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善炯：我亲历的政治运动
本文初发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322页。
受访人：沈善炯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4年3月30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建国西路沈院士家
沈善炯院士
（2004年3月30日熊卫民摄于沈院士家）
2003年10月，蒙邹承鲁院士引见，我有幸结识了他的挚友沈善炯院士。此后，每次到上海出差，我都去拜访他。沈先生待人热忱，视我为忘年之交，知无不言，跟我谈起过许多学界前辈的往事。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丰富而坎坷的经历。
沈善炯，1917年生，微生物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先后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华中大学生物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做研究。1947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奖学金赴美留学，主修生物化学遗传。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经导师介绍去威斯康星大学生化系做博士后研究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威斯康星大学的聘约，于8月31日离美回国。船经日本时，遭美军非法扣押、囚禁，经过两个月的不屈抗争，才得以释放。归国之后，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1952年2月，因为院系调整，改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研究室从实验生物研究所分出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任微生物生理组组长，应国家需求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很快在金霉素和链霉素的生物合成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1958—1959年应邀去苏联医学研究院工作一年。归国之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无所长），主管业务。1961年，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又归并到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仍任副所长。1964年之后，他先后受“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历经种种磨难。
他在抗生素、细菌的糖代谢、细菌的氮代谢、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成果奖（195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6年）、陈嘉庚生命科学奖（1997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1年出版自传《我的科学生涯》。
洗脑筋，改造思想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我读过您的《我的科学生涯》一书，深感您是一位想讲真话、敢讲真话的科学家。能否请您围绕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再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反思？
沈善炯（以下简称沈）：到80多岁时，我常常想，我这一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科学，一个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书写自己的坎坷人生，目的是将一些历史真相展示出来，供民众和当局者思考。可这本书在出版时遇到许多障碍，虽然最终得以正式出版，但只印了250本。后来，我又写了一些文章，都还锁在抽屉之中。我与你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可谓倾盖如故。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将知无不言。
熊：您从美国归来不久，国内即开展了一场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韩非曾经说过：“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名气不及以后的反右派运动大，所针对的却正是“禁其心”。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场运动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您对这场运动的看法。
沈：因为李森科主义的影响，我回来以后，不能再研究遗传学。我就去浙江大学当教师，讲授生物化学。到浙大后，很快即开始“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初我到科学院后，又在实验生物所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所以，高教系统和科学院系统的“思想改造”运动我都参加了。我自己受到的冲击不大，因为我没有宗派主义什么的。但我看到有许多科学家受到冲击，其中，植物生理研究室室主任罗宗洛被作为典型的“宗派主义者”加以批判。
熊：您出身“地主”家庭，在“旧中国”工作过，还曾到“美帝”留学，人家不认为您具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不改造您吗？
沈：运动是有重点，我没被列为批判的靶子。可能因为我有在日本蹲监狱，与美国相抗争的经历，我得到了科学院有关领导的特殊关照。当时科学院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李亚农、王仲良很庇护我。
