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22日发表于杭州日报）
程邦芸口述 曾琦琦整理
我已是耄耋老人，祖籍安徽。祖父辈离开老家去江西经商。我父亲在江西吉安开一家南货店，勉强维持一家人生活。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一个弟弟。父母尽力培养我们姐弟读书。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父亲去世了。这时，我姐姐已经出嫁，大哥二哥已能自食其力。家中母子四人的生活靠两个哥哥接济。我姐夫在武汉当军医，收入较为稳定，母亲带我们兄弟离开吉安投奔在武汉姐姐姐夫。后来，姐夫工作调动去了湖南，母亲又带我们回江西南昌，投靠我的叔叔伯伯。几经转辗延误，到15岁我才小学毕业。小学毕业后被保送进江西省立一中。 江西省立一中是江西省历史最久最有声誉的中学，在江西有“名称永居第一位、成绩须达最高峰”的赞誉。南昌学生均以能考进此校为荣。我在省立一中初中毕业，刚进高中，卢沟桥事变爆发了。日本鬼子飞机轰炸南昌，学校没法上课，搬迁到奉新县。我跟着学校走了。这时我姐夫调到南昌，姐姐姐夫和我妈一起住在飞机场附近。日本飞机轰炸南昌飞机场，我妈与我姐逃难回了吉安。 兵荒马乱的，妈妈放心不下我一个人在奉新，带信让我上大哥那里去。我大哥是在南京一家医院运送伤兵的汽车组工作。我投奔大哥，在医院干杂活。那时，贪污成风，有本事的人发国难财。大哥耿直，不会溜须拍马讨好上司，一个月挣几块大洋的国难薪，还要受气，1941年他辞职调离。我渴望读书，不想跟大哥走，便鼓足勇气给省立一中校长写了一封信，要求复学。校长很快答复，这样，我回到设在广昌县白水镇一个祠堂里的省立一中高中部读高中。 颠沛流离、担惊受怕的日子使我母亲病倒了，1943年母亲去世。弥留之际，哥哥姐姐都赶到母亲身边，母亲执意不让通知我回家，怕我来来回回跑路耽误读书、耽误考试。她说，邦芸已经24岁了，再耽误不起了。
1944年我高中毕业。强忍着丧母之痛，背负着母亲的希望，毕业会考我名列前茅。按规定，省立一中的前三名可以保送浙江大学。我是三名保送生之一。 能够上浙江大学读书，我非常高兴，但又犯愁，浙大已流亡到贵州，路途遥远且时有断阻，怎么去呢？我写信向二哥求助。二哥在重庆（陪都）交通司搞后勤工作。他捎信给我，说江西有一批日军战俘在赣州集中，准备押送重庆，嘱我赶紧前往搭车。 我揣着二哥的信赶到赣州。领队同意我搭车。但汽车驾驶室坐司机和押送人员，无法入坐；车厢里坐满日本俘虏。怎么搭乘呢？我一个人坐在没遮没盖、连个扶手都没有的汽车驾驶室顶上。 七、八辆老爷卡车呼哧呼哧喘着气，从赣州出发，在弯弯曲曲、高高低低、坑坑洼洼的公路、土路、山路上颠颠簸簸地前进。那正是夏天，我端坐在汽车顶上，风雨无惧，精神高度集中。因为，一个瞌睡或一个急刹车就可能摔下车，从车顶摔下来当然非死即伤。一路上险象环生，简直是玩命。这样搭车上学，大概可以上吉尼斯纪录吧？有车可搭，免了我吃饭住宿之忧，我满心喜欢，憧憬着大学生活，竟不知性命交关。从赣州到重庆，路上整整跑了十几天，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身冷汗！我想，一定是母亲在天之灵保佑我，没有出事。 到了重庆，我再搭车去流亡西迁到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 浙大新生来自浙、闽、赣、湘、鄂、桂、穗、黔诸省，都是考上浙大后，跋山涉水历尽艰险赶来的。浙大到遵义校舍不够，又在湄潭、永兴设分部。新生第一学年安排在永兴就读。江西省立一中就到了我一个，还有两位保送生因路途遥远、交通不畅无法前来就读。 保送生可以选择专业，我选择了土木系。因为土木系属工学院，工学院的学生免缴学费。
