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上海财经大学浙江学院
《浙江档案》 2018年第10期 P42-45页
摘 要：之江大学是美国基督教南、北长老会在中国开办的一所高等学府，也是民国时期十三所著名基督教大学之一。以往学界虽然对之江大学校史多有关注，但往往难脱宏大叙事的窠臼，缺乏细微、鲜活的史料论证。这即是本文再次论述之江大学校史的初衷。
关键词：之江大学 校史 基督教
一、前言
“吾国文化，首推浙江，而浙省大学，只有二所。若以基督化之教育培植大学青年，则惟之江一校。”[1]位于杭州钱塘江边的之江大学是浙江省内最早建立的高等学府。之江大学在浙江省乃至整个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以至于学界在对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尤其是基督教大学史等进行研究时很难忽视其存在。从这一角度而言，运用相关史料对之江大学的校史再次进行细致梳理就非常有必要，且具有意义。
二、从崇信义塾到之江大学
1946年，时任之江大学校长的李培恩[2]在学校《百周年纪念特刊序》中，以教育目的为划分标准将之江大学的发展史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自1845年至1900年，以“培养基督教工作人员”为目的；第二时期自1901年至1928年，以“倡导科学之新知，为我国维新之助力”为目的；第三时期为1929年之后，教育目的为“一方面在发扬吾国固有之文化，一方面注重现代应用之科学”[3]。另一份文献资料《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则从宏观角度将之江大学百年发展史概括性地划分为创兴、扩充、中兴、播迁、复兴五个时期[4]。对于学校而言，教育目的虽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点，但仍具有“重叠性”。以教育目的为划分依据来叙述校史不够准确，且过于简单而忽视历史的复杂性。若从宏观视角，依据原始资料并以时间为轴对校史进行叙述，则较为准确、合理。有鉴于此，本文即在参照《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划分方式的基础之上对之江大学的校史予以梳理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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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兴期（1845年—1910年）
之江大学萌芽于1845年，时美国北长老会已在宁波建立了布道站，出于传播福音的目的，差会成员卫理哲、麦嘉缔、桂德明等决定创办一所男童寄宿学校，“招收贫困家庭的儿童免费入学，主要是培养基督教牧师和从事当地教会工作的助手”[5]，并将学校命名为“崇信义塾”。受资金、人员等各方面因素的制约，初创时期的崇信义塾“就学者寡，略具规模而已”[6]。后来倪维思、莫理生等差会成员先后加入，对义塾进行整顿并加强管理。在传教士眼中，杭州的吸引力不只限于“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景，更重要的是其战略地位，杭州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富裕省份之一的浙江省的交通枢纽，而且拥有的人口是当时宁波的三倍，此外还以香客朝圣地闻名，这恰恰契合了传教士们传播福音的想法。1867年秋，在中国籍教员吕文振的协助之下，崇信义塾由宁波迁至杭州，几经辗转后于皮市巷开始办学[7]，并取“乐育英才”之义，将学校重新命名为“育英”，时“诸生来塾，铺盖、茶饭、桌榻、床帐、笔墨、纸砚，皆馆中供给”[8]，仍属于义塾性质，但学额较宁波时期明显增多。1879年，裘德生莅杭加盟义塾管理，尤为注重实验，并为义塾添置科学仪器等。出于远虑，管理层决定购置离皮市巷较近的大塔儿巷中一座废弃宅院作为校舍，稍作修葺后于1899年迁入其中，并“改义塾为书院，而规模宏敞矣”。“这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一个隶属于美国北长老会传教使团的高等学院”[9]。1893年，王令赓夫妇受差会指派到育英义塾工作，同裘德生和衷共济，以图进步。裘、王二人在谋划学校发展上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学校虽已迁至大塔儿巷，但不应满足于拥有可容纳百余人校舍的现状。于是董事会乃“以购地为第一要义”，并任命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负责搜寻新校址。寻觅再三之后，委员会选中了钱塘江边六和塔处的一块区域，在委员会看来，此地“有山阻江不髚，而毓秀天然”，是新校区的理想选址，遂陆续购得土地五百余亩，呈送美国领事处备案，因新址地处钱塘江弯曲处，呈“之”字形，故定名为之江学堂。之江大学的由来即权舆于此[10]。
