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的历程

苦难的历程
作 者 ：安毅夫著
出版发行 : 2015.01
页 数 ： 170
中图法分类号 : K827=7 ( 历史、地理->传记->中国人物传记->人物传记：按学科分 )
参考文献格式 : 安毅夫著. 苦难的历程[M]. 2015.01.

第三章 八年抗战

贵阳是贵州省会，1937年前还是相当封闭、落后的一压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企业、学校、文化机关迂来贵阳，1方的交通枢纽，贵阳市逐渐繁华起来。
达德学校在贵州是一所颇有名气的学校，那时只有小,中部，坐落在市中心地带。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抗日高潮，唱救亡歌曲，上街宣传；教室里，老师们也慷慨激昂地控iJ行。谆谆教导我们“读书救国”。
我也突然变了。从过去一个只知调皮打闹的顽童变成—）国热情、孜孜不倦努力学习的好学生。遗校时爱看伟大人朱家里一副对联上联的“天生我才必有用”，抗日战争初一些的事迹等等深印在我心中，将来一定要像父亲一样救国救巨翻大事的决心和信心激励着我。除了随同学们上街宣传抗日，仍喜爱打篮球、踢小皮球，并拜马老师（体育老师）为师学习拳术外，我十分地用功。成绩也从遗校时的只是及格上升到班上的优秀，对数、理、化和英语文最是爱好。
1939年春毕业于达德初中后考上了中央大学实验中学的高中班。中大实中（我毕业后改为国立第十四中学）原在南京就是一所全国闻名的好中学，以学风严谨，升学率高著称。校舍相当简陋：竹篾编织，抹上黄泥，粉刷成外灰内白的墙壁。没有天花板的屋顶支架上覆盖着青色小瓦。从南明河畔的学生食堂、女生宿舍，沿马鞍山麓缓坡而上，分散建筑，一直到半山上的教室、办公室、图书馆。校长是当时搬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兼任，在贵阳实际由校务主任杨希震主持。杨希震，日本留学生，原中央大学教授，以严厉得令学生害怕著称。回忆起来，只记得他板起面孔训学生的面容而从未见过他和颜悦色的笑容。新生入学，他的第一句话是： “我们学校是培养进大学读书的学校，不想进大学的，趁早退学”。第二句话是： “不准违犯校规，违约者记过、开除”。第三句话是： “不准谈恋爱，违者开除”。吓得我们心惊胆颤。
但另一面，学校确实十分重视学习，聘的老师都是中央大学毕业，有真才实学的老师，教学认真负责，要求十分严格。严格到退学率也高。高一时我们班约近50人，毕业时只剩了30几个，多因成绩不及格或留级或退学。那时受“工业救国”理论影响，学校特别重视理科，数、理、化课本全用英文版的，于是偏爱文科而理科稍弱的同学就麻烦了。我倒好，一则用功，再则理科强于文科，英语也可以，因此我的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数一数二。那时也真用功，除了每周六下午回家玩玩外，连星期日、寒暑假，都几乎手不释卷，孜孜不息。
老师对学生影响之重要，在中大实中我是深有体会的。高一生物课老师朱浩然（解放后的院士）教得实在太好，以致生物分类的纲、目的拉丁文，我也自觉默记，并愿将来做一名生物学家。以后王XX（名字忘记了）教地理，赵学广老师教历史也都引起我对地理、历史的兴趣，我又想将来做个地理学家、历史学家。以后，来了位杨屁引老师，刚从中央大学毕业，教我们的几何、代数和解析几何。真教得好，引起了我对数学的极大兴趣，以致做完了课本上习题外，跑到书店搜集题目，自己解题，甚以为乐。体育老师章祖愈（教男生）、刘德明（教女生），也都是好老师。每天下午课后，他们都在体育场上，许多同学也驰骋在操场上。我是体育尖子，篮球足球是我的爱好，我成了校队队员，在与其他中学比赛中，我们常常获得胜利。
中大实中为我的学业、为我的身心健康打下了深厚基础，至今，我仍深深怀念、感谢教过我的老师们。
1941年夏毕业（我读的实验班，高中只有两年半），参加高考。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和浙江大学是当时西南大后方最好的大学，联合招生，我考取了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我也考取了贵州农工学院（第二年改名为贵州大学），报上发布的录取生名单上，我是工学院第一名，享受公费。浙大是老大学，较有名气，我去了浙大。因系遗族学校学生，按当时政策，我也享受公费待遇。免缴学、杂费外，还有伙食费补贴。
