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大高工杂记

浙大高工杂记
沈善圭

每次展读浙大校友通讯都使我浮泛起对求是桥畔的怀念。我是1935年考入浙大高工〈浙大工学院附设高级工科职业学校〉上学的，曾与浙大校友一起参加过”一二·九”时期在城站冒雨”站轨”、游行，以及随后的”驱郭”风潮，迎来了新校长竺可桢。记得竺校长就职典礼时与陈布雷、黄华表同来，三人一般清癯矮瘦，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1937年冬迁校建德，在万源当、灵济庙与浙大同学更有一番风雨同窗的情谊。浙大离浙入赣前夕掀起了签名从军热潮，刘奎斗、洪鲲、张哲民等大哥哥们振臂投笔于先，我们高工同学也纷纷响应，奔到不同的抗战前沿。有些高工同学后又考入浙大深造，成为遵义时期浙大民主运动的活跃分子，如陈海鸣、解俊民、许良英、金德椿等。
浙大高工共设四个专业：机械工程科、电机工程科、土木工程科和染织工程科。其中染织科是浙大高工的特色专科，驰名中外的杭州都锦生丝织厂就是高工染织科校友都锦生艰辛创建的，浙大高工也有一所设备完善的染织实习工场。其它三科都由大学部的同系兼办，故都由系主任兼科主任，如王国松老师曾兼任高工电机科主任，高工部主任原亦由工学院院长兼任，如朱一成院长、李熙谋院长。竺校长接任后，逐渐与大学部分开，高工主任先由染织科主任陈庆堂兼，后由土术科主任胡鸣时兼，但教师仍大都为浙大毕业校友。至高工的体育、军训课，则与大学部完全一样，体育老师舒鸿、高尚志、赵铁都教过我们，军训教官徐树人、黄云山和韩治、刘志锐等都为我们所熟悉。
从大学路校门到求是桥的大路旁，一倒是文理学院和校长办公室、大礼堂(报国寺旧址) ，另一侧是水塘(慈湖)，水源经求是桥下至体育馆〈有游泳池〉与护城河相遇。过桥为一土山与湖岸并行，约长百余米，山背即为工学院，内有工厂、实验室、教室和教职工宿舍，五幢学生宿舍楼分别以仁、义、礼、智、信斋命名，而我们高工部办公室和学生宿舍则在湖后的中式楼房〈原浙江省立一中蒲场巷旧址〉中，与浙江省立图书馆为邻，有一小门相通。
1935年郭任远校长时期实行军事管理，规定学生应穿仿照笕桥航空学校式样的校服，胸前要佩戴表示班级、姓名的标志和符号，路遇校长、教官应在七步外立正行礼，目迎目送，如有衣冠不整、礼貌不周的会被记名处分。吃饭前要集队进入膳厅，由教宫发令”立正、坐下、开动”，不准喧哗走动，并限定十分钟内吃完，发令解散。每四人为一桌，桌上有带铃的红绿牌子，要添酱油时摇红牌、要添麻油摇绿牌，由炊事员送来。膳厅中央高台上为领导和军事教官就餐席位，便于监视学生食堂纪律。许多同学不习惯于这样严格的生活管理，常借口饭菜不洁、有苍蝇而掷碗，当被教官发现时遭到训斥、记过、甚至开除学籍。
1937年冬迁校建德后，高工因省教育厅经费停发，被迫解散。我们三年级学生离毕业只差半年，闻讯震惊，尤以苏浙家乡已沦陷、无家可归者为甚，曾派代表晋谒竺校长要求绽持而未果。竺校长日记1937年11月26 日有谓”省立学校一律解散，高工亦不得不与他校一致”云云，并提及嘉兴省立二中校长张印通带二百余人迁往内地，迄今颠沛流离、彷徨无措等情。但是我们却十分钦仰嘉兴二中张校长当年这股使劲，不忍将不愿做亡国奴的莘莘学子弃之不颐，如今这二百多名学生早已考入后方国立中学和大学毕业后，蔚成人材。
经竺校长查证〈见竺可桢日记1937年3月25 日〉浙大高工原为第三中山大学〈浙大前身〉附设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第三中山大学的前身为浙江省甲种工业专门学校。1930年远高工改为代办，由省教育厅补助经费，但竺校长仍认为高工是大学的一部。
据竺可桢日记1936年9月统计全校学生数为大学部510人（内新生165人），高工280人（内新生116人），另初农一百多人，可见高工学生几占全校三分之一。在工作岗位上高工毕业生也多突出成就，如周传甲校友曾是国内热电厂安装专家，解放后任苏南电业局局长；杭效祖、陈乃宁校友曾是原欧亚、中央航空公司技术总负责人，陈去台湾后任民航局长，其它在发电厂、电信局、机修或制造工厂也都与浙大校友相辅相成，并肩齐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