从表2可以看出,随着开舱高度的增加,子弹散布范围增大,但范围增大量不断减小。实际上开舱高度增大到一定程度后,子弹散布范围不再增大;理论上存在一个最大开舱高度,子弹散布范围最大。
（二）扩充期（1911年—1928年）
自1907年购得新校址所需土地之后，校方就开展新校区筹建的各项工作，此后三余年时间，建筑、设备等基础性建设次第完成。1911年2月，之江学堂正式迁入钱塘江边的新校址。迁址后的之江学堂各个方面较前都有了很大改观，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时期内学校快速发展。随着学校基建与教学设备等不断完善，学额逐年增多。1912年孙中山率上海都督陈其美等来校参观，向学生发表了演讲，并在午餐前与之江学堂全体师生合影。孙中山对来华传教团体创办学校的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向他们表示了感谢[11]。这一时期分别由王令赓、司徒华林[12]、费佩德先后掌校，其中王令赓两度出任校长[13]。值得一提的是，司徒华林在其校长任期内，经过不懈努力，终于使学校在美国哥伦比亚区获准立案，嗣后凡在该校大学科毕业者可得学士之学位[14]，这无疑又提高了学校自身的竞争力，对学生也具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宽敞优美的校址、完善的设施以及在国外立案的完成等因素使得就学人数越来越多，文献资料显示自1920年至1926年，之江大学大学部招生人数由44人持续增至183人[15]。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这个时期之江大学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有了很大进展，大学部学生人数更是以29%的年平均增长率持续增长，称这一阶段为扩充期名副其实。
及至20世纪20年代末期，时事变幻，学校的正常运行受到了社会上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强烈影响。在学校向南京国民政府注册立案一事上，校董会的意见与远在美国的设立人，即美国南北长老会差会的意见产生了冲突。1928年夏，在与设立人多次接洽无果的情况下，校董会被迫宣布学校暂时停办[16]，学校的扩充进程一度被打断。
（三）中兴期（1929年—1936年）
之大的停办虽暂时打断了学校稳步发展的进程，但从长远来看，向政府当局立案无论是对于学校吸引生源还是获得当地支持、改善学校设施等，都是有利的，事实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曾任之大校长的李培恩就说过，“一些人将学校的成绩归功于学校行政部门的努力，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原因是来自向政府立案压力的刺激”[17]。用“因祸得福”来形容之大停办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或许并不恰当，但从复校后的发展轨迹来看，从1929年复校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不可不谓是之大的中兴期。
1929年秋，在之江大学校友会的极力催促和支持下，之大宣布复校。复校后的之大初由朱经农[18]掌校，但事实上朱经农自始至终并未就职，而是由李培恩代理校长一职[19]。不久，朱经农向之大校董会去函，以在教育部任职对于国家贡献更大为由提出辞去之大校长一职，校董会遂正式选举李培恩为之大校长[20]。学校行政归国人自理后，在校董会以及校友会等各方面的积极奔走之下，1931年7月，之江大学终以“私立之江文理学院”之名获准立案。得到政府认可后的之江大学以极快的速度发展，至抗战爆发前，学校各方面的发展达到中兴。兹举例说明：