浙大原在杭州，抗战中辗转迁到贵州。校本部和工、文、师范的一部分在遵义；理、农及师范学院的另一部分在湄潭；大学一年级则设在湄潭县的永兴场。
从南京回到贵阳之初，我家住在公园路，这里离市中心不远。1939年2月4日是个悲惨的日子。这天上午，日本十八架飞机轰炸贵阳，以大十字为中心，炸毁了许多商店、民房，大火烧了一天一夜。在熊熊大火和断墙残壁间，屍体、断肢和惨呼、呻吟把贵阳陷入了地狱。目睹和耳闻这一切更激起了我对日寇的仇恨，恨不得投笔从戎，上战场打日本鬼子。但终究那时我只有十五岁，眼看日寇飞机从容不迫地飞过贵阳，扔下炸弹，却未听到我国高射炮的声音，更未见我国飞机升空迎战，落后的国家成了任人宰割的屠场。悲愤填膺，更激起我为了我们国家富强努力学习的决心。
公园路没被烧掉，但住房已被震歪，破碎的瓦片布满院坝，已不能居住。妈妈把我们带到北门外离城约两公里的小宅吉农家租房居住。这是个背靠小山，面向市区的小村落。我到遵义浙大读书，妈妈带妹妹一直住在这里。
1941年8月，妈妈把我送到长途汽车站，含着眼泪，看着我乘车离去。儿子长大了，独自离家了，一再地叮嘱，凄然地别离。
上车就见到晏成栋和邓俨，他们也是中大实中的，晏比我高半级，邓比我矮半级以同等学历考上浙大。那时，汽油紧缺，汽车是以木炭燃烧生成的碳气为燃料，通称木炭车。司机助手用手摇动鼓风机，气体充足后才能行驶。这样，从贵阳到遵义的一百六十多公路里程，足足用了两天。但终于也到达了目的地。在遵义停了两天，我们又坐上木炭车到达湄潭县永兴场一年级本部。
永兴场是一个小镇，在湄潭通往凤岗的公路上。从头到尾不足两公里，街两边还有些短巷，但在贵州却又是有名的四大场之一（一打鼓、二永兴、三xx、四摆金）。我们一年级的宿舍在江西会馆，教室在湖南会馆，实验室等等就散落在一些小巷的民居中。
大学较中学大为自由的气氛使我很快就自我松懈起来，不再像中学时那样用功。何况，除了微积分外，其他课程不过是中学课程的加深和提高，对我没什么困难。大一上学期就是在欢乐、散漫中度过。
1942年1月的“倒孔运动”给了我极大的震惊，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1941年6月22日，法西斯德国对苏联不宣而战；是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格局。同盟国（中国在内）与轴心国（德、意、 日）两大阵营的战场遍布欧、亚、非。
其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五个年头，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大片国土沦丧，国统区物价飞涨，贪污盛行，民不聊生，激起人民日益不满。
1941年12月，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国民党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置滞留香港的各界著名人士于不顾，把派去接他们的飞机让其家属、行李、洋狗甚至马桶乘飞机撤离香港到重庆。消息传来，举国哗然，昆明的西南联大等大中学校于1942年1月首先举行了倒孔游行示威。1月中旬，遵义、湄潭、永兴场的浙大学生也举行了倒孔运动。
当时我对时事十分关心。几乎每天都到报栏前看报纸。日寇烧杀抢掳的暴行使我痛恨万分。国军狼狈逃败，丢失大片河山，置人民于不顾，使我愤懑不已。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又使我内心不安。满怀心头激情，倒孔运动中我勇往直前，在街上张贴标语，游行队伍中摇旗呐喊，并陪同永兴分部学生自治会的汪容到湄潭串联。
在湄潭听说了遵义、湄潭有同学被捕，两地的运动已被镇压下去。这样，永兴也恢复上课，一切似乎都恢复原状。
但是，我却迷惘了。 “爱国有罪？”我们行动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救国，希望激起国民政府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可是，遭来的却是恐吓、逮捕，是有“罪”。为什么？这样的政府究竟是个什么政府？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国民党政府产生怀疑。要怎样才能救亡图存？怎样才能救中国？我常独自默默思考而不得其解。
