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美林（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于1950年秋季考入浙江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当时的校长为马寅初，教务长是苏步青，文学院院长为孟宪承，中文系主任郑奠(石君)。古典文学课程主要由夏承焘(瞿禅)教授负责。根据国家建设需要，1950年入学的大学生提早一年，即于1953年毕业。毕业后离开学校，离开瞿禅师，直到八年后的1961年，夏师应邀来南京、苏州讲学，我陪侍在侧，方得重聚。1950—1953年、1961年的《天风阁学词日记》(下称《日记》)中，在这两段时间内，我与夏师一起参加的有关活动，夏师都有记叙，并出现了我名姓。1961年与夏师分别后，又一直未曾联系，直到1974年秋，瞿禅师通过唐圭璋先生找到我，方给夏师写信。瞿禅师收到我的信后，随即于11月7日复信，首先言及“十余年不见，得书快慰，忆解放初在嘉兴参加土改时，一日与你席地睡一处”云云，可见土改运动给夏师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于夏师的《天风阁学词日记》出版部分至1965年8月为止，晚年与我的联系，不可能再从《日记》中得到印证，但夏师给我的十余封信及三帧墨宝，却全是1974年恢复联系后到1986年夏师逝世前所写，亦可参证。本文拟以1950～1953年期间夏师的《日记》为线索，对我与其一同参加的“土改”、“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略作回顾。夏师的《日记》不仅“反映了夏承焘先生在这一时期的教学、科研、社交活动和思想生活情况，还直接或间接地折射出周围许多知识分子的思想生活面貌”，《日记》所反映的“心路历程，在经历新旧两个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而且所记“历次运动中的见闻”，“均出于当时据事直书”，“既是一份珍贵的史料，又具有高度的学术价值和文学价值”(吴战垒《编后记》)。文中凡注明年、月、日并加引号者，均见该日《日记》，不再反复注明。
一
1950年下半年学期行将结束时，传来中共浙江省委意见，文科师生要关心社会，接触实际，当时嘉兴地区正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土改运动，建议中文系师生前往参观，体验农民疾苦，关心阶级斗争。1950年12月2日，夏师在《日记》中记道：“午后中文系开系会，商下乡参观土改日期。”12月27日又记道：“理行装，预备明早赴嘉兴参观土改。”这两则日记都明白无误地写作“参观”，而《天风阁诗集》中有关嘉兴参观土改的诗作，则作“参加”，显然是误记，因为去嘉兴仅仅十余天，是不可能完成一期土改工作的(据此后去皖北五河参加土改的实际情况看，完成一期土改工作大约需要一个半月左右)，《日记》中有记：“(12月28日到1月10日)在嘉兴真西乡参加土地改革，另有日记，已佚。”可见在嘉兴时日不多，不可能参加土改，只能参观土改。
1950年12月28日，由系主任郑奠先生率领，师生同赴嘉兴。由于二、三年级同学已在各地参加土改，此次赴嘉兴的同学全为一年级学生，加上夏承焘、沙孟海、蒋祖怡、王荣初等几位老师，总数不过十余人。下午抵达嘉兴后直奔县委机关而去。当时县委领导见到省委的介绍信，来者又是大学教授、学生，极其重视，主要领导正在主持会议，便命办公室同志安排好住处，我等便在机关院内闲走，见到厨房中杀鸡烹鱼，不知有什么宴请，岂知到了晚餐时，县委领导与几位老师重新见礼，将我们一齐邀进餐厅，才知道原来是招待我们的。当县委书记听说郑奠老师曾与鲁迅先生在女师大同事，而且郑老师当时还是系主任，鲁迅先生是兼任讲师，于是倍加敬重，频频敬酒，以致善饮的石君先生也酩酊大醉，不得不将他扶进卧室。
