，石林广布，风景独特，是一座石峰秀丽的城市。为宋太子少师冯京、明四川巡抚冯俊、壮族歌仙刘三姐等人的出生地，有较好的文化积淀。在宜山，完成了浙大校歌的词曲创作，其“求是”精神也得到了深化。
遵义古称播州，地处大娄山山脉中段，为川黔渝交通要冲，北通重庆，有大娄山为屏障；南接贵阳，有乌江天险。赤水河和乌江两条英雄河流经市境，演绎了古今遵义的无数雄奇。桐梓人填补了距今二十万年左右中国古人类文化遗址空白，七百年土司制度为中国土司史罕见，沙滩文化使遵义名扬海内，遵义会议则成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迁到重庆，遵义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后方。遵义与重庆相距不过300余公里，川黔公路将两地紧密连接一起。遵义深受巴蜀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曾是巴蜀的一个组成部分，人民群众在历史文化、生活习俗、语言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浙大在遵义七年，扩大了规模，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2.物产丰富，价格便宜，保证了浙大的生存发展
高校内迁，生活艰难困苦。物产丰富、价格便宜是竺可桢校长迁校非常重视的问题。一迁建德是权宜之计，二迁泰和便有常驻之想，“泰和是小地方，生活容易。”[2]P70
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虽是高原，但山间坝子甚多，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是贵州粮仓。1939年6月13日，在胡刚复、张孟闻陪同下，竺可桢先生对湄潭进行考察。“通过考察，他深感湄潭‘风光秀美，民风淳朴，文化高尚，物价低廉，是科研办学的好地方’。”[3]P30“湄潭地处大后方，山清水秀，气候宜人，且粮、油、果、蔬丰富，价格低廉，实为读书治学的理想之地。”[3]P30竺可桢校长1939年2月途径贵阳，其日记中记录了访问宋麟书、陈世哲的情况：“据云其地二三月可通公路，米糠极廉，且有公路通思南，移运入川。”“谓其地出产甚丰，肉每元可买7、8斤，鸡蛋每元100个，米2、3元1担。……其地有水多鱼云云。”[4]P313说明竺可桢校长非常关心物产问题，也表明遵义物价在当时较为便宜。正是因为遵义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能够保证浙大的生存发展，才成为浙大的选择。
3.日寇侵略不断深入，保障师生安全是首要问题
面对日寇的侵略，“竺可桢虽然很镇静，可是作为一个校长，他必须着眼于全校的利益，谋求一种切实可行的应付办法。经过考虑后，他决定把浙大迁到一个比较僻静的地方，以防御空袭，安定学习环境。”[2]P67故浙大迁到了浙江西天目山。随着日军侵略的深入，杭州面临日军的侵占，浙大又迁到泰和、宜山。泰和是一个“普通县城，一点不起眼，就更安静。”[2]P70宜山是广西八大城镇之一，但地处西部地区，且靠近柳州，繁华而偏僻，风景宜人，也是安静之所。但其自古就有“宜山宜水不宜人”和“蛮烟瘴雨”之乡的说法。所以，浙大师生到达宜山之后，首先遇到的便是疟疾的威胁。竺可桢日记记载：“自浙大迁桂，十、十一两个月中患疟者已达146(人)，其中恶性者已达百分之七十七。十二月一日新染者尚接踵而至，合共不下二百起，每一家必有疟病之人，其严重性可知。”[4]P303。尤其严重的是“浙大学生自来此后，患疟者已达三分之一，其数可惊人。……故余谓广西之疾疫比日本炸弹为可怕也。”[4]P338浙大常有迁移想法，加之宜山连遭日军轰炸，尤其是1939年2月5日，日军18架飞机猛烈轰炸宜山浙大校舍，投下燃烧弹、爆裂弹118枚，不仅给浙大造成了很大经济损失，更重要的是造成了心里阴影。随着日军从北海登陆，防城、钦州沦陷，宜山也面临日军的占领开始人心浮动。故浙大迁移就不可避免。
遵义远离战场，东有乌蒙山、乌江天险，西有大娄山、长江之隔，风景秀丽，宁静幽雅，正是办学之所。抗战时期，遵义虽然离重庆、贵阳不过二、三百公里，两地也常遭日军飞机轰炸，但遵义却能幸免，这不能不归功于遵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黔南事变，人心思动，终未影响浙大在遵义的办学，使其在遵义坚持了七年，这是遵义之幸、浙大之幸。
三、浙大西迁遵义的历史选择
原浙江大学校长，1941年毕业于浙大化学系的杨士林认为：“竺校长当时挑地方，首先要看是否适合学习，其次要看当地的民风、文化氛围怎么样。”“广西宜山的文化氛围很好。当时广西的军队力量比较强，可以抵御外侮，所以学校决定先在宜山呆一段日子。我们就这样搬了过去。”“后来我们离开宜山又搬迁到了遵义、湄潭，那里文化氛围也很好。”[5]P30这说明历史文化的积淀，是浙大西迁的又一考虑因素。
1.遵义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
遵义有悠久的历史，“桐梓人”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遵义早在2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的足迹。马鞍山及汇川区凤帽山文化遗址、院子赚文化遗址及土城发现的磨制石斧、石网坠及仁怀怀阳洞发现的石斧等等，则丰富了遵义新旧石器文化。春秋时，分属鳖、鳛、巴、蜀、牂牁等国，战国时为大夜郎国的一部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推行战国时已局部实行的郡县制，今黔北地域基本上成为巴郡的南部。秦二世时，天下大乱，此域又恢复到战国时状态。汉袭秦制，今黔北分属巴郡、犍为郡、牂牁郡。唐代宗大历六年至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遵义为土官统治时期。平播战争次年（1601），将播州改土归流，分设遵义、平越二军民府。雍正六年将遵义府由四川划归贵州，地理位置由四川东南成为贵州北部，“黔北”之称始于此。抗战时期，与陪都重庆相隔咫尺，成为抗战的大后方。