熊：“思想改造”运动是怎么进行的？
沈：人人过关。我上台去讲了两三次才过，有些人讲了多次都过不了关。
熊：您如何看待这个运动？
沈：离开日本的巢鸭监狱后，我和赵忠尧、罗时钧被送往国民党“中国驻日代表团”。该团的一位武官在释放我们回国时说：“既然你们一定要回大陆，我们也不勉强。但有一言相告，你们要准备好回去洗脑筋！我们和中共打了20多年的交道，你们回去感受一下也好。”当时我们一笑置之。“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我马上想起了这句话。我在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待过，那儿的确有宗派主义。凡是属于不同学校出身的，甚至不同老师教导的都各成一派，以致那留洋回国的也分成什么留日派、留美派等，彼此互相排斥。科学工作者之间不是在工作上竞争和合作，而是互相妒忌。我认为，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确实应该清洗掉，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每个人都应该洗洗脑筋。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思想改造”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被批判的不仅仅是宗派主义，一些科学家的作风问题，例如在工作上对学生、同事严格要求也遭到了强烈批判。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样的政治运动是不是有必要？我努力说服自己：中国共产党执政很不容易，可能确实有理由开展这样的运动。我深信共产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国家，使它走向富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到浙江大学教书，需要到派出所报户口。公安人员叫我填一张表。我填好递进去，他马上将其甩了出来，说：为什么不填你从哪里来的？于是我就填了。把表交上去之后我就回家。谁知道他一直在后面跟着我。到我家后，他对我夫人卢盛华说：“把你们的经历告诉我。”我夫人就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没有？我们就把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证书给他看。他一看校长的印章，“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哦，战犯！”接着，他又讲了很多话。后来救星来了——我在浙大理学院的学生来看我，证明了我的身份。
那个公安人员就拿着我的证书走掉了。我的大学毕业证书就这样没有了。
熊：派出所的人为什么要怀疑您？
沈：我也不清楚。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在他眼里，或许我有特务嫌疑。
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
熊：“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展了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的运动。
沈：我当时没太注意。那时候上海分院由王仲良主政，他尽量使科研少受政治运动的冲击。
熊：您与胡适先生是有过亲身接触的，对于专门批判他的运动，您有何看法？
沈：胡适先生是这一辈子我接触到的人里面印象最深的。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没跟着南迁昆明，所以，在西南联大时，我无缘听他的课。抗战胜利后，我在清华工作。有一天，戴芳澜先生回来告诉我们，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有人不同意选郭沫若，因为他亲共。而胡适提出，我们选院士，应当首先考虑国家的荣誉。只要做出了增进国家荣誉的工作，不管其政治态度如何，都应该选。我非常欣赏他这种超党派、超政治的态度。
复员之后，我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在恩师张景钺教授的帮助下，1947年时，我获得了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机会。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的胜利下正在忙着南迁，关于办理出国留学这类事情已趋无人负责的状态。一天下午，我和盛华在北大红楼外散步，巧遇她的老师经济学家杨西孟教授。他极力劝我去找校长胡适，说胡适之先生是个非常普通、乐于助人的人。所以我第二天就径自去校长办公室找他。校长办公室设在一个大院子内靠东的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觉胡适之先生果然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人。他看了加州理工学院给我奖学金的通知书后，便答应由北大出面为我申请办理出国手续。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收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同意我办理出国护照的批示。于是我再访胡适之先生。那是在适之先生的家里，晚上八点钟左右。胡先生对我说，现在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北大决定派两位年轻人赴美留学，一位是我，另一位是物理系的助教（名字我记不清了），由他私人给我们两人每人美金90元作为赴美的旅费。接着他就将已签名的Chase银行的支票给我，并叮嘱我将来取得奖学金时，再用支票送Chase银行还给他。他在该银行的存款一直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经济上的需要。当他正在和我谈话时，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回避，但先生叫我不要走。我听得他对着话筒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我会去看您的。”然后把电话挂断了。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李宗仁来的电话，我没有空……”当时我感到惊讶，要知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而我只是一个小助教，先生却不因为李宗仁是权倾朝野的大官而中止和我的谈话。我想，如果易位而居，我难免会说：“沈善炯，我有要事，我们择时再谈吧。”适之先生真是一个普通的人，待人不分贵贱。此事使我难忘。