这期间还发生一件事，使我对国民党、三青团产生了反感。有一天，军训教官找我谈话，大大表扬我一通后说： “你是好青年，我愿介绍你加入三青团。”那时的我，只想自由自在，好好读书，不愿有什么组织约束，因此婉言谢绝。不料学年结束时， 军训教官给我“品行”评分打了个“下下”。是我的导师钱宝琮教授（教我们微积分，著名数学家）问我： “你是不是调皮捣蛋了？是不是惹恼了军训教官？”我把婉拒参加三青团事告诉他后，他说： “原来如此。那好，我给你‘品行’打‘上上’”。两者相加除二，结果我的“品行”得了“中”，保住了公费生待遇（按规定，品性中以下取消公费）。这不得不令我鄙弃军训教官连同他的三青团。联系倒孔运动被镇压，我也对国民党产生了反感。
1942年暑期后，我到了遵义，我们工学院二、三、四年级所在地。在这里，我经历了人生历程中一个更重要的转折点。
我被选进了浙大篮球队校队，认识了也是校队队员的吴作和。吴作和是江苏常州人，当时机械系四年级同学。秋天，我们到贵阳市参加贵州八大学运动会。到贵阳的第二天，我就病倒了，高烧、虚弱，住进了医院。那时妈妈和妹妹去了郎岱老家。我一人躺在床上百般无奈，吴作和来了，只要不比赛，他就到病房里陪我，帮我擦洗，买饭，说笑，极力安慰我。病愈出院回遵义后，吴作和成了我的“筠哥”，我成了他的“粤弟”，课余时我们常在一起。

当时他住的宿舍是何家巷三号的第五十一室，一个阴暗、潮湿的小套间。外面两张并放的小桌，里间是两张床，金礼楠和他住在一起。有空闲，我就来这里。
与吴作和交往中，我谈到了倒孔运动后我的困惑，并把我到浙大图书馆借阅马克思《资本论》的事告诉他。那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却挺进敌后连连取胜。两个极端的对比，使我很想了解共产党，于是，借出了《资本论》。但是，简直看不懂，内容不懂，连文字都难（这是王亚南、郭大力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翻译的第一个中文译本，文字也艰涩难读）。吴作和听了后说： “是难懂，先找本小册子看看吧！”这样，我发现他床下有两个大木箱，堆满了盖有“黑白文艺社”印章的书籍。他告诉我，“黑白文艺社”是浙大进步同学的一个秘密组织，倒孔运动后，被迫解散，他把大部分书籍保存下来。
从此，一有空我就去那里看书。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普列汉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 《论持久战》和新知丛书中的一些小册子。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共产党宣言》和中国共产党六大通过的党章。 “有道理！”我越读越感到这些书籍令我开窍，认识了一个新的有道理的天地。
这里还有大批文艺书籍。有高尔基的、鲁迅的作品，有屠格列夫的《贵族之家》、 《前夜》等，还有列·托尔斯泰的《复活》。最强烈震惊了我的是《复活》。书中主人翁聂赫留道夫，一个善良、正直的贵族青年，在目睹了农民悲惨生活并受到自我良心的谴责后，把田地分送农民，陪伴马斯诺娃赴西伯利亚服刑，做了许多善事并从而获得心灵的复活。想到我家也是大地主，我们家乡农民生活也是十分困苦，我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我也需要心灵的复活，是列，托尔斯泰把人道主义的真谛深植在我心中。
在日寇侵华，国难当头的年代，在寻求国富民强、人民幸福的途中，出于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要求，我接触了共产主义理论，并被它说服，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个美好的社会制度，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这就是当时我的思想认识。
为此，我认为“工业救国”是走不通的，我也不再想学机械工程而想改学社会科学。于是不顾吴作和的反对，也瞒过妈妈，大二上学期未结束，我就休学跑到重庆，企望转学中央大学经济系。（当时浙大没有法商学院）。到中大去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章静正在中大外文系读一年级。