次日上午，在县委会议室内由有关领导向我们介绍了嘉兴县的历史、现况以及自然条件，重点介绍了正在进行的土改运动，县委负责同志特别强调，此地解放不久，反动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肃清；更由于河港交错，交通不便，偏僻村庄尚有零星匪徒活动，会在夜深人静时加害乡村干部和革命群众，因此反复叮嘱我们下乡后要特别注意安全，集中住宿，不要单独活动，以策安全。
下乡前，县委负责同志又仔细检查了安全措施，十几人分乘几条小木船，每船只能乘五六人，其中有两名持有武器的解放军战士，一在船头，一在船尾，保证我们的安全。这正反映了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一定要保证浙大下乡师生的安全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不过，也闹了一个小小的“误会”。因为刚刚下过一场雪，两岸白雪皑皑，河道中寒风刺骨，木船无篷，没有任何遮挡。个别老师依旧城里的穿戴：长袍或大衣，羊皮帽子，又长又宽的围巾，只露出半张脸来。两岸农民哪见到大学教授下乡来向他们学习的事，又见到持枪的战士同船，便很自然地把我们当做逃亡的地主豪绅了，拍手欢呼道：“逃亡地主捉回来了!”弄得几位老师好不尴尬，一时间内成为谈笑的资料。为时不久，就到了乡政府，这场面也就很快过去了。
我们被安排在一所小学里，全体师生十余人都住在一问教室，只有一张课桌，别无椅凳，沿着墙角，铺上厚厚的稻草，师生相对而卧，睡成两排。白天常有附近的小孩来看我们这些“奇装异服”的“城里人”，渐渐熟悉后，也有大胆的小孩坐到我们的地铺上来，摸我们的被褥，拽我们的衣服，问我们吃什么，睡得惯否。我们“城里人”两两三三地去附近农民家“做客”，也问问他们的生活，老乡们从有些拘束到无拘无束地与我们交谈起来。一旦见天色暗淡，大家便一齐回到学校中来。晚饭后整个教室只有一盏煤油灯，大家就半躺半靠地在各自铺位上，随意地交谈白天所见所闻，从各自的生活经历出发，去感受这些对我们全然是陌生的又是新鲜的生活。
瞿禅师在嘉兴真西乡的生活，“另有日记”，可惜“已佚”，今不得见。但他写了不少诗，表述了这次参观土改的感受。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2年1月出版的《天风阁诗集》中收有《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偕浙江大学中文系师生参加嘉兴土地改革，居乡见闻，皆平生所未有，作杂咏十二首》，首先认定这场土地改革的运动是“人群新史破天荒”，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创举，因而表示要用自己的“秃笔”来“写春光”(之一)；诗中写到土改工作组的组长、箍桶匠出身的姜师傅，懂得政策、明白事理，以“一语令人心眼开”赞之(之二)；又写到诗人自己如何挨门挨户去访贫问苦，有“一家当作一书读”的比喻(之三)；村中牧童都“能唱‘是谁养活谁”’的向地富讲理斗争的歌曲(之四)，以及向我们参观土改的人员靠拢的情景，“日日村童坐满床”(之五)；“无父”的“梁郎”(之六)、“孤栖”的“董叟”(之七)都有人“培护”、也有人代耕；庄稼收成好，“亩亩青秧比昔青”(之八)，种田人高兴，“不知笑口为谁开”(之九)；最后又述说诗人自己“写到黎元笔有种”(之十)，努力做到“稍稍民间阅苦辛”(之十一)，只要“能同大众共生涯”，就“自有吟情出好怀”(之十二)。这十二首杂咏，正表明一位大学教授在参观土改运动中的亲身体验，反映了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翻天覆地的剧烈变化的时代中的感受。夏师这种体验和感觉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二