遵义不仅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也非常丰厚。周武王伐纣时濮人（遵义仡佬族）参与了牧野灭商之战役。舍人著“《尔雅》注三卷”，被道光《遵义府志》称为“通贯百家，学究天人，与相如、张叔辈上下驰骋，同辟一代绝诣……南中若奠先师，断推文学鼻祖”；盛览向司马相如请教作赋方法，潜心钻研，学有所成，“归以授其乡人”，使故土“文教始开”，被晋代葛洪誉为“牂牁名士”；尹珍拜许慎、应奉为师，研习五经文化、术数图纬，归以设立学堂，矢志教书育人，“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三人开黔北边陲文化之先，影响极大，被遵义人民尊为“汉三贤”。700年土司制度，杨氏土司积极学习中原文化，不仅涌现了二冉八进士，土司中杨璨、杨价、杨文、杨汉英等在诗词歌赋上有一定造诣；尤其是杨汉英重视文教，大办学校，聘请名师教育土官子弟，自己广游祖国山川，喜读儒家经典，研究周程理学，著有《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被元代史学家张起岩誉为“诗阃文场”的豪杰。明末清初，一批不愿归顺清朝的明朝遗民与躲避战乱的高僧聚集遵义，大错和尚钱帮芑、掌山老人陈启相、禹门主持丈雪通醉对黔北文化的发展功不可没。清初“一罗三李”承继了中原文化在遵义的发展，为“郑、莫、黎”沙滩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郑珍精研《说文》，博综“三礼”，醉心程朱，与莫友芝同撰“天下第一府志”《遵义府志》，被人尊称为“西南巨儒”；莫友芝致力于考据学、目录学、文字学、书法的研究著述，造诣深厚；黎庶昌少习家学，师事黎恂、郑、莫，熟读经史，随郭嵩焘出使英法德日，任清政府驻日大使，注重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一生著述丰富。红军长征在遵义三月有余，宣传北上抗日，革命文化在遵义得到了传播，至今影响深远。丰厚的文化积淀，使得遵义民风淳朴，崇尚诗书礼仪，为浙江大学迁移遵义并结出硕果创造了条件。
2.遵义人民热情好客
遵义人民热情好客，1939年2月25日，当宋麟书、陈世哲得知竺可桢校长有将浙江大学迁移的意图后，非常热情地向竺可桢校长介绍遵义湄潭、推荐湄潭，2月28日竺可桢校长和张其昀主任到遵义，会晤遵义专署刘千俊专员、刘慕曾县长，他们也极力主张浙大迁到湄潭。湄潭县县长严溥泉接到刘慕曾、王克仁致函后，立即召集湄潭中学校长冉茂森和地方各界士绅开会，商议在县城内为浙大规划300余间房舍，并拟写邀请函，绘制湄潭县城略图。4月，广西战事紧张，竺可桢校长会议讨论迁校事宜，派梅迪生教授赴重庆与教育部接洽途经遵义，刘千俊专员将湄潭略图、相关资料及附函交梅，梅教授回到宜山将湄潭为欢迎浙大所作准备向浙大迁校委员会作了详细介绍，促成了浙大迁遵义的决策。6月竺可桢校长偕胡刚复、张孟闻教授亲临湄潭考察，湄潭县城21个团体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他们。湄潭的山川地理、幽静的环境、丰富的物产、民风淳朴热情好客，给竺可桢校长一行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在11月的校务紧急会议上作出迁校湄潭的决定。
遵义人民以博大的胸怀来迎接浙大的到来。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于12月发布1823号训令，责成湄潭县政府具体落实浙大迁移事宜。湄潭县政府邀集地方各界人士及社会名流成立“欢迎浙大迁湄校舍协助委员会”，以组织形式落实相关具体事宜。相关部门让出文庙、民教馆、救济院、财神庙、双修寺、禹王宫、梵天宫等房舍250余间，规划200余亩土地供浙大建立农场。湄潭老百姓也积极腾房让屋，供浙大师生居住，今天湄潭永兴有张姓、王姓、李姓及欧阳住宅尚保留完好，书声绕梁。
勤劳朴实的湄潭人民，不仅最大限度地为浙大师生提供校舍、居所，而且还用他们辛勤汗水种出的粮食蔬菜水果等，无私地供养浙大师生。如一刘姓粮行老板，不顾驻地军官的命令，将100余担大米捐献给浙大，从而缓解了浙大师生的燃眉之急。一党姓士绅，将家里养的鸡鸭，请人挑到湄潭县城，一家一户地无偿送给浙大教授们补养身体。
正是遵义人民博大的胸怀，孕育了浙大的发展。
四、遵义孕育了浙大丰硕的成果
遵义优越的地理环境、丰厚的文化积淀、淳朴的民风，使得竺可桢校长倡导的“求是”学风得到了彰显，在短短三五年内，教学、科研便获得丰硕成果，培育了一代蜚声中外的求是学子，使浙江大学从一所地方性的普通大学迅速崛起为全国著名高等学府，赢得了“东方剑桥”的崇高声誉。
1.学校规模迅速发展壮大
学生人数由西迁前的600多名增至2200人。原来的3个学院、16个学系增加到6个学院、25个学系，新建了研究院，开设了文、理、工、农4个科研所，设置了史地、数学、物理、化工、农经5个学部。1945年，攻读各学科的研究生已有62名。
2.教学科研成果显著