章静是中大实中比我低一班的女同学。中大实中不准学生谈恋爱，却挡不住青年男女间自然地爱慕。章静文秀、美丽，在我高二时发现高一新生的她就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没有和她说过一句话，因为男女生间界限森严，但是一见到她，我的心就激烈跳动，面红耳赤，不能自己。进入浙大后不久，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她，也收到了她的回信，虽然比较平淡，却也流露一丝好感。但是，我寄出的第二封信却石沉大海。 （以后知道是杨希震校长没收了这封信并狠狠地批评了她）。我常想念她，于是在决定改学社会科学后，自然地想转学中大。事先听说是可以转学中大，因为我是四校联考时考进浙大的，但是到重庆中大询问的结果是不可以。我也没有勇气去见章静，呆了两个月，只好又回到遵义，无奈地继续在机械系读下去。
回浙大后除了上课读书外，自然与吴作和过往很密，继续读他床下的书刊，其中也包括当时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出版发行的《新华日报》、 《群众》杂志，加深着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1943年夏，吴作和、金礼楠毕业去了重庆江北的21兵工厂。舍不得离开吴作和。暑假里我也去了重庆，度过一个暑假又回到浙大。与吴作和的交往，自然与他周围的一批进步同学接触，有陈立、倪步青、何惺、卞婶和江乃萼等人。江乃萼常来我住处，督促我的学业，检查我的卫生，劝说我在浙大继续学工程。友谊逐渐加深，她成了我的“姐姐”，我则被她唤叫“弟弟”。这样，我有了一个“哥哥”，又有一个“姐姐”，虽然是“干”的，却是十分“亲”的。1944年夏，江乃萼毕业，去了重庆。
浙大学生多是江浙人，其时江浙大多地方已沦陷，他们不甘当亡国奴，离乡背井来到贵州，盼望着抗战胜利，国富民强而不满国民党的腐败、无能，要民主、争自由的思想洋溢在浙大校园。

竺可桢是浙大校长，一位二十年代留学美国回来的气象学家，中国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献身科学、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一位伟人。在他领导下，浙大从一个地方性的大学成长为全国最著名的几所大学之一，有“东方剑桥”的美誉。他更是一位爱国者，要求学生以天下为已任，他又是以“自由主义者”自诩，主张学术自由，忠于真理，不盲从，不计利害，发扬“求是”精神。他热爱、关心、保护学生，倒孔运动中被捕的学生多由他亲赴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保释出来并资助出走。竺可祯的伟大形象永远铭刻在浙大学子们心中。
浙大的老师们也都是学有成就的好老师，其中许多是全国甚至世界著名的教授，在日寇入侵、颠沛流离和物价飞涨中，他们生活十分拮据，也都满怀爱国、民主思想，其中以费巩教授最具代表性。
费巩教授是英国留学生，教政治学。工学院学生要选修六个学分的外院课程，我选修了哲学和政治学（各三个学分），聆听了费教授的授课。他崇尚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在课堂上津津有味地描述英国议会开会的情况，绘声绘色地叙说海德公园站在肥皂箱上任意发表演讲的情景。他的民主、自由思想自然地使他在课堂上经常抨击时政，深受学生欢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浙大有一块民主墙。学生自治会主办的《生活壁报》和同学们自发组织的《民主阵地》、 《自由堡垒》、 《今天》、 《呼吸》等等都张贴在墙上。顾名思义，其内容多为要民主、争自由，时评文章最多。在每年学生自治会改选时，最是热闹。浙大学生中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员不多，在浙大民主空气浓厚的情况下，他们一直处于劣势，但却企望在学生自治会中掌权；另一面，进步同学也决不放弃。在那几年学生自治会改选时，我常和陈耀寰、严刘祜、刘赓书、陶拭等同学商议并在民主墙上撰写文章，在同学中积极组织。终于在广大同学努力下，学生自治会始终掌握在进步同学手中。记得有一次选举学生自治会主席和常务理事的会上，机械系一位姓曲的国民党学生大放厥词，声言，谁不选他们提出的候选人，谁就是“共匪”支持者，使选举陷入困境。我在会场门口听到后立即找到机械系的陈贵耕、王家宠等同学商量并串联了几十个同学签名，以过半数票写出大字报，张贴在民主墙上，罢免了这位姓曲的，也保证了这届学生自治会依旧掌握在进步同学手中。
1945年是多事之秋，对全世界、全国是这样，对我更是一个充满激情、懊丧、屈辱和奋起、决心的一年。
1944年底，日寇由广西侵入贵州，国民党军纷纷退败。日军占领了贵州独山，是谓“黔南事变”。原来较为平静的祖国大西南也不平静了。广西难民逃来贵州，贵阳市民也纷纷逃难。妈妈带妹妹离贵阳经安顺回郎岱老家。遵义街上充斥了从广西、黔南和贵阳逃来的难民，人心惶惶。浙大师生也深感无法找到一张平静的桌子读书而不安，学校陷入停课。在人们纷纷北逃中，我却南下到了贵阳，这是我与蔡之诚通信后决定的。