1.学生（大学部）、教职员方面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学生数 184 139 215 356 416 437 440教职员数 36 44 60 70 63 68 71
根据《之江校刊》1934年第61-62期、第14-15页，及1936年第85-87期、第26-27页整理制作。
2.建筑方面
完成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建筑名称 膳厅 工房 校舍 图书馆科学馆住宅体育室实验所经济学馆数量 2 1 1 各1 5 1 1 1
根据《之江校刊》1934年第61-62期、第16页，及1936年第85-87期、第25页整理制作。
除上述表格中体现出来的入学人数、教职员人数以及学校建筑数量快速增加之外，其他如图书、设备仪器等的增多在这个时期也是非常明显。“这时是之江大学的鼎盛时期，教师中颇多知名之士，如李笠、夏瞿禅、郁达夫、胡继瑗、廖慰慈、顾敦鍒、黄式金、蒋礼鸿等”[21]。之大在这个时期的发展无疑远超之前，并且如果假以时日进步当更为明显，但随后爆发的全面抗战彻底打破了学校的宁静，校务难以再顺利开展，之大从此开始了8年颠沛流离的时光。因此，从之大的整个发展历程来看，停办复校后的7年时间是之大的中兴时期。
（四）播迁期（1937年—1945年）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沦陷之前，“杭州尚见安谧，交通亦无梗阻，故（之江大学）仍能照校历规定之时期开学”，位于战事后方的之江大学是当时华东各大学中唯一一所在原址继续办学的大学[22]。好景不长，随着上海沦陷，杭州形势日渐紧张，浙省当局及各机关、学校、社团以至全杭州市民众均作撤退之计。出于全校师生安全考虑，学校迫不得已加入撤退大潮之中。战事弥漫，校址难觅，之大员生先至建德，后转屯溪[23]，最终乃谋划在沪复课，“租定博物院路128号广学会三楼为校舍，办理旧生登记及招考新生事宜”[24]，后因学生人数增多、学校扩充起见，“乃迁入慈淑大楼上课，并与在沪之东吴沪江圣约翰等大学合作，交换课程，精神颇为振奋，计在沪办理凡四年，发展殊速，由文理两院增改为文商工三学院，具备大学规模，教育部亦深赞许。”[25]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各国立大学一样，之江大学亦停办沪校、筹备内迁，先至金华，后达福建邵武，受教职员缺乏、交通不便、设备紧张等各种因素影响，校方不得已将部分师生迁至贵阳花溪，设立分校。黔桂战起，分校亦不保，后又于1945年春在成都复课。8月间，抗战胜利之喜讯传来，东归在望。1946年1月，大部分师生遂第二次在沪复课，部分学生仍暂时借读于重庆大学等[26]。
自1937年至1945年，之大几番辗转，先后经由建德—屯溪—上海—金华—邵武—贵阳—重庆，并最终又至上海复课，在极其恶劣的战乱环境中，8年颠沛流离的生活，其中的酸甜苦辣实难令人想象，好在校董会、校友会精诚合作，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之下学校得以延续。在回顾这段辛酸史时，之大校长李培恩如是说：“惟是八载流离，数度播迁，所历艰辛，罄竹难书，而学校生命终获延续不绝。每念遭此浩劫，校舍设备多遭摧毁，幸重要校舍经修葺后尚堪应用，惟复兴建设，使命艰巨，其有赖于各方之协助者，正匪浅鲜也。”[27]
（五）复兴与消逝（1946年—1952年）
1946年秋，之大在杭州的一二年级和上海的三四年级学生如期开学。其时，创办于1845年的之大已走过整整101个春秋。虽然晚了一年，之大还是在1946年的圣诞节举行了百年校庆，庆祝抗战胜利和成功在杭复校[28]。时任国民政府副主席的孙科在写给之大创校一百周年的贺词中如是说：
创建一纪 设备周全 美欤轮奂 毓秀山川 蝦夷纵肆艰苦播迁 乐群敬业 不辍歌弦 国土光复 奏凯而旋 满门桃李 共庆百年[29]
后在全体员生的共同努力下，加之校友会及社会各界的资金、技术支持，战争中被损坏的校舍得以很快修缮，图书、设备等亦得到及时补充，学校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华堂村的桃形李种植仍沿袭一家一户在自家土地上各自种植、各自养护管理、各自销售的传统生产方式，基本没有相应的种植和养护设施，雨、旱、冰、霜都会给桃形李种植带来严重影响；没有统一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养护管理粗放，生产水平落后，工效低，成本高.特别是病虫害防治也是每家每户各自购药、施药，没有统一的操作方式与方法，既影响防治效果，还出现了成品果农药残留量难以控制的问题.