竺可桢殚精竭虑想方设法办好浙大，在扩大规模的同时，浙大在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进步。竺可桢校长把有一批好的教授视为“办好大学之第一要事”，千方百计纳聘海内外著名教授任教，一批科学巨人、著名学者如贝时璋、谈家桢、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束星北、蔡邦华等相聚遵义。这批老一代知识精英，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与科研活动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完成了许多世界性课题，如苏步青的《影射曲线概论》、《微分几何学》，王淦昌的《中子的放射性》、《关于探索中微子的建议》，谈家桢的《亚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中国西南果蝇之调查研究》等十余项。产生了一批科研论著，如竺可桢的《二十八宿起源考》，张其昀主编的《遵义新志》，谭其骧的《播州杨保考》，王起（季思）的《中国古典词曲研究》，刘之远的《遵义锰矿》，王国松的《电工数学》等十余部。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如王淦昌的《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1941年在美国发表，被称为“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贝时璋的《两性细胞之互变》，游独新的《湄潭鱼类与鸟类》等都达到了国际较高水平。
3.培养了一批科学巨匠
苏步青、陈建功在微分几何学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被誉为“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王淦昌、卢鹤钹被称为“世界第一流的原子能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有51名曾在湄潭工作和生活过。”“198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邀请在科技教育战线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进行座谈。在21位被授予我国‘科技之星’荣誉称号的专家中，有3位曾经是浙大在遵义、湄潭时期的浙大教师和学生。”“至于那些曾经跟随浙大西迁，在遵义、湄潭工作、学习和生活过，而后在国内外科技、文教及其他各行各业作出重大贡献者，更是不计其数。”[1]P93
综上所述，浙江大学西迁遵义七年不是偶然的，是日本侵略的逼迫，也是遵义优美的环境、悠久的文化积淀、遵义人民博大的胸怀吸引了浙大，孕育了浙大。
参考文献：
[1] 周开迅.永远的大学精神[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
[2] 《竺可桢传》编辑组.竺可桢传[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0.
[3] 徐峰.竺可桢与浙江大学迁贵州[J].贵州文史，2009,(01).
[4] 竺可桢日记（1936-194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 杨士林，张卓群.穿越七十年时空梦回西迁岁月[J].浙江档案，2008，(12).
A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Study on Western Migr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to Zunyi
MIN Ting-jun,HUANG Qun
(Department of History,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Abstract：Zhejiang University chosen Zunyi and was bred by Zunyi.During the time of Anti-Japanese war,Zhejiang University continued to migrate westward and got relocated in Zunyi at last,which was titled as“Oriental Cambridge”.This paper claims that the western migr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to Zunyi is not olny the consequnce of turbulent situation at that time,but also the result from the positive efforts by Zunyiers with magnanimity.Meanwhile,the great achievements brought about as the result of reloc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 in Zunyi is thanks to Zunyi’s unique milieu and brilliant cultural traditions.
Key words：western migration of Zhejiang University;Zunyi;geographical selection;historical selection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583（2010）-05-0061-04
收稿日期：2010-06-25
基金项目：遵义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中心立项课题“遵义抗战文化研究”的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闵廷均，男，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旅游文化及课程论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