蔡之诚与我在达德学校同班同学，这时是贵州大学学生。1944年暑假我回贵阳时，知道他和我政治观点一致，我俩友谊加深了。他周围有一批进步同学，有一个读书会——“群社”，有许多进步书刊。我和蔡之诚及刘端模、杨光文、戴绍华、戴绍民、戴丽英、孟昭方、张桂筑、车祖尧等人常在蔡家或戴家聚会，读书、漫谈，探讨人生的道路，抨击国民党的腐败而皆向往共产主义。我们还办了个“补习班”，以补习中学课程为名，实际上对七、八位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宣传、教育。
黔南事变，我来到贵阳是与蔡之诚商定到我家乡去打游击。我们十几个人共商具体方案尚未离开贵阳，日军已从独山退回广西。游击打不成，我又回遵义浙大。
当时浙大师生仍然充满不安和激动。日寇轻易就打到独山，现在还在贵州边上的广西。这个国家怎么了？读书还有什么用？能等着当亡国奴吗？
这时，国民党政府发起组织“青年军”，以“十万青年十万军”号召学生参军打日寇。浙大许多同学报名参军。我也想去，既可上前线打日本鬼子，也可看看国民党军队究竟如何。给吴作和写信告知，他立即回信要我千万别去，说那是个骗局，骗学生参军是去打共产党军队的。我把这情况告诉了几位同学，也劝阻了他们。也幸亏没去。参加青年军的一二百位浙大同学在四川綦江受训期间，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受尽了屈辱与痛苦，纷纷又退出，回到学校读书，其中许多人后来还成浙大学运中的骨干。
学校还没有复课，人心还在浮动、不安。浙大学生自治会组织了“战地服务团”。我和陈耀寰、刘赓书、严刘祜商量，为了了解国民党军队究竟怎么腐败、农村人民究竟怎么困苦，遂一块报名参加了。
浙大战地服务团一共五十八位团员，竺校长授旗并热烈欢送后，于1945年1月中旬离开遵义到达贵筑县青岩镇十三军军部所在地。十三军军长石觉是国民党嫡系汤恩伯的部下。原先的商定是我们慰问军队，鼓舞士气，但是，除了两、三次大会文艺演出外，根本不让我们接触士兵，反而是十三军军法处、特别党部军官翻查我们的被褥、书籍。从当地老百姓处了解到军队打人，抢猪杀鸡，拉壮丁等欺压老百姓的事。我们极度气愤也深感失望、苦闷，对这样的军队，有什么好慰问的？
其实，事先我们也已知道十三军在河南就是臭名远扬的。河南民谚： “河南四大患：水旱蝗汤“。把汤恩伯军队与水灾、旱灾、蝗灾同列为灾患。这次，我们是亲眼目睹了。
二十九军一九三师驻扎在惠水县摆金镇，师长肖重光表示欢迎我们去。团里决定派一部分人去，我也在其中。一九三师比十三军好些，我们可以接触士兵，与中、下级军官联欢，却遭到汤恩伯的指责，说我们“擅自行动”，下令撤回。全团同学情绪激动， “不干了！回校吧。”前后约近四十天，我们于三月初四到学校，又继续学业。
经过了黔南事变的冲击，也在当时全国民主空气逐渐高涨的情势下，浙大的民主活动蓬勃开展，迎来了一个又一个高潮。
1945年3月初，化工系四年级级会在食堂门旁的民主墙上贴出：《国家的政治必须民主，我们的生活必须改善》，得到同学们的热烈响应。学生自治会决定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在何家巷三号大院里，在严肃而热烈的气氛中，同学们激昂慷慨，争相发言。我也情不自禁地上台讲话，表达了争取民主、自由的必要和决心，并痛快地抨击了国民党。经过三个多小时的发言、讨论，最后决定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草拟、发表《促进民主宪政宣言》 （又名《国是宣言》）。筹组“浙江大学全国学联促进委员会”以组织全国学联等。
三月中旬， “全国学联促进会委员会”正式成立，严刘祜和我被选为正、副主任委员。我们立即开展工作，草拟了全国学联的组织大纲和给西南联大、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及燕京大学等四校学生自治会的信函，约请由我们五校共同发起成立全国学联。遗憾的是这些信函发出后，全都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以后才知道全给国民党特务从邮局搜去了，根本没有发出。
三月分还发生了一件轰动大后方的事件：费巩教授失踪了。
1945年初费巩教授应重庆复旦大学校长邀请前往讲学，三月初在重庆千厮门码头乘船前往北碚时失踪了。消息传出，各方哗然。一个著名的无党无派爱国民主人士、大学教授的生命安全竟然如此无法保障而遭到特务绑架，激起人们的关怀和愤怒。