1951年下半年，国家规定全国文法学院二、三、四年级师生要参加一期土改。我刚刚升入二年级，自当参加。中文系老师在9月22日开会“谈参加皖北土改”，夏师记道“同人自愿参加者，有刘操南、薛声震、张仲浦、蒋祖怡及予五人”，也列出明确表示不愿参加者、尚未决定者的老师姓名，并反映“舆论对院长、系主任不参加殊不满”，可见当时高校教师对参加土改运动的不同态度。针对这一情况，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部长林乎加于9月25日作动员报告，“讲土改，谓大学知识分子对此国家大事而无知识，老去时何以对儿孙问，留学外国时何以对外国人问。又谓当认识参加土改工作是改革课程方法之一，是业务必修课之一。又谓乡村生活自甚苦，然农人生活已数千年，我们当去体验三个月”云云。报告结束之后立即分组讨论，瞿禅师在小组会上“报告嘉兴土改经验”。次日在分组学习时，夏师再“讲嘉兴土改归来后，对教古典文学之影响”。由此可见，年前参观嘉兴土改的活动，对夏师是产生了积极影响的。9月26日再次开会讨论，意见还不能一致，“陈卓如与戚叔含、郑石君、马长寿言语抵牾”，有所争论。陈卓如即陈立，继孟宪承为文学院之长；戚叔含，外文系教授；郑石君即郑奠，中文系主任；马长寿，人类学系教授。NIO月3日止，文学院“同事加入者有陈卓如、方重夫妇、陈乐素、吴定良，共有二十七人矣”。方重夫妇，均为外文系教授；陈乐素，历史系教授；吴定良，人类学系教授。
起初听说是在皖北宿县参加土改，夏师为此还进行了一些准备，于10月4日上午“与马长寿往浙江图书馆，查《安徽通志》及《读史方舆纪要》”，了解宿县的历史、地理概况。其实，确切的目的地应是五河县。10月5日上午，浙大文学院参加土改的师生百余人聚会，进行分队，每队十二三人，共分九队，每队有“教师三人，女同学三人，男同学六人”。夏师分在第九队。下午，听皖北来的“孙学友同志报告五河地方情况”，然后进行分队讨论，订立公约，有“服从组织领导”、“严格遵守土改干部八项纪律”等七条。
1951年10月7日“五河土改今日出发”，经沪、宁两地，于8日抵达临淮关，9日换船，抵达五河县时，“五河民众列队欢迎，腰鼓杂以笙管、花炮。地方同志导人大戏院中，乃指派与浙大者苇秆盖新房，尚明敞。席地开铺，可容百五六十人”。绝大部分师生齐臻臻排成两行地铺，垫以厚厚的麦秸。舞台后有数间小房，“安置女生及年老教师”。夏师当时年逾五十，领导让其住小房，但遭瞿禅师辞谢，与大部分师生共睡大地铺。
复旦大学土改工作队由周予同教授任领队，也来五河参加土改，但与浙大不在一个区。此际却同住县城共同参加学习，有县长陈雪介绍五河县现实情况，钱政委介绍五河历史沿革，县土改工作队负责人朱玉林布置土改工作的四个步骤。在下乡之前，浙大与复旦还进行联欢，周予同代表复旦、陈立代表浙大分别讲话。
浙大工作队被分派在离县城最近的五北区，“有乡十四、村八十余”。10月14日夏师记道，“各同志惧习不够，又无经验，下乡以后，不能独立作战”，因为可能一村只有一人负责，但夏师下定决心迎难而上，“临睡自念，一生碌碌，当寻事自振。解放以来，我国出了许多奇迹，予独不能勉自请献、为生命吐一光芒耶？此番如被派掌握一村，当不畏难，不自馁，虚心学习，奋力从事，不负此千载一时之机会”。次日在学习会上，夏师即发言，“说如何克服怕陌生与恐惧工作不胜任之顾虑”。
