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淑锵
浙江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
《博览群书》2016年第12期 P14-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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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3月2日，我国科学院德高望重、声誉卓著的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四位老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联名致函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信函中说：
最近，得悉合并工作由于某些原因大大推迟，要推至党的十五大召开以后再研究，深感不解和遗憾，也深感改革之难，如果连这样一件对各方面都相对有利的事都办不成的话，其他高校改革之难就更可想而知了。
我们认为，气只可鼓，不可泄。对于这样一件花不了多少钱，但又可以起大作用且看准了的事，就更应像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那样，要坚决地试，大胆地干。办好这件事，即是落实《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体现，也是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五大召开，岂不更好。
四位老科学家信函中呼吁推进的“合并工作”，是指上世纪90年代后期浙江省内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四老当时都已经是耄耋之年，总岁数高达368岁，平均超过90岁，最小者也有89岁。他们都曾经任教于民国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都曾经历清末、民国和新中国的三个重大历史阶段，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积弱积贫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有切肤之痛。他们一生都在坚守“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科教兴国”的理念，奋斗在高水平大学或中国科学院的科教事业中，为人才培养、创新成果、建设国家、服务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因而，他们对中国大学有独特而深刻的体验与视野。在他们看来，在浙江四校基础上成立新的浙江大学，既是一件“可以起大作用”的事，也是一件“看准了的事”， “应像小平同志一贯倡导的那样，要坚决地试，大胆地干”。他们担心这样的一件已经“鼓气”的好事会“泄气”，甚至以“高校改革之难”相问，可见四老忧心之重。然而，就是这样一件看来极有意义和价值的事，终于还是“由于某些原因大大推迟”。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得从民国以来浙江大学曲折的办学史中寻找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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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代的浙江大学，具有崇高的办学声誉，是一所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1936－1949年间，著名地理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此时亦是中国大学经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动荡岁月。在抗日战争的恶劣环境中，浙江大学自杭州西迁，一路向西，先后在浙江淤潜、建德，江西吉安、泰和，广西宜山，贵州遵义、青岩、湄潭、永兴等地坚持办学，还在浙东创办龙泉分校，历尽艰辛。尽管如此，竺可桢领导下的浙江大学却奇迹般地凝聚了包括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等在内的大批杰出师资，后来当选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者有20余人，培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谷超豪、程开甲等数量庞大的优秀学子，其中后来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者亦有20余人之多。尤其是在遵义、湄潭办学时期，求是精神照亮了无数师生的心灵，师生在破庙之中、桐油灯下，认真备课、研究、学习。许多老师都在这一时期创造了杰出的科研成果。王淦昌就是在这一时期，在完全没有实验条件的条件下，天才地提出了探索中微子的实验方法。
20世纪30年代，在国际学界有一个令无数科学家着迷的课题，那就是原子核衰变时出现极小的能量和动量损失的问题。奥地利物理学家泡利（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提出存在一种叫作中微子的假设，但这一假设长期没有得到实验的验证。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物理学前沿难题。王淦昌与世界上的其他物理学家一样对这个课题着迷，并保持在文献上的不停追踪和在方法上的不断思索。他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一个伟大的实验方法产生了，撰写形成《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一文。这是一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论文，于1942年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之后，美国核物理学家艾伦根据王淦昌论文中所提出的建议，成功完成了一个证实中微子存在的实验。这个实验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国际物理学界以“王淦昌—艾伦实验”为之命名。此后，美国核物理学家莱因斯和考恩用强大的核反应堆做实验，终于比较精确地获得了中微子存在的确凿证据。围绕探索中微子的一系列实验，最终1995年莱因斯幸运地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作为率先提出最富有创造性的探测方法的中国学者王淦昌却因为当时中国科学条件的落后，最终无缘诺贝尔物理学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巨大的遗憾。