事情的起因是：1945年2月，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重庆文化界四百余人的《对时局进言》。这是郭沫若执笔，有马寅初、柳亚子、张申府、洪琛等著名人士签名的一份公开信，要求政府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会议，组成联合政府，停止特务活动，释放政治犯，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战。这个文件得到大后方人们的热烈拥护、响应。前面提到的浙大学生会三月份召开大会决定成立“浙大师生宪政促进会”，发表《国是宣言》等即是对《时局进言》的响应。这四百多签名的民主人士中的一位就是费巩。他的失踪表明了国民党反动派开始了对爱国民主人士的镇压。郭沫若、黄炎培、柳亚子以及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纷纷质询国民党当局，要求释放费巩。
复旦大学先得到消息，学生自治会发表《告各界同胞书》，学生罢课、抗议。消息传到浙大，深受学生爱戴的费老师的失踪大大震惊了浙大师生，民主墙上连篇累牍的大字报（其中也有我写的）发出了愤怒的声讨。学生自治会召开了大会，同学们声泪俱下的发言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 “还我教授”， “要民主、要自由”的呼声不断。我参加了大会并激动万分地呼唤口号。会后并罢课抗议、示威。 （以后证实：国民党当局没想到秘密逮捕费巩竟会引起如此严重的后果，不敢承认，也不敢释放，关押些时日后推入镪水池中毁尸灭迹，说是“费巩自行落水死亡”）。
学校当然要读书的，我也继续着我的学业。但那时，物价飞涨，著名的数学系教授苏步青全家只能吃稀饭，啃红苕干；学生食堂里除了混有细砂、老鼠屎的陈腐糙米外，只剩下大碗清汤和少许菜叶的菜肴。老百姓的生活就更糟了，苛捐杂税、乱抓壮丁，被搞得家破人亡，真是民不聊生。可另一面却是奸商大发国难财，国民党官吏贪污腐败，特务横行，全国人民怨声载道却都敢怒而不敢1945年·贵阳言。 目睹并亲历了人民的苦难，我确实安不下心来读书，仍然寻求着解决我心中苦闷、疑虑的真理。吴作和离校后，我搬进了他住过的宿舍，那两箱黑白文艺社留下的书籍就放在我的床下，（以后我搬住校外后，交给了陈耀寰，接力相传，浙大复员时还搬去了杭州） ，我继续读马列主义书籍。吴作和从重庆不断给我寄来当时重庆共产党出版的《群众》杂志和《新华日报》。我愈更认为马列主义是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五月一个傍晚，吴作和突然出现在我校外的居室。惊喜万分，我们紧紧拥抱，当晚，同榻而卧，畅谈半夜。原来，费巩签名的那份《对时局进言》是吴作和拿给他签的。费巩被捕，特务要捉吴，在重庆躲避一段时间后，吴决定去昆明，途经遵义。畅谈了别后的情况，分析了当时的时局，住了两天，吴作和去贵阳。临行前，我把蔡之诚等人的情况告诉了他，并给了他一封介绍认识蔡之诚的信。
1945年7月初放暑假，我回贵阳听到了吴作和被捕的噩耗。原来，吴与蔡、孟昭方、车祖尧等认识后，大家都很兴奋。蔡之诚他们缔结了一个进步组织一一群社，还盼望找到共产党。吴作和当时虽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已与在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青委有关系，可将“群社”介绍给南方局青委。不幸的是，六月底的一天，吴作和刚从蔡之诚家出来时被特务逮捕，连同蔡之诚给吴作和的“群社”50多人的名单和简介一併被特务搜去。情况紧急，我们各方打听，终未得吴作和消息。这期间，蔡之诚曾陪同我到贵大、贵阳师院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商谈成立贵州学联事。对方态度冷淡，没有结果。
八月上旬，有消息说特务将向我们下手。于是，蔡、车、孟、刘端模、孟昭让和我等十几人去到贵阳北郊茶店附近的一个名为养羊寨的孟家的农舍暂住以观察情势。那里山青水秀，一派农村风光，让我们久住城市的青年人大为开怀，畅谈时局，向往未来之余，则是唱歌、游玩或在地黼上翻滚嘻戏。