当时五北区部分乡村已进行过土改，尚未进行者仅有七个乡，便于10月18日“并九队为七组”。瞿禅师从第九队调入第四组，“四组组长是陈美林(中文系学生)，同组有薛声震、管佩韦、陈立、柴崇茵、马娟尚、姚吉昌诸君，十五人”。管为历史系老师，柴、姚为教育系同学，马为外文系同学。当时七个组的组长除第四组外，都是当地干部，由浙大派一位老师或同学任副组长，唯独第四组组长则由当时非党非团的我担任，当地干部却任副职。据说这是区教导员刁乃琴同志的意见，作为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试验。
四组分在訾湖乡工作，该乡当时有地主二十余人，富农三十余人，人口逾三千，地一万七千余亩。四组组员二十五人(包括浙大师生、当地干部)，要负责十三个村子的土改，每村有二人。瞿禅师10月18日睡在床上还考虑：“此次工作艰巨，当以往日作诗、作考据文字的精神去做，一字不放松。”中文系的老师碰头时也都表示既然来了，就要做好，石君师在10月20日曾戏对瞿禅师说：“今日义理之学是站稳立场，考据之学是调查情况，词章之学是宣传。”虽为戏语，倒也反映了当时高级知识分子对土改工作的体认。在具体分工时，考虑到夏师年事已高，便留在乡政府所在村，夏师于10月23日记道：“予得组长照顾，派住乡公所所在村，并以杨生纯仁照顾予，此陈生美林好意也。”未曾想到当年的自然安排，却让夏师念念不忘，直到1974年秋季给我的信中还提及此事。
不过，夏师在訾湖乡并未多留，因母病加剧，不得不赶回家乡浙江温州。不几日，夏师在母亲病逝后，又于11月15日匆匆返回五河，当晚“留宿土改委员会”，次日赶到区大队，大队负责人田汝康、王西彦都感到“五十以上人，尚能行数千里，重返原岗位，可为工作者矜式”。此时正值土改运动后期，区人民法庭需要有文化的工作人员，夏师便被留下参与区法庭工作，偶或外出调查案情，更多的工作是书写判词。不久，整个一期的土改工作结束，根据上级命令，全体师生返回杭州。
如同赴嘉兴参观土改写有诗文作品一样，此次参加五河土改，瞿禅师同样留下了一些诗词创作。在1951年12月16日《日记》后附有《归途五首，自皖北五河县归省，温溪舟中作》，但在1982年出版的《天风阁诗集》中仅录一、二两首，诗题也略有改动，为《一九五一年自五河归省母病，承浙大诸生远送，为予荷行李至蚌埠两首》，两相对照，文字也略有修饰。在一、二两首诗中表示参加土改运动是“千载不再迂”的难得机会，表示要“绵力奋所任”，只是由于“亲年迫崦嵫”，才不得不如“乌鹊”一般“归飞各匆匆”。在同一天日记后，还附有《五河客次赠戚叔含》七绝一首。另有《满江红·五河县看治淮，汝康、西彦属为此曲》一首，热情歌颂“千年奴隶翻身后”，成为“今朝鞭石驱山手”，广大群众坚决根治淮河水患的斗争精神。
正如瞿禅师在参观嘉兴土改时的表现一样，在参加皖北五河土改中的表现同样是积极的，也是有收获的。在返回浙大以后，进行总结时，在1951年12月26日的分组讨论上他被推为作典型报告的代表；12月28日还应邀对理学院一年级学生做讲演；12月29日召开的鉴定会上，大家都肯定夏师的进步，当然也指出其不足：“各同志评予者三事：一(王)西彦谓予往时于会场中多不开口，五河归后，乃能批评人。此次小组会，大家且都愿闻予意见。此为显著之进步。二提意见能顾到全局。三(陈)卓如嫌予以旧文学诗词修养深，在革命热情上勇敢不够。”不仅思想上有收获，参加土改、深入农村后，对夏师的治学也有积极的影响。1952年1月2日记云：“札稼轩词毕。欲为稼轩之农村词撰一小文。前月在皖北土改有此意。”夏师的确写出此文，在《夏承焘集》第二册之《唐宋词欣赏》一书中就收有《辛弃疾的农村词》一文。
三
从皖北五河土改归来不久，在全国范围内又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所谓“三反”，是指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所谓“五反”，则是指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料、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场运动当然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按当时的说法，是发动广大的工人阶级打退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