当年8月我离开北平回南方准备出国，胡适之先生在百忙之中又找我谈话，记得那时在他办公室外有不少人在等着要见他。那次谈话他显得郑重但又很诚恳。他说，在和我的几次交谈中，他发现我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比如，有一次谈到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比德尔时，我说比德尔即将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在没有事实根据之前，这种说法不妥。还有，我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他的寥寥数语，意义深长，给我深刻的教育。
以后我就再无缘见他，但他留给我的那些短暂身教与言教，却一直深深印在我心中。所以后来批判他时，我很不以为然。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别的伟大格言一样，虽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挑得出毛病，但本身却并没什么不对。他教育我们凡事要独立思考，要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都很正确。所以，对他的批判是很没有道理的，中国太需要那样的人了。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他，并且很佩服那些不批判他的人。
近些年，国内媒体对胡适先生的态度有所转变。记得在《南方周末》上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从美国回来，见到蒋介石后问：台湾的报纸有没有批评彭孟缉（时任台北市警备司令）的？没有。有没有批评蒋经国先生的？没有。有没有批评总统你的？没有。胡适说：没有批评意见，这就有了大问题。这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使我愈加感受到了他的伟大。
被怀疑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
熊：批判胡适之后又是批判胡风的运动。
沈：批判胡风时我很危险。我本来不认识胡风，但我夫人卢盛华和胡风的夫人梅志儿时即是好友，并曾结为干姐妹。他们要从上海搬到北京去之前，我曾和盛华一道去看过他们。我跟胡风就这样接触过一次。回国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科学院对我很看重。我不是学部委员，但他们每次开会，都邀请我列席，并作报告。1955年，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兼课，一天上完课后，在教员休息室里遇到了贾植芳教授。他是胡风的密友。他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会，想请我帮忙带点东西给胡风。我说好的。然后他给了我两瓶酱油。后来学部成立大会延期（延期到1955年6月1日举行），那两瓶酱油就一直在我这里搁着。有一天，贾植芳的侄子过来，又把它们都拿回去了。
学部大会之后，上海分院的党委书记王仲良来找我，说：“老沈，你不要急啊，我已经给你担保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担保？他接着告诉我：“贾植芳要你带的酱油瓶中夹了一封贾植芳写给胡风的信；贾植芳被抓后招认了此事，公安局怀疑你蓄意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要对你进行审查。我向公安局担保，你是一个埋头于科学工作的非常爱国的学者，绝不会搞什么反革命活动。”若不是学部成立大会延期，若不是王仲良竭力担保，后果将不堪设想。
熊：看到胡风挨批，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沈：当时胡风去北京了，我对他挨批之事一无所知。
熊：当时的报纸不是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吗？
沈：我没看那些报纸，开会时我也是老是思想开小差。王仲良一讲，我才惊慌了，后来觉得真是运气。
上海分院的大鸣大放
熊：在韩非所讲的“禁奸”三层次中，反右派运动属于“禁言”层次。
沈：假如那时候我还在杭州，肯定会被打成右派。为什么呢？“思想改造”之后全国实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医学院被归并到浙江医学院。有一天，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租了一辆三轮车到我家，给我一张聘书，希望我仍能留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实验生物所工作。如果我留在浙大医学院任教，大鸣大放时，对前面提到的公安跟踪我、扣我毕业证书之事，我肯定会提出意见。所以，后来我的学生对我说：“沈老师，如果那年你不离开浙江大学，百分之一百是右派分子。”
熊：相对于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的情况要好一点。
沈：在张劲夫、王仲良等人的保护下，科学院划的右派相对较少。在我的印象里，上海地区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似乎没有高研人员被打成右派。我最讨厌那些告密、落井下石的人。可在政治运动时，那样的人相当多。在我的农村老家，即使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也是不会干那种缺乏道德的事的。
熊：我读过一篇为柯庆施翻案的文章，说他对知识分子其实不错，理由是，在反右派运动时，他并没有把太多的科学家划为右派，他保护了那些科学家。
沈：柯庆施保护科学家？没那回事！黄鸣龙等人都是王仲良在柯庆施面前据理力争保下的，这件事情我知道。柯庆施当时就批评王仲良“右倾”，后来基于这个原因把他调离了科学院。
熊：请介绍一下上海分院大鸣大放时的情况。
