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竺可桢校长

缅怀竺可桢校长
滕维藻电
藕舫师辞世不觉已十有二年矣。回忆余在浙大就读，往事历历，如在眼前。竺公不仅为萤声海内外之科学家、教育家，在学术上、事业上之卓越贡献，已为人所共见；而他在国步艰危之际，凶焰猖獗之时，犹能主持正义，爱护青年。其甘冒风险、保护师生安全之崇高风范，余则更有亲身之感受。抚今思昔，感慨万千。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当局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时反动气焰嚣张。贵州省国民党党部在黄宇人特务头子的主使下，视浙大进步学运为眼中钉，对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多方镇压。国民党湄潭县党部中统特务叶道明更是不断制造事端，对我i几次企图动手逮捕。有一次，当我傍晚回宿舍途中二特务曾来堵截，幸被我及时发现避开而脱身，并将此情况报告系主任梁庆椿教授。次年初，昆明爆发“倒孔运动” i 消息传来乡群精愤激，遵义同学于一月十六日上街游行军威，并发通电，震动全国。变湄潭浙大同学从食堂席棚上看到牙昆明传来的“倒孔”犬字报及遵义举行“倒孔”的消息后，也在酝酿组织游行。当时，湄潭进步学运主要由顾源、李学应等筹划领导。我在泰和和宜山时曾任浙大最大的进步学生社团“黑白文艺社牛的第一任社长，潘家苏（农学：院农经系助教）曾继我任第二｛f 社长，在到湄潭后我们仍积极参加学运，同三青团的骨干分子进行尖锐斗争，为此，国民党湄潭县党都便认为我们都是“倒孔运动”的核心人物，一月廿一日晚，叶道明经过事前策划，以查户口为借口，深夜率领保警队到我们住处搜查，并将他们自己藏的反蒋倒孔宣传品出示，要强迫我们具结承认系从我们住处发现：我与潘当场坚决拒绝，并于次日晨将情况报告学校。
竺校长得讯，立即赶来湄潭了解情况，并找我及潘两人谈话。我们力陈此事系叶道明等之诬陷。空校长闻之动容，认为此事案情复杂，必须进行调查，并觉得我们不宜留在湄潭，以免再生枝节。
从一月廿六日起，我们被遵义行政专员高文伯移送遵义警备司令部后，为了营救我俩？全校长从下列几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一、在校内召开行政会议，说明事实经过及疑点，使校内主要负责人及著名教授、学生代表等了解事实真相二其后，当重庆教育部派督学等来校时，许多教授主持正义，如苏步I青、梁庆椿等老师在会上仗义执言，揭露特务恶行；同学中亦群情愤慨生表示支持和组织营救。
二、当时，遵义警备司令部传出消息－说欲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对我们可以不经审判而直接判刑直至枪决，云云。全校长根据当时情况，一再找高文伯及张卓（伪警备司令〉，提出严正要求：对滕、潘f 案件必须“予公正之审判，并给学校以充分之时间，以搜集证据”；要求高文伯保证“审问时不用私刑”。为此，全校长还派蔡邦华院长赴贵阳，会见省主席吴鼎昌，提出同样要求，藉以争取时间，延缓“审判”。
三、积极搜集反证。后来在校内有关人士协助下，果然搜集到叶道明利用县党部信封，伪造传单，陷害我们的铁证。空校长经过考察，并亲自前往警备司令部核对和记录信封形式及水渍位置”加以分析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向高文伯和国民党教育部派来的督学提出“无罪释放”我等和惩办叶道明栽赃诬陷的严正要求。后因敌人阵营内部发生矛盾，中统出面派人来遵义将我等解赴重庆关押，竺校长的要求没能实现。但他作为校长，在当时的艰难情况下，确已尽了最大的努力。
在我们拘禁于遵义警备司令部期间，竺校长曾多次到桃源山（洞）分别探视我、潘家苏（我们被分押两处）。每次见面，虽然谈话时间不长，但却予我等极大之宽慰。竺校长总是告诉我们学校正在交涉、营救，要我们不要着急或消极悲观，事情最后会弄清楚。大概他耽心我们年轻不懂事，可能产生轻生的念头。他说话时，那种慈祥的面容和微笑的表情，虽已历时四十多年，至今记忆犹新。当他知道我们和士兵同住，吃饭问题无法解决时，就回校安排工友给我们送饭。当时他已五十三岁，加之战时营养缺乏，爬山坡不免吃力，我每次目送他跛行（那时因浙大经费困难，竺校长带头不生火，脚生冻疮，因连日为我等事奔走，冻处溃烂）下山的背影，不禁热泪夺眶而出。还有一次竺校长来看望我时，见我愁闷无事，回去便派人送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供我阅读。我虽在修读经济思想史课程中粗略了解斯密的学说，但并未读过原著；经过阅读，至今仍觉斯密理论中有不少可供吸收消化之思想原素。
有一次，竺校长来看望我，曾趁看守士兵不在时，轻声嘱我如审讯，可以不必肯定传单系叶道明所捏造，以免此案久延不决，俟争取无罪释放后再进行第二步。由此可见，竺校长对我等关切爱护，可谓无微不至，真情感人。
三月六日以后，我们被押解到重庆，并被关在中一支路德园看守所，不久，又移至市郊唐家坨，以避日机轰炸。铁窗生活，苦境难言。竺校长两次赴渝，均设法前来探视，但一次因我等在乡下未得见，一次因道路不熟未找到，待次晨见到时，竺校长还带来家信及同学慰问函。其时，因事情已大白，中统特务不得不考虑释放我等，但坚持要我转中央大学。经竺校长力争，谓我必须回湄潭结束学业，结果由竺校长保释，予四月廿七日带我回到遵义，途中竺校长告我：“作为校长，对你们遭受诬陷，我有责任弄清真相，保护你们。至于你们个人思想信仰如何，则系你们自已的事，我不应干涉。”此种开明民主思想与认真负责精神，足以说明竺师的伟大人格和风范。
此后，我与竺师仍时有联系。当年八月二十四日，余自湄潭补考毕业，在特务监视中至遵义句空校长辞行，并告以将赴渝考南开经济研究所研究生。空师阅后甚为欣慰，告我如无旅费，可到诸葛骥先生处领取。经平南开”录取后，我曾函报笠师。笠师复函，慰勉有加。
一九四八年七月，我结婚前函告空师，全师又寄来贺辞一幅，及与夫人合影一帧。余欣喜过望，珍藏十余年，惜9 文革”中被搜劫不复得。五十年代中，竺师桂“南开”参观，余作向导，旧地重来， （竺师于一九二六年曾任南开大学地理学教授）甚为欣忡Q 此后即来再见到过笠师。
通过我和潘被捕及释放这一段经过，足见堂师之为人，其正义凛然，嫉恶如仇，坚持真理，不屈不挠，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甘冒风• 2;’! . •险，爱护青年之精神和心志诚万世师表也。余在南开大学工作四十余年，时时以笠师精神自勉，以期无愧于空师及浙大师长之教导。一九四二年事，某些具体情节已不受记忆，带家苏兄先我而逝，湘云又泊在沪读，不能共忆往事，共颂空公之德，诚憾事也。
〈滕维藻教授系1942年浙大农经系毕业，南开犬学原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