Sansanayuth 等[32]研究了潜流人工湿地对养虾废水的净化能力，实验表明，种植了耐盐植物的湿地系统对BOD的净化能力可以达到91%，明显高于普通湿地。Nitisoravut等[33]研究了在人工湿地中种植香蒲后对BOD去除率的盐抑制系数。国内学者研究了海水盐度对人工湿地污水净化效果的影响，结果表明，当海水比例小于40%时，人工湿地的污水净化效果几乎不受盐度的影响[34]。刘佳宁[35]在人工湿地中同时应用厌氧氨氧化细菌及盐生植物处理含盐废水，获得良好的实验效果，不但提高了湿地的净化能力，同时节约了成本，对增加湿地的附加利用值、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经营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之江大学在新政权之下继续得以发展。1952年6月至9月，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对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设置进行大规模调整，民国时期的高等院校被系统改造成“苏联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之江大学也在改造之列，其工学院各系分别并入浙江大学和上海同济大学；商学院（后改为财经学院）并入上海财经学院；浙大文学院及理学院的一部分、浙江师专、俄专并入原之江大学余下的文理学院中，在此基础上成立浙江师范学院，即杭州大学前身（现浙大西溪校区）。至此，走过106个春秋的之江大学消逝。现之江大学校址为浙江大学之江校区[30]。1985年之大建校140周年之际，已89岁高龄的胡山源[31]专门作《自由曲》以为祝贺，生动形象地描绘了之大百余年的办学历程。
稽山浙水间，簇拥起一座最高学府。沧海日，浙江潮，一览无余，气势极雄壮，风景入画图，真堪与直布罗陀为伍。
四年来屐痕处处，头两年，五更鸡，三更鱼，攻读刻苦。后两载，拥皋比，南面授徒，心萦俗务，脱然离去。
东海扬波，扶桑日出，赤县化焦土，迁他为良，来到黄歇浦，绛帐重悬，弦歌再谱。我追随期间，亦趋亦步，凡我同盟友，莫不梦绕二龙头上，一草一木，一花一树。
Wnt通路是Wnt基因调控的信号传递通路，由多种蛋白、受体及酶等组成。对照组的GSK-3β、TCF/LEF表达率小于诱导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sFRP、insulin和C-peptide表达率大于诱导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据美方官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为5056亿美元，而美国对中国的逆差金额为3752亿美元，导致许多持零和博弈观点的美国政界人士强烈不满，近年来从倡导“自由贸易”调整为仅维护本国利益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八年抗战，寇氛消，妖星灭，重返故居。燕子归来寻旧垒，幸喜得畅行无阻。只我在上海，竟成了孤旅。
院系调整后，我作了个前度刘郎，重来崔护，又好似丁令威化鹤归来，人物全非，城郭如故。我只好匆匆离开，不敢延伫。
一百四十年，人才辈出，社会上个个饮誉，理应该恢复故吾，届时开会庆祝，我必全力以赴[32]。
垂直流人工湿地与生物滤池的原理近似。它对悬浮物处理效果不好，这可能是由间歇配水造成短时间内水力负荷提高造成的。通常情况下不单独使用垂直流人工湿地，一般将它置于两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之间，由前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完成悬浮物和BOD的去除及有机氮的氨化作用，垂直流人工湿地完成氨氮的硝化作用，后一级水平潜流人工湿地完成反硝化作用。
三、结语
之江大学自1845年创兴至1952年消逝，存在于中国近现代史上达百余年之久。它是最早开办于我国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与民国时期其他十二所基督教大学一样，在时势变迁中经历了由“布道者”到“教育家”的角色转变。从崇信义塾到之江大学的校史变迁，也是中国基督教大学本土化、世俗化的缩影。
注释与参考文献：
[1]逸公：《之江大学第五十四次毕业誌盛》，《兴华》第19卷第24期，1922年，第23页。
[2]李培恩，出生于杭州传教士家庭，1910年毕业于育英书院，后留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商学硕士、纽约大学工商管理学硕士学位，1929至1949年任之江大学校长，是之大任职最长的华人校长。1949年6月辞职离开之大后移居上海，1958年病逝。
[3]李培恩：《百周年纪念特刊序》，《之江校刊》复校后第5期，1946年，第1页。