八月十五日傍晚，蔡之诚和我到茶店街上采购食物，只见人们喜形于色，耳闻鞭炮声不绝，原来是日寇投降了。我们也欢欣雀跃地奔回养羊寨，大家不约而同的欢呼起来并立即拿起行囊奔回贵阳，根本忘了特务可能逮捕我们的事。贵阳街上群情激动，鞭炮轰鸣，红光满天， “胜利了！” “胜利了！”的欢呼声不绝于耳，我们也融入了满街欢乐的人群中。是啊！八年了，遭受到太多的磨难和痛苦，久盼的胜利的一天终于来临，人们能不欢欣鼓舞吗？在蔡之诚家，我们分析形势，认为抗战胜利的现在，特务大概不会对我们动手，决定静观些时日。
八月二十几号的一天，蔡之诚陪同吴作和到我家中。憔悴、苍白、虚弱的吴作和与我紧紧拥抱，禁不住流下眼泪。吴作和谈了他的情况：被捕后，他曾一度逃跑并又被抓回，经受了严刑拷打。“群社”名单落入特务手中虽是不幸，但也让特务知道这些人还不是共产党员，也查证了吴作和也不是共产党员，有条件地释放了他，条件是要他填表参加中统特务组织。他痛苦地表示他被迫填了表，但这只是权宜之计，决不改变信仰，俟机逃出贵州后仍要走革命的路。
当时的形势是：抗战胜利，国共和谈提到日程上。 （不久后，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签订“双十协议”，国共合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美国也从中调解并劝说国民党实行民主。全国政治气氛趋于缓和。
贵州省党部调查室（中统特务机关）一个科长赵促成是处理吴作和这件事的负责人。吴作和说赵有个人野心，想笼络一些人作他的政治资本，想利用我们。几天后，吴作和来说赵要我们几人去谈话。蔡、车见了赵后，也被迫填表参加中统。我一直不愿去，吴说赵保证不要我填表后，我去了。在中华中路一家银楼的二楼见到了赵促成，态度倒蛮客气，一一道出了我哪天到的贵阳，哪天和蔡之诚去找贵大、师院人想搞贵州学联，哪天又去的养羊寨。总之对我的情况十分了解，让我吃惊。又谈到我父亲，赵说令尊是国民党元老，我们是很尊敬的，对我家庭也是很熟知的。并一再表示愿交个朋友，但为了好向上级交差，要我为担任浙江大学全国学联筹委会副主任写个书面检讨。我无奈地写了检讨书并于八月底回到遵义继续学业。
写检讨书是我莫大的耻辱，内心十分痛苦，我为我的软弱和轻信久久地责备自己，但是，气愤却日益高涨。组织全国学联是为的救国，何错之有？蔡、车、吴都是热血青年， “群社”包遭到解散，这表明了特务的横行，国民党的反动。自从1943年我接触马列主义以来，我逐渐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应该走的道路，我也愿为其实现努力，可是，我却只愿做一个党外布尔什维克而不愿参加共产党。但现在，特务竟来逼害我， “老子要干就真干。”我不再犹豫了，我决心寻找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逼上梁山了。
1945年下半年和1946年上半年的两次事件以及国民党的H益反动、腐败，更坚定了我参加共产党的决心。
一次是1945年12月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国民党反动派镇压昆明学生运动并杀害了西南联大著名教授闻一多。另一次是1946年2月重庆校场口事件，特务逮捕了许多青年并打伤了郭沫若等人。此外，抗战胜利， “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军队却大量开赴东北、华北，抢占果实。 “接收大员”贪污腐败，在发“胜利财”。国民党仍坚持一党专政，扼杀民主，屠戳人民，特务横行，黑暗之极。
这段时间里，我还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要“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一个美好的新中国令我向往。能够参加这样一个党，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进而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奋斗是我莫大的荣幸和追求。
为了搬回杭州，浙大于1946年4月进行期末考试。我考试后知道各科及格可以毕业，于四月下旬离开遵义回贵阳。
浙大的四年半（工学院有些课程有连续性，及格一门才能在下学年读另一门，我中途休学一学期，相延下来，必须暑期才能毕业，因而多读了一学期）是我长知识更是我人生道路的转折时期，我为能在浙大读书而深感幸运。

这四年半中还有两件事值得记述。
一件是我与李哲衡的恋爱、订婚。1944年认识了遵义李家的人。李维白曾任过王家烈任省长时的教育厅长，这时闲居家中。大姐李哲昭的丈夫蒋炳贤是浙大外文系讲师，二姐李若兰在浙大中文系读书，老三李筑媛，老五李哲衡（没有老四）。李哲衡当时是中学生，逐渐由相识而相恋。1946年，妈妈与我由贵阳到重庆途中，在遵义李家，双方家长主持，我与李哲衡订了婚。