浙江大学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上无止境的探索，大大提升了浙江大学的办学质量和学术声誉。1944年，国际著名科技史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约瑟来到偏处西南一隅的浙江大学进行访问考察时，在与诸多浙大教授的交流中深深感受到了这个黔北高原之上的战时大学，竟然是一所拥有文、理、工、农、师范在内的具有很高办学水平的综合性大学（后来又于1945年创办了法学院，1946年创办了医学院，成为一个学科门类更加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他后来发文称，在遵义、湄潭的浙江大学“不仅有世界第一流的气象学家和地理学家竺可桢教授，世界上第一流的数学家陈建功、苏步青教授，还有世界第一流的原子物理学家卢鹤绂、王淦昌教授”。他称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而同时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创建的“西南联合大学”则被誉为“东方的牛津”。由此看来，在世界级学者李约瑟的国际视野中，浙江大学似乎已经成为一所具有国际水准的高等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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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所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却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被完全拆分。1949年成立的新中国百业待兴，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辐射到大学中来，就是需要有更大的招生规模。适应这种需求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在旧大学中扩大招生规模，二是建设一批新大学。可惜，历史给出的答案是第三种可能，那就是通过拆分一大批的旧大学，从而建设一大批的新大学。1952年的院系调整，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样的一条改革路径。浙江大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由一所包含七大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调整成为一所仅保留机械系、电机系、化学工程系和土木工程系四个学系的工科性大学；大量的院系或师资调往中国科学院或复旦大学等科教机构。与此同时，浙江大学的农学院独立成为浙江农学院，医学院与省立医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医学院，文学院、理学院的部分院系与浙江师范专科学校、浙江俄文专科学校、之江大学的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浙江省内成立的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农学院、浙江医学院后来又相继发展成为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在各自的办学领域内都成为具有相当国内影响的大学。毫无疑问，浙江大学通过院系调整，为全国输送了大量极有分量的学科队伍与师资力量，成为支援全国高等教育布局调整的一支重要力量。
实事求是讲，1952年院系调整对于浙江大学自身的办学与发展来讲，伤害是深刻而持久的。从一个综合性大学演变成为一所工科性大学所产生的学科生态失衡的问题，很快就被浙大的教授们所发现并困扰着他们。1956年，阙端麟、汪槱生、郑光华等一批著名教授向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提出了重建理科的要求。同年，浙江大学向高等教育部正式提出开办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的报告。第二年，高等教育部批复，同意浙江大学开办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暂缓。1958年，浙江大学开办化学系。数理化三系是传统大学理学院的三大系，三系的重建，标志着浙江大学理科的恢复。
为什么要选择首先恢复理科？工科的发展必须具有理科的支持，这是工科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其实，浙江大学率先重建理科不仅是工科发展的需要，更是恢复传统与自豪的动机使然。纵览院系调整前的浙江大学，作为“东方剑桥”的顶梁柱基本是指理学院。理学院拥有无可争辩的一流教授如满天繁星，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是理学院数学系教授，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是理学院物理系教授，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是理学院生物系教授，理学院还有贝时璋、罗宗洛、束星北等一大批名家，数量之多，阵容之强，在当时浙江大学七大院中独树一帜。因此，相对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的工科性的浙江大学来讲，综合性的浙江大学就是其重建的目标，重建理科不过是重建大学的第一步和缩影，暗喻着浙江大学不甘居后的强校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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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四校经过近30年的调整、改革、发展，在各自优势学科门类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学科门类不全、新兴学科难以发展等因素严重束缚了各校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相同渊源的四校，加强合作、取长补短、综合发展，逐渐成为一项战略选择。1979年5月，浙江大学访美代表团一行8人，在党委第一书记刘丹的率领下对美国进行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代表团先后访问了纽约、费城、波士顿等9个城市和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14所美国高等院校，以及匹兹堡西屋电气公司原子能研究所等3个研究所和实验室。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最早出访的大学代表团之一。代表团回国后，起草了考察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就有关于建立综合性大学的主张，引起浙江省委的高度重视。1980年6月，中共浙江省委认为：