沈：大鸣大放时，号召我们向党提意见。我很钦佩王仲良、李亚农等分院领导，对他们没有意见，不打算发言。我一个妹夫后来被定为右派，我遇到他后说：“共产党艰苦奋斗，争取新中国的成立，非常不容易，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应当全面考虑。”那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不想在公开场合去批评共产党。可有一些领导，如上海市科委的主任，老是鼓动我们发言，上海市还把高级知识分子召集到中苏友好大厦，专门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
在这个会上，一些人提了意见。比如邹承鲁说：科学研究干部的分配不能乱点鸳鸯谱，应该让导师可以自由选择学生，让学生可以自己决定专业选择导师。我记得他是第三个发言的。第一个发言的是赵仲宽，第二个是吴茵（女），第四个是黄鸣龙，发言内容均登了报。结果吴茵被打成右派。若不是王仲良，黄鸣龙、邹承鲁等也肯定在劫难逃。
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开了几天，那几天我一直跟承鲁坐在一起。我们俩广泛交流了意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运气，承鲁发言的那天下午，我恰巧发烧，没有去。如果我在，他肯定会说：我和老沈共同发言。那就糟糕了。
熊：大鸣大放时植物生理所内部发言踊跃吗？
沈：有一个叫林吉强的在大礼堂发了言，我去听了。植物生理所的某位高研说他以前在北京农学院工作时认识林吉强，在上海林曾试图发展他参加民盟，叫他不要接近共产党，说共产党员是唯唯诺诺的。这样一揭发，那还有好的，林当然就成了右派。哎呀，对于这样的人，我……（摇头）
熊：那个年代鼓励告密、要求告密。朋友之间私下聊天，可能一扭头就被报告给了组织。
沈：本来不想发言，想方设法鼓动你发言，声称不发言就是犯错误，结果你在鼓动之下发了言，又来个“引蛇出洞”，治你的罪。对此我极不理解，很有意见。
我也干了“荒谬”的事情
熊：反右派运动让知识分子们不再敢讲实话，为“大跃进”运动扫清了道路。
沈：“大跃进”时，我也干了很多荒谬的事情。我记得先是由王仲良带我们到江苏等地去参观。
熊：我听邹承鲁先生谈过此事。您相信那些亩产万斤的“卫星”吗？
沈：不相信。当时我父母同我住在一起，他们绝对不信那些东西。我父亲还算过，几万斤的亩产，平摊到地里会堆多高，那怎么可能呢！尽管不信，我们还得向农民学习，也提一些大的课题，放科学“卫星”。不提过不了关啊！
熊：你们提了哪些宏大课题？
沈：殷（宏章）先生从德国的一个资料上看到，通过某种酵母，可以从稻草中提取油。我们就夸大其词，放了个稻草变油的“卫星”。真是笑死人了、羞死人了。
熊：那时候大家都提这类宏大目标。你们提的时候，想没想过其不利影响？
沈：没怎么想，当时关心的主要是自己怎么过关。
熊：有人批评那些豪言壮语了吗？
沈：罗宗洛先生说了。他在相当公开的场合声称，他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结果很快即遭到全所开大会批判。他这个人骨头很硬，从“思想改造”运动起就一直遭批判，可还是敢说话。
广州会议让知识分子热泪盈眶
熊：与“大跃进”运动接踵而来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沈：那时候真是非常困难。我的江苏吴江老家饿死了人，而我的家人因吃不饱饭，也出现了浮肿现象。记得那时候我到苏联去了，我母亲就在家旁边种了点豆子，贴补一下。
熊：您于1959年回国，随后的1960年、1961年国家也极困难，您怎么过呢？
沈：因为营养不好，我患了严重的肝炎，经常住医院。那个时候，我家是这个院子里最清苦的三户人家之一。
熊：回国之后，您就主持新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的工作，听说你们那时候工作是十分勤奋的，常常深夜才归。
沈：主要受加州理工风气的影响，我养成了勤奋工作的习惯，一直认为科学家是没有什么业余时间的，而且，为了工作，我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过问。那时候我有几个好的学生，所做工作也发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所以抓得很紧。那时候李亚农经常来看我。有一天，他对我说，有研究生到他那儿告状，说我要求得太严了。他一方面告诉我这件事，另一方面又要我别太在意。他还给我举了个例子。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常常工作得很晚，有人批评他煤油用得太多，他一度不高兴。后来他哥哥跟他讲，那只是小节，不要在意。我比较幸运，碰到的几个领导，李亚农啊、王仲良啊，都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可提。
熊：1962年春天，您参加了广州会议。
沈：上海分院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曹天钦等人。会议对“大跃进”期间的许多现象提出了批评，当时的说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其中一些话我现在还背得出来。他说：“建国12年来，你们和我们党共甘苦，说你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应当的。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歉意……”听了他的话，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周总理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首先要认识自己，譬如我吧，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所以我是江浙人。旧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并曾受过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教育，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附着在封建或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皮上，现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变成梁上君子了！我当时坐在第三排，坐在我正前面的是傅作义。听到这些话后，他把手举了上去，大概太激动了，过了好长时间都放不下来。我们感受到，正、副总理的发言重点是不同的，周总理强调改造，陈毅则强调道歉。
广州会议开完之后，科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有“大跃进”期间那些浮躁的东西，大家工作普遍很认真，所以，之后一段时间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成果。