永兴是个四面环山敌机难以轰炸的小盆地。浙大在黔北逐渐发展壮大，此时已有六个学院、25个学系、四个研究所、五个分部还有附中等等。遵义、湄潭、永兴的祠堂庙宇全部被利用，不是用做教室就是当学生宿舍。子弹库当办公室；江公祠做图书馆；禹王宫成了农化系；财神庙成了农经系；唐家祠堂是生物系。第一学年，我住在永兴一个破祠堂里。戏台及戏台两边的走廊全部睡学生，臭虫跳蚤多得要命。戏台下就是我们土木系的教室。升二年级后，我们再到遵义浙大总部读书。
因为战争，我们大都与家里断了联系，得不到接济，等于流浪儿。学生伙食免费，八个人一桌，桌上一钵黄豆芽水类蔬菜。有伙食结余月中月底打一次牙祭，吃一点肉。同学如兄弟，难得打牙祭，大家你推我让不肯先下筷子。 每个学生一个月可以领一斤桐油两根灯芯，用于晚上照明。为了点灯时间长一些，我们比《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还吝啬，两个人合用一根灯芯照明。到了晚上，大家一个个凑着莹火虫似的灯火看书，熏得鼻孔墨黑墨黑。 冬天，黔北山区阴雨连绵，寒气逼人。大多数学生没有棉衣棉裤，有的连件象样外衣都没有，冷得发抖。我们学当地人的样，点火笼取暖。所谓火笼，是盛着木炭的瓦盆或陶罐，外面套着竹编，可以提在手里。除了上课，大家手中都提着火笼取暖。平心而论，我们的生活比当地老百姓还好些，比刚迁到黔北时更是好多了。听老师说，刚到黔北落脚时，相当一段时间，学生开饭只见饭桶不见菜，大家用盐水、干辣椒过饭。教授们也都饥寒交迫。苏步青等名教授住在湄潭时，课余时间都在房前屋后种菜种玉米，以求果腹。 我们用的数理化教材大都是英文原版本，很珍贵。我们买不起，且有钱也不一定买得到。工学院的学生一年级念完了，将达夫物理、德明化学、微分工程等一一标价出卖，再买进二年级用的应用力学、材料力学、水力学等等。教科书就这样卖出买进，一级一级往下传。计算尺、圆规之类学习用具也买得到。我进浙大从来没用过新课本。我们用毛连纸订成作业本，用染料泡成墨水。放假的时候，学校介绍我们“打工”。我和几位同学一起给当地一个部门搞测量，虽然报酬很低，毕竟能挣一点另花钱。
浙大流亡到了穷乡僻壤，教学依然一丝不苟。每天课程排得满满的。土木系四年要学五十多门课。学校采取学分制，一个学期超过五分不及格降级，超过十分不及格退学。学校张榜公布学生的成绩和学号，不及格的用红笔，每学期都有降、退学生。上几届学生中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政治课考试时，有个学生带进一张纸。那位学生可能太紧张，可能……说不清。监考老师发现这个学生夹带，当场判他作弊。学校马上作出开除决定。说实话，政治课是选修课，学生都不太重视，只要不缺课，都能考及格。浙大的考试制度是很“凶”的，并不因为政治课不是必修课而手下留情，触犯校纪马上开除，毫无通融的余地。那位学生没脸回家，且也回不了家，怎么办？同学们帮他在附近中学找了份教书的工作。后来，他再参加浙大的招生考试，被录取，重返浙大读书。听说有位女生英文课考分差一点点，她在老师那里哭了六个钟头也没有哭软老师的心。 我在江西是学习尖子，到了浙大，就觉得自己的程度比不上浙江、江苏来的同学。有的老师用英语讲课，我听起来非常吃力。为了跟上进度，我只有焚膏继晷。在永兴时，除了几个江西籍同学外，其它同学我连他们的姓名都叫不上来。班上只有一个女同学，按理说很引人注目，可我只认识她这张脸，她住在哪里，是何方人士，一概不知。可以说，我们这些学生大多心无旁骛，专心读书。晚上大家看书做作业到深夜，清早起来，祠堂里一片英文诵读声。
当然，我们并非死读书。浙大很注重学生动手能力。到了黔北，实验室、实验工场、农场一一设立，各学科研究工作依然继续。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馆”工作的英国皇家科学院的代表李约瑟先生曾到遵义、湄潭参观。他对土祠堂破庙里出那么多教学科研成果十分惊奇，称赞浙江大学是东方的剑桥，研究风气可与英国剑桥大学媲美。