[4]《私立之江大学创立百年表》，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16。
[5]张立程，汪林茂：《之江大学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5年，第5页。
[6]《杭州之江学堂·1912》，上海美华书馆摆印，第7页。
[7][美]队克勋著，刘家峰译：《之江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年，第9-10页。
[8]李楚材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81页。
[9][美]罗伊·休厄尔著，沈弘译：《天城记忆：美国传教士费佩徳清末民初拍摄的杭州西湖老照片》，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页。
[10]《杭州之江学堂·1912》，上海美华书馆摆印，第8页。
[11]高时良编：《中国教会学校史》，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
[12]司徒雷登的弟弟，1909年进入之江大学任教，是教职员中第一名南长老会成员，1916—1922年担任之大校长职务。1921年，司徒华林返美为学校募集资金，并使之大最终获准在美国哥伦比亚区立案。
[13]张研，孙燕京编：《民国史料丛刊 1087 文教·高等教育》，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第327页。
[14]《之江大学之新消息》，《申报》，1921年1月14日。
[15]《Hangchow Christian College Annual Report》，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1。
[16]《之江大学之停办》，《教育杂志》，1928年第20卷第8期，第10页。
[17]《College moves forward under registration》，《Campus Life》，1931-32，No.1，UBCHEA Archives，Series IV，Folders 161-3039—163-3060，华中师范大学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心藏。
[18]朱经农（1887-1951），浙江浦江人，著名学者、教育家，历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教育部常务次长、中央大学教育长等职。1929年，因向政府立案一事暂停办理一年的之江大学重新开课，朱经农遂被聘为之江大学校长，但并未到校就职，并于次年辞去之大校长一职。
[19]《之江大学复校》，《真光》，1929年第28卷第7期，第90页。
[20]《之江大学校董会年会记·1930》，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3。
[21]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浙江文史集萃·第5辑·教育科技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22]《院务概况报告·1937年度第1学期》，浙江省档案馆藏，档号：L52-1-81.4。
[23]《杭州之江大学》，《教育季刊》，1938年第13卷第4期，第28页。
[24]《杭州之江大学校闻》，《教育季刊》，1938年第14卷第2期，第25页。
[25]李培恩：《本校抗战时期播迁经过述略》，《之江校刊》，1946年第1期，第1页。
[26]杭州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杭州地方志资料·第3辑》，1987年，第131页。
[27]李培恩：《本校抗战时期播迁经过述略》，《之江校刊》，1946年第1期，第2页。
[28]《本校创立百年庆祝大会誌盛》，《之江校刊》，1947年第6期，第1页。
[29]《百年校庆各界惠词一览》，《之江校刊》，1947年第6期，第2页。
[30]张鹏博，张鹏程：《历史上的杭州之江大学》，《都市快报》，2007年3月1日。
[31]胡山源（1897—1988），男，原名胡三元，江苏江阴人。1920年肄业于杭州之江大学。历任上海基督教青年协会书报部翻译、杭州之江大学教师、上海世界书局编辑，1951年后历任福州福建师范学院、上海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教授。191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32]转引自杨郁编：《胡山源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