我第一个被揪出来
熊：可惜的是，广州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又开展了“四清”运动。
沈：我是整个中科院上海地区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于1957年4月入党，与微生物室党支部书记陈广澧关系一向很好，她经常找我聊天，我有什么想法，也经常跟她讲。比如，我对《北京日报》某篇社论所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不能理解，曾对她说：“是人总有思想的，怎么不讲个明白，就要人甘做工具呢？这样的用词是否不当？”1958年反右补课时，我对植生所党总支将在农场工作的四个青年划成右派很不满意，曾对她说：“这是草率地把别人的命运当儿戏”。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诽谤我在苏联时，要我的研究生帮我穿皮大衣，大摆大教授的架子。我曾向她发牢骚，说绝不能与这种无端造谣的人在一起。等等。结果，在这个运动的初期，我的这些话被她抛给了工作队，一道算总账。她还给我下了“反党”、“叛国”的结论。她的这个发言以及随之而来的批斗，使我的科学生涯遭受凶风恶浪，几乎吞没了我的科学事业，甚至我的生命。
熊：向支部书记反映自己的思想，这是组织原则所要求的嘛，怎么会反遭清算呢？
沈：有位老先生在看了我那本书后说：“老沈啊，你少年得志，风头太盛，所以遭人嫉恨。”我想，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自1950年初回国以来，领导对我相当器重，而我则把精力全都投在科研上，呕心沥血地工作，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成果，应当说，我的科学道路一直是相当顺畅的。突然遭此打击，真是有如晴天霹雳。因为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我的右眼黄斑区水肿严重，逐渐变得看不清东西。
熊：对于这个运动，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沈：完全没有。此前他们曾叫我去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根本就没听，脑子里都想着科研工作。
熊：您的自传中提到，“桃园经验”传达一个月。您去听了一个月吗？
沈：是啊。去了一个月，但我的思想一直开小差，什么“四清”、“四不清”，我根本就没听。现在弄到自己头上来，才觉得不对了。
熊：我想起了马丁神父的一段沉痛话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就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虽有许多不满，但您以前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那些政治运动提出质疑，甚至有时还为其辩护。可运动一直不断，作为“反胡风”、“反右”等运动的漏网之鱼，到“四清”、“文革”时，您终于在劫难逃，这才有所醒悟。
沈：但愿我们那代人的教训能被人吸取。这也是我含泪写作，重温自己惨痛经历的原因之所在。
罗宗洛（1898—1978），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0年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所长。
李亚农（1906—1962），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16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归国，先在一些高校任教，后参加新四军。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
王仲良（1899—1974），原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在“三反”运动中，因“不同意把‘打老虎’扩大化，力求不要伤害同志，被当作运动的‘绊脚石’，以‘思想右倾’、‘目无领导’的罪名被搬掉石头，停职审查，甚至还被怀疑有经济问题，最后解除了他的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的职务，由军级降为师级”。被甄别清楚后，他于1953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当副主任。1955年5月，任办事处党委书记。1957年，任办事处主任。据丁公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年第5期，第38—44页。
戴芳澜（1893—1973），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49年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应用真菌所所长、微生物所所长。
张景钺（1895—1975），植物形态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25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生物系主任。
比德尔（G. W. Beadle，1903—1989），生化遗传学家，因为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学说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
黄鸣龙（1898—1979），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殷宏章（1908—1992），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副所长、所长等职。
曹天钦（1920-1995），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等职。
据广州会议《简报》，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时间为1962年3月2日，陈毅做“脱帽加冕”报告的时间为1962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