“三反”运动主要是在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五反”运动则在工商企业展开。从时间上来看，全国从1951年12月开始发动，大约到1952年春季结束。而夏师与我参加的“三反”运动则略迟。因为从五河归来后，浙江省率先进行高校院系调整。寒假中浙江大学文学院就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成立浙江师范学院，以应师资之急需。之江大学财经学院暂时仍与师院在一起，浙大理学院不久并入复旦，农学院与医学院独立。浙江师范学院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又改为杭州大学，90年代又回归浙江大学。
正由于此，瞿禅师与我参加的三反运动从1952年2月开始，9日“上午九时开三反运动动员会。焦梦晓院长、陈立院长、黎照寰(之江校长)、胡寄窗(财经学院院长)、刘丹厅长讲话，十二时散”。焦、陈为新成立的师范学院院长，刘丹为省教育厅厅长。据夏师2月7日所记，原来计划运动“至三月十日止，共十八日”，但实际上一直进行到五月底方结束，历时三个多月。
动员之后，运动按下列程序进行：学习文件，端正态度，对照检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小组总结并对每人做出鉴定。上午学习，下午工作。检查阶段则整日开会，教学工作暂停。在学生中也选出若干代表，除参加老师的学习会议以外，还要分工与老师个别交谈，进行所谓的“帮助”。我也被推选为代表之一，所以得与包括夏师在内的中文系老师一起参加运动。
运动初期，个别老师颇有抵触情绪，认为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与己无关。有一位教授在讲课之前，先说：“请允许我再抽两口，将它抽完，否则岂不是浪费了么？”说着，举起夹着的半截雪茄，引得哄堂大笑。但大多数老师还是认真对待的，只不过认识比较肤浅，如瞿禅师的自我检查，说“治学数十年，于劳苦大众了无益处，而食稻衣锦，养尊处优，岂非浪费贪污”，全盘否定自我；对他人的批评也抓不住问题本质，如说“石君在嘉兴土改时，自己不肯劳动，依赖他人打铺盖”，“微昭浪费精力于家庭琐事”等等(2月11日)。为了提高大家的认识，推动运动的健康发展，运动的领导者还邀请“店员工会一会员报告店员‘三反’情况，举具体事件甚多”，对“一店员而能来大学讲演”，瞿禅师极为感叹，认为“此解放前所未有者”(2月18日)。
在学习了一个阶段后，领导再次动员，并布置运动将转入检查阶段的工作。3月20日“上午刘丹厅长作三反运动二次动员报告”后，“即酝酿对领导人员的检讨”。自此，“终日开三反检查会，中文系石君、驾吾自作检查，各同事加以批评”(3月21日)。石君即郑奠，原浙大中文系主任；驾吾即王焕镳，原之江大学中文系主任，二人作为系一级领导人先行检查。而校一级领导早在2月4日上午就由“心叔、陈立、王绮带头自我检讨”。心叔，即任铭善，时任教务长；陈立，时任院长。“心叔所说甚严肃诚恳，陈立尚多饰词。午后中文系小组会对彼大不满意，提出意见甚多，且要求其重作检讨。闻历史、教育两系亦然。”而通过这一系列的学习、检查、批评，瞿禅师感受到“此次三反运动，教育意义甚大，初谓与教育界中人无关，不谓成效如此”(3月24日)。