浙大、杭大、农大、医大这四所老大学基础都比较好，各有特长，尤其是浙江大学，有八十多年历史，办学经验比较丰富，师资力量比较强，学科和设备比较齐全，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但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浙大的文、理、农、医、法、师范的院、系都划出去了，现在的杭大、农大、医大就是浙大分出的院、系为基础组成的。当时这样做，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了许多弊端：系科重叠，教学力量分散，学生知识面过窄，专业分得太细，边缘学科、新兴学科难以发展，专门学科的提高也受到限制。针对这个情况，为发挥老大学的优势，又鉴于浙大等四所学校“本是同根生”，有历史渊源，搞协作、搞联合具备有利条件，决定这四所大学开展校际协作，并通过协作，走向联合，向多科性、综合性方向发展。
7月16日，中共浙江省委批转省委教卫部《关于浙大、杭大、农大、医大开展校际合作的意见》。省委同意四校实行校际合作，认为这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发挥老大学的优势，也是改革高校体制，逐步走向联合，向多科性、综合性方向发展的途径。省委决定建立四校校际协作委员会，刘丹为主任，钟儒为副主任，刘才生、李春田及各校党委书记、校长为委员。之后，四校签订了协作协议，宣告了四校逐渐靠拢、协作办学的衷心意愿。各校之间还实施了一系列的协作项目，甚至还为“马寅初先生百岁庆祝会”举行四校联庆。然而，四校之间的平行合作并没有使四校真正走向联合，实现真正的综合发展。1989年，身体已经十分虚弱的刘丹念念不忘在浙江省重建综合性大学。4月27日，他在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提出《建立多科性综合大学和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的议案，充分论证建设综合性大学的重要意义。他指出：
多科性综合大学的设置，有利于文理相通，有利于各种学科的交叉、相互渗透，有利于新兴学科、边缘学科的成长，总之有利于面向世界现代化专门人才的培养；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当逐步建设三十几所多科性综合大学。
显然，在刘丹看来，浙江大学应当成为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据张浚生回忆：“刘丹在病榻上，还对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和浙江省委副书记的吴敏达嘱咐：一定要关心四校合并之事。” 但是就操作实践来看，这样的愿望仍然迟迟不能实现。
真正的转机来自1996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八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其间，浙江农业大学校长朱祖祥和浙江大学王启东教授在浙江代表团的分组讨论会上谈论四校合并的话题，提出四校合并的建议。当时参加浙江代表团讨论的分管教育的李岚清副总理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会后，李岚清极力促成四校合并，指示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跟进落实。同年10月，朱开轩还亲自带队到浙江调研四校合并的事宜。由此，浙江四校合并办学的建议正式进入了国家层面的操作。然而，合并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迅速改变。浙江四校要实现合并，使经历几十年独立发展的四校重新整合起来，成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牵涉面太广，涉及多方考量，困难重重。这也是苏步青、贝时璋、王淦昌、谈家桢四位老科学家会最终联名致函江泽民总书记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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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四老在致江泽民总书记的函中所提到的传言那样，四校合并的工作还是被推迟到了党的十五大之后。直到当年年底前，浙江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教委《关于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的请示》及《关于新的浙江大学筹建小组组长人选的补充请示》两个文件才姗姗来迟地报经国务院批准。1998年3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给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复函：
一、同意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浙江大学，校名为“浙江大学”。实行一个法人、一个领导班子、一个建制，并相应撤销原有学校的独立建制。
二、新的浙大为教育部直属高校，教育部和浙江省共建共管，重大事项以教育部为主、商浙江省后决定，日常工作以浙江省为主管理。
三、同意原属四校的在编人员、资产全部划归新的浙大统筹管理，教育部和浙江省分别拨款的投资渠道不变。双方投入的经费由新的浙大统一安排使用。在新的浙大规划建设中，浙江省人民政府应予以大力支持。新的浙大的人员编制、工资总额、资产管理、投资渠道等的具体操作办法，请教育部牵头，会同浙江省人民政府、财政部、人事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研究制定。