竺可桢校长不仅重视教学科研，还极重视体育锻炼。他提倡全体学生参加体育运动，规定体育不及格不得毕业。下了课，单杠、双杠、吊环、排球、篮球、游泳都有人练。我们的体育主任舒鸿，参加过柏林第十一届奥运会（1936年），担任了最高水平的篮球冠亚军决赛裁判。他的工作为中国人赢得荣誉，要知道，那时中国被人家看不起，被称作“东亚病夫”。可以说，舒鸿老师为中国争得了一块无形的金牌。有这样的老师，浙大篮球队特别棒，名气很大，在西南一次公开赛中所向披靡，最后打败高大强壮的宪兵第九团代表队夺得冠军。我进校的前一年，美国轰炸机大队的飞行员非要与浙大篮球队赛一场不可。浙大篮球队能攻善守，快速穿插打败了来自篮球王国、身手不凡的美国飞行员。大家开心得很。我们工学院的篮球队很利害，打遍浙大无敌手。我在江西省立一中是篮球队长，进了工学院篮球队如鱼得水，体育锻炼使我身体结实，精力充沛，学习成绩不断进步。
1944年年底，日寇窜犯黔南，一时间空气紧张。浙大师生积极参与劳军。我们排列在公路两旁唱歌喊口号，递水送毛巾，送一队队抗日官兵上前线，气氛悲壮。我热血沸腾，恨不得跟军队一起上战场打仗。此时的日寇已是秋后的蚂蚱，作垂死挣扎而已。到了1945年8月，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1946年6月浙大复员回浙江。我激动的心情如杜甫的诗句：“漫卷诗书喜欲狂”！浙大师生从遵义出发，一路上坐汽车，坐船，坐火车，“即从巴峡穿巫峡，便向襄阳向洛阳”直奔杭州，回到阔别八年之久的杭州浙大老校园。
1948年，我大学毕业了。虽然学校不分配工作，但浙大名气很大，我们毕业之前，校园里贴满用人广告。四面八方都到浙大来要人，台湾省一个城建局就到土木系要七个人毕业生。当时正在内战，经济萧条，然而，浙大的毕业生没有找不到工作的。那时，我姐姐姐夫已调到杭州，生活上给我很大帮助，加上杭州这个城市风景秀丽，颇有温文尔雅的气质，我便选择留在杭州，进了浙江省的交通部门工作，并在杭州成了家。 杭州解放了。饱受战乱之苦的老百姓终于可以安居乐业。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1950年我的大女儿出生了。那时，国家百废待兴，我的工作出差是家常便饭。我妻子是知识女性，为了我工作不分心，也为了养育孩子，她辞去会计工作，在家操劳家务，同时，热心参与不拿一分钱工资的居民工作。 说到居民工作，不能不提我姐姐。我姐今年99岁了。解放后，她思想不断进步，积极参加社会工作，担任了小营巷居民区的卫生主任。她工作非常认真，小营巷的卫生工作搞得很好。1958年1月5日毛主席来小营巷检查卫生，同我姐姐亲切握手，大幅照片登在报纸上。我们全家都感到非常光荣。
尽管有此荣幸，文革中，我姐姐还是逃脱不了挨批判。我也在劫难逃。竟有这样的荒唐逻辑：篮球队是三青团领导的，你是篮球队队长，所以你是三青团骨干分子。更惨的是，海外关系的帽子压得我们全家人喘不过气来。 我弟弟在1947年考上安徽大学化工系。那时，我二哥在南京某部当军需官，弟弟读书要靠他供养。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他把弟弟转到南京政治学院财经系就读。因为那个学校不收学费。后来，南京政治学院迁往台湾，学生跟着学校走，我弟弟，我二哥先后去了台湾。 我的大女儿聪慧懂事，读书成绩很好，小学毕业后考入重点中学。是六六届初中毕业生。毕业前，班主任来家访说，你女儿不能在我们学校读高中，因为她的二伯、叔叔在台湾，学习成绩再好也没有用。我明白，这所学校不要，其它学校也不会要的。我内心非常痛苦。