另一件是我的体育运动。在大三、大四时期，我是遵义浙大篮球校队队长兼足球校队队长。每次与其他球队比赛时均获得遵义中、小学生的欢迎，几乎全场观众都在为我助阵，我成了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我原名安粤，人们叫我“安逸”。 “安逸的呼声曾响彻遵义球场。

1946年4月回到贵阳，5月即与妈妈同返我从未谋面的老家一字县舜卿乡（现改名为六枝特区牛场乡）。
坐汽车到安顺，我家头人（管事）蒯德昌已率人在安顺迎等二天出发，我骑在他们带来的马上，妈妈坐在滑杆（两人抬；（骄子的交通工具）上。为了防御土匪袭击，蒯德昌身挎盒子考同七、八个身措长枪、腰围子弹的武装出北门，过普定，在1场袁家住宿一夜，第二天下午到达家乡。刚爬上一个土“碰！” “碰！”的排枪声划过天空，七、八十人拥上，原来莹昌组织的欢迎我回来的人群。当先是几个须发皆白的老者跪二。我慌忙从马上跳下，扶他们起来并连声道谢，然后他们簇定来到上官寨。这样的排场让我十分难过，我责怪蒯德昌，急： “粤老爷，您第一次回来，这是佃户们的心意，是应该的。”我上一辈已无男人，家乡佃户，包括头人均称我们这一辈男人为老爷，下一辈为少爷，而我则成了“粤老爷”。满怀着要解救穷人共奔共产主义天堂，我这个“老爷”确实被搞得十分尴尬。
舜卿乡是以我父亲名字命名，位置在郎岱县的最北端。东面过木底河（又名三岔河，是乌江上源之一）是织金县，北面翻过大山是纳雍县，西北则是水城县，一个四县交界之处。不论从普定，织金或从岩脚镇来都是上山又上山，山上却是个丘陵多过坝子的一个真正贫穷落后的地方。
我家是六、七百年前元、明朝时期分封的土司——贵州宣慰使。清朝改土归流后，虽已失去土司爵位，却仍是带有农奴制残余的大地主。农民称我们为“官家”，自称“小的”，见我们要肃立，不能平起平坐。当时在家主持的是四伯家堂兄安克庚，一个曾当过几任县长，当过国大代表，家乡人称司令官的大地主。三岔河对面的梭戛乡则是五伯家的堂兄，毕业于黄埔军校六期，人称团长的安又新主事。
回家乡来，我只想看看家乡的情况，了解农民的疾苦，然后去江浙工厂工作。但是，真正看到农民们衣不蔽体、赤裸双脚；看到农民们只能以包谷、洋芋裹腹；看到破烂、歪斜的茅舍后，我内心十分沉重。我想，我家能过上舒适生活，我能在城里上学，不都是他们供给的吗？我欠他们太多太多，我要为他们过上好日子赎罪。
我自家的房屋在离上官寨三、四里外的下官寨，若干年前被大火烧毁，妈带我在几位堂兄（嫂）处分别居住。他们家家都筑有碉堡，或石碉或土碉； 家家都有武装人员警卫，家家都佣仆甚多，或做饭莱，或做杂工；他们家家都在床上摆放着鸦片烟盏，吸食鸦片。对比农民极端贫困的生活，我内心十分难过。
在家乡住了两个多月，有一天，安克庚对我说，他在安顺见到贵州省社会处长，中统特务贵州负责人之一的周达时，周对他说安粤是共产党。安克庚表示对我关爱的说，他已为我向周否认并为我担保，也要我自己注意。我本来没打算在家乡搞什么政治活动，听安克庚这么说，促使了我早日离家，暗下决心，再也不回来了。
八月下旬离舜卿乡，当晚住在岩脚彭家。彭家也是家大地主，与我家堂兄嫂常有来往。互相介绍后，彭家一位三十几岁的男人间： “你们家是否有一位叫安奥的？”我回答没有。他说： “有报告讲安奥是共产党，浙江大学毕业，这次回来要搞暴动。”看来说的是我了。他大概在一个什么文件上看到的而错把“粤”字当做“奥”字。同行的安定（四伯家，我一个侄子）告诉我这人是军统特务。这样，说明中统、军统都盯住了我，我真是被逼上梁山了。
在贵阳住了几天，九月初，妈妈和我乘上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在乡下常想到父亲，在这样偏僻、落后的地方，在这样封建专制的环境中生长的他，竟然会走上民主革命的路，万里迢迢奔赴日本， 反对专制暴政的清朝，企盼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真是太不简单，那是要有多大的勇气与毅力！我暗下决心，以他为榜样，继续他未完成的事业，更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姐夫林同门当时是宪兵教导团团长，驻扎在四川内江，不久后将迁去安徽。妹妹也在内江女中读书，即将高中毕业。表哥杨砥中时任重庆和丰银行总经理，妈妈和我在他家住了一星期即到达内江。住了将近两个月，宪兵教导团迁安徽芜湖。1947年1月，我们又到重庆，乘船东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