在领导带头检讨之后，每位老师逐个检查，人人过堂。3月1日夏师“作交代，发言一小时，对从前教学不负责、政治学习不关心、脱离群众、做滥好人等等恶习，痛下砭针”，并表示“土改与三反运动，为予此生能否翻身关键”，要过好这一关。在瞿禅师检查后，张仲浦、王西彦、蒋祖怡、胡宛春、王驾吾、胡永椿、蒋云从、陆微昭、薛声震等诸位老师一一向夏师提出意见，学生代表文心慧及我也提出意见，夏师记道“陈美林望予更增强新观点教学”。
《日记》中还记述了其他老师的检查情况，以及师生所提出的意见。至于兄弟院校以及省、市其他机构的“打虎”情况，也偶有记载。如2月20日记，“闻浙大沈学植(图书馆馆长)、沈学年(农场主任)、苏步青(教务长)皆有问题。刘厅长谓浙大医院有大老虎”。2月27日记，“刘丹厅长谓杭州老虎越打越多，有些机关中打出成群老虎。浙大教职员有被打得痛哭流涕者。浙大医院院长王季午亦甚狼狈”。3月21日记，“西彦报告昨夕人民大会堂打虎情况，文教、卫生、新闻、出版四部分，当场打出老虎七十四只。王某贪黄金二千五百两，朱某以不肯彻底坦白，捕送法院。浙大顾某已交出黄金一千二百两，当场释放，加入打虎队”云云。所谓“虎”，是指“三反”分子，主要是贪污犯。至于瞿禅师所在的浙江师院的打虎情况，4月19日有记，“昨焦院长报告师院大小贪污犯一百九十余人，款项约二十亿左右，学生十人中有一人犯贪污”。在运动中，有子女揭发父母者，3月28日记，“听男女两生检讨包庇资产阶级家庭舞弊经过”；有妻子揭发丈夫者，3月3日记，“陈立作第二次交代，自承囤米为不法商人行径，词色极懊丧。予疑此事是文锦主动，虑其夫妇为此不睦”。
1952年5月下旬，运动进入尾声，进行处理、总结。5月24日“全体师生开会，坦白之江黄金案及盗窃物资案。黄金案共一千五百两……数目之巨，令人咋舌。且钱某至今仍任总务长，仍未坦白”。当时，可由本单位组成法庭处理案件。就在师生大会召开的当天下午，“师院、财经学院人民法院成立。焦梦晓为审判长，陈立、胡寄窗为副审判长，心叔、沈镜如诸君为审判员，宣判之江黄金案及盗窃案”。焦为学院书记、陈为院长，胡为财经学院院长，心叔(任铭善)为教务长，沈镜如为教授代表，对案犯分别处以徒刑、记过、察看等不同惩罚，大抵从轻处理，夏师感叹“政府对教会学校，宽大如此”。之江大学，原为教会大学。不仅对教会学校人员处理从轻，对教授也宽大处理。5月26日记，“各系科同事开会，讨论贪污案”，“多谓领导处理太宽”。但“刘丹厅长谓管制教授，须请示中央，国家需才孔亟，对高级知识分子须爱护争取”。
当然，运动初期不免有扩大化倾向，5月25日“沙文汉在浙大报告，亦明白说有偏向”，但后期逐步得到纠正。对广大知识分子来说，参加这场运动还是受到很大教育的，瞿禅师在4月25日的小组讨论会上便说：“三反开始时，以为必与我自己无关，不谓在此运动中竞受大教育。最显著一事即三反后对业务之尽心。解放前以著作为正业，以教书为副业，看不起学生，以为学生不能领会我之学问。上课以前从不作准备。近日教书，往往一小时课，须预备一二日工夫，却心安理得，不复杂用心，错用心。”从夏师这番话语，可以看出大多数老师的认识得到了提高，工作更加负责尽力。
四
早在三反运动期间，就传来要进行思想改造运动的消息。1952年3月30日，王西彦老师对夏师说，“不日展开思想改造，须早作准备。闻北大、清华、燕京打思想老虎，甚激烈”。果然，浙江高校的思想改造运动，从5月底即开始，5月30日“传达饶漱石主席演讲”。6月3日“听林乎加部长作思想改造动员报告”，随后各系教师分别开小组会表态，夏师在6月6日的小组会上就“述曩年教小学比教大学好，今知十年来教大学，皆为个人名利出发，专心著述，与学生脱节，不似教小学时能与学生接近”，表示要积极参加运动，接受教育。