没多久学校停了课。全国“停课闹革命”，更使我目瞪口呆！青年人的时间是不能耽误的呀，浙大师生历经千难万险西迁，就是为了不停课，为抗日救亡培养人才，和平年代怎么能停课呢？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一个人年轻时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品格磨练，会影响他的一生。我在浙江大学，无论在遵义，还是后来回到杭州，不仅学文化长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做人的道理。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都能受高等教育。可是，文化大革命砸烂了我的希望。
1969年，“老三届”学生一锅端，上山下乡了。 大女儿报名到农村插队落户。社会的歧视抹去了她的笑容。她沉默寡言，埋头劳动，连过年都不回家。她天天在田里劳动，比农村姑娘还泼辣能干，还肯吃苦。孩子的朴实诚恳深深感动了生产队的乡亲们。1971年公社有一个浙江大学半导体系工农兵学员的名额，乡亲们一致推荐她。大队、公社、县一级一级通过了。万万想不到招生人员说，我们不要家庭有海外关系的人。 我心目中神圣的、亲爱的母校，此时此刻，居然连最起码的“有教无类”都做不到，将一个好学上进的青年拒之门外，这实在是太不公平太残酷了。女儿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连二伯、叔叔怎么个模样都不知道，再说，我二哥当年是抗日军人，我弟弟是学生，他们背井离乡去台湾实属无奈。我与他们早就断了音信。女儿是多么要求进步，多么渴望读书啊！我无法想象那些以泪洗面日子女儿是怎样熬过来的！我忧心如焚！遵义读书的日日夜夜是那么可亲，又是那么遥远……
有人问我，你家的孩子一个个都学习优秀，你有什么法宝？ 如果说有什么法宝的话，那就是我吃过遵义的米，喝过湄江的水；受艰苦卓绝的浙大西迁精神薰陶。 浙大流亡西迁之路与红军长征的上半段相似。在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中，在疾病的折磨中，在极度的贫困中，师生背着扛着图书仪器行李铺盖西行五千余里，依然坚持上课，坚持科学研究。 一次，空袭警报响了。老百姓四散逃命。
学生问，“还上课吗”？
章用老师镇静地说，“上”。
“黑板挂在哪”？
“挂在我的胸前！”
这是何等的英雄气慨！决不亚于战场上冲锋陷阵！
章用老师乃章士钊先生的儿子，1938年德国留学归来被浙大聘为教授。西迁中，未曾干过体力活、文弱的他挑着行李担与学生一起步行了四十多天，病死在西迁路上。 竺可桢校长的夫人，还有许多老师和学生或生病、或被炸，永远倒在了西迁的路上……可歌可泣的故事不胜枚举。
我深知，国家惨遭日寇蹂躏，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落后，军队装备极差，有的士兵连枪都没有。下雨天士兵们有的戴斗笠、有的撑雨伞、有的披蓑衣，西方国家笑中国军队象一群叫花子。抗战初期，很多士兵没见过坦克、装甲车，呐喊着冲上去倒在日寇的炮火中、车轮下。中国军队是用血肉之躯，用不屈的民族精神抵挡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强盗。浙大师生不畏艰险西迁，教书也罢读书也罢，为的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为的是救亡救国。
孩子啊，没有理由不珍惜时间、不好好读书！ 最近，我从报纸上看到，一位刚进校门的女生受不了军训的苦，硬要退学。还有一个学生，进了大学因六人同住一室且没有空调，无法适应而跳了楼…… 多么让人痛惜啊，孩子！古人说得好：“索物于夜室者，莫良于火；索道于当世者，莫良于典”。所以，“积财千万，无过读书”。别忘了，我们的大学曾在千山万水的路上，曾在敌人炮弹的轰炸声中，曾在破庙山洞里。多少老师和学生用鲜血和生命燃烧着教育、科学的火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