四、原则同意新的浙大自合并开始到2000年，除正常经费外，建设经费总投入为8亿元，其中浙江省人民政府投入4亿元，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拨款4亿元。建设经费的投入要根据新的浙大总体建设规划，按基本建设程序办理。同意由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按照对现浙江大学“211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意见逐年安排承担该工程建设地方配套经费6000万元。
在一对一场景的充电过程中，移动设备将来的位置只与其当前位置有关，而与其过去位置无关[12]。因此，可采用离散马尔科夫链的数学理论来分析系统性能。在基于波束成形的无线充电系统中，由于设备的移动两设备间的相对位置可能会超出波束区域，造成充电中断。此时，则需要重新扫描后再建立两端连接。因此，系统进行扫描、连接环节的次数以及成功概率为本文的研究重点。
五、同意财政部从1998年起，在核定教育部教育事业费预算时，每年安排浙江大学专项经费500万元。
六、同意中组部意见，新的浙大党委书记的任免由教育部党组研究提出意见，征得中组部同意后，由教育部党组办理任免手续。同意新的浙大校长纳入国务院管理干部的范围，由国务院任免。新的浙大校级领导班子副职的任免和管理按中组部、国家教委党组《关于国家教委直属高校领导干部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教党(1993) 55号）办理。
七、同意成立新的浙大筹建小组。组长由张浚生同志担任，副组长由潘云鹤同志担任。新的浙大筹建小组在教育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开展工作。
八、收到此函后，请按有关规定抓紧落实各项组建工作。1998年5月1日前宣布新的浙大成立。
国务院办公厅的复函，对浙江四校合并后的学校校名与体制，人员与资产的归属，经费的投入与使用，校级领导的选拔与任用，以及新浙大的筹建与宣布等各项事宜做出框架规定。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和浙江医科大学的四校合并正式由动议进入了筹备阶段，各项工作也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为加快合并进程，教育部党组和中共浙江省委员会联合成立了浙江大学、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四校合并工作领导小组，由教育部部长陈至立担任领导小组组长，浙江省委副书记刘枫、浙江省副省长鲁松庭、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新的浙大筹建小组组长张浚生任副组长，加强对四校合并的领导。从5月6日至9月12日，新的浙大筹建小组连续召开了二十次筹建小组会议，研究和推进了新的浙大筹建过程中涉及的院系组建、干部安置、资源调查、成立大会筹备等方面的大量问题，为新浙江大学的成立准备了基础。
1998年9月15日，新的浙江大学成立大会顺利召开。新的浙江大学涵盖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11个学科门类，是当时国内拥有学科门类最为齐全的综合性大学，为建设一流大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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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浙江大学的成立，最终实现了“四老上书”的目的。如今，四老虽已陨落，但作为浙江大学的老校友，可以无憾了。然而，成立新的浙江大学并非1952年以来作为工科性大学的浙江大学重建综合性大学理想的终点，相反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新的目标是再现昔日辉煌，进而创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大学。这也是国家投入巨大财力和资源，重点建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少数高水平大学的期望所在。那么，如何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呢？
首先，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学科支撑。2015年，国务院推出《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将一流学科建设提到一流大学建设的高度，可见其地位至关重要。2016年，浙江大学举行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启动会，启动和部署“一流骨干基础学科建设支持计划”。通过对骨干基础学科实施长期稳定的经费和政策支持，经过两个五年时间（2016-2025年）的建设，必将极大提升学科实力水平，实现浙江大学基础学科的全面复兴，形成一批学科高峰，从而为创造一批杰出的科研成果提供条件和基础。
其次，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师资阵营。如果说一流学科更加倾向于科学前沿的研究的话，一流师资阵营则更侧重于教书育人，以丰富知识与崇高品德引领学生在理性与德性上都得到健康成长，在大学讲堂上条分缕析，启发学生积累知识，探求真理。2010年实施的浙江大学教师分类管理改革和2011年设立的浙江大学永平奖教金相互嵌套，一方面引导善教乐教和能研能教的一流师资走上教学为主的岗位，更加重视教书育人这个教师的天职，另一方面通过激励措施承认教学岗位的荣誉与价值，从而更加强化教书育人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
最后，一流大学要有一流管理团队。大学是人类社会组织的一种形态，效率是所有组织的一种核心价值，尤其是在中国创建一流大学这样的目标导向极其明确的大学办学环境中，如何有效组织师生员工沿着既定的、正确的轨道前进，对于提升办学效益、质量与水平，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关于大学去行政化的讨论，要注意政策对象的选择问题，而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行政化走向虚无化。实际上，在很大层面上讲去行政化不是大学不要行政，而是不应行政化的院系应该回归学术本位，不应行政化的学者回归学者本位。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档案馆校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