为了减轻教师交谈的顾虑，运动领导者又将教师划分为若干互助小组，三五人聚合在一起，夏师与“孝宽(薛声震)、伦清(胡永椿)、微昭(陆维钊)”共四人为一互助组。彼此“随意讨论，颇亲切有益”(6月1 2日)，“孝宽谓予不问政治，与笃好旧诗词有关，因为深居象牙塔，遂与世隔远，不谙人事。诗之失愚，可如此解释”(6月28日)。学生代表也参加互助小组活动。夏师记道，“夕陈美林、周玉华二生来，助予检查思想。大病在不关心万事。陈生谓若从危害性上多着想，可引起警惕。此语甚好”(6月27日)，“夕陈美林、周玉华来，劝予对人提意见勿保留”(6月29日)。
在同事、学生的帮助下，夏师于7月9日开始“写思想总结初稿”，次日“在互助组讲一小时，共分五部分：(一)家庭成分与主要经历。(二)生活态度与思想状况。甲、自由主义，乙、宗派主义，丙、名位观念，丁、旧伦理观念。(三)政治认识与教学建设。(四)思想根源及批判。(五)今后努力方向”。瞿禅师检查之后，王西彦老师、周玉华同学等人都提出意见。7月12日傍晚学生代表“詹尔堃、陈美林、周玉华三生来谈，谓依历史谈下去较有联系，且能全面，勿分片段谈，兹依之改作”。此后连续几天，夏师都在忙于写检查，16日写“初稿毕”；17日“改思想检查文”。学生代表提了意见后，夏师又于2 Et“晨改写思想检查文”，直至1121日“上午改写思想检查文毕”，“午后以检查文交詹、周诸生携去”，夏师的检查方告一段落。
在这过程中，夏师对于学生代表参加，甚表欢迎，并且认为“予觉同学帮助比同事大”(7#j 21日)。瞿禅师如此感受并非无因。从《日记》前后所记看来，教师之问由于种种复杂原因，在互相展开批评、帮助时，难免夹杂一些人个成见。而学生代表则无此局限。当然，个别学生代表受“极左”思潮影响，对老师态度粗暴，也是不妥的，同时也引起了老师的不满。这种情况，在三反运动时就已发生，如人类学系教授马长寿就曾对夏师说“帮助师长不应用斗地主态度”，马长寿因此语而“被评为右倾思想者，交代两次始通过”(1 952年3月4日)。有位中文系学生代表在三反时对老师提意见“出言甚激”，夏师叹道“若在解放前，将激为风潮矣”(3月2日)。这一学生代表在思想改造时的表现依旧，对老师提意见“颇多近于训斥”(7月8日)，可见学生代表中亦有不同角色。
夏师在互助小组交代通过后，我被派去帮助其他老师，联系夏师的工作则由詹尔堃、周玉华二人负责。7月22日晚，詹、周二人又找夏师交换意见，夏师又对检查作了修改，被选定为大组第一个交代的老师。大组会在7月25 El下午召开，“到中文系同事及学生代表二十余人”，“交代费时一小时半”，大家提的意见“共五十条左右”，夏师予以“总括”，“共十五条”，如薛孝宽提“不顾问政治，解放前与解放后不应混为一谈”；王驾吾提“不肯得罪人，喜为人捧场”；陆微昭提“救汉奸，谓是旧伦理观念不妥”等。大家除要求夏师进一步补充检查外，还希望他也要去帮助其他老师作检查。7月31日晚“陈美林、蒋祖怡来，邀同薛孝宽，过王家山，帮助刘操南思想改造，十一时方归”。蒋、薛、刘，均是中文系老师。
夏师遵照大家的意见，于8月2～3 13在写思想检查清稿。8月10日继续“写补充交代稿”。于8月13日作补充交代，夏师在交代中“举皖北土改表现不积极，作文颂扬施德福，谈龙榆生出狱三件事”为例，“讲半小时”之久，“同事提意见六七条”，其中有一条即7月25日陆维钊老师所提出的“救汉奸”事，大家认为夏师“谈龙榆生事太轻松，不深刻，民族气节须检讨”。其实，夏师与已投敌之人有书信往还，早就有人议论。1942年1月9日，瞿禅师收到友人吴天五信，“论龙丁出处，嘱予当此风色，须有岩岩气象方得”，夏师坦承“对人濡忍不能刚决，▢▢(作者注：原文如此，下同。)西行后，予仍与书札往复，颇来友朋之讥”。信中所云“龙丁”当指已“西行”附敌之龙榆生、丁怀枫二人。龙榆生即龙沐勋，词人。至于夏师如何“救”他，我原先不甚了解。直到1992年《天风阁学词日记》第二册(1 938～1 947年)出版后，检阅有关日记，方始了解一点眉目，不妨摘录如下。
1946年3月15日“夕见上海小报，榆君近自南京移押苏州”，榆君，即龙榆生，此后有关日记中或直书“榆生”或以“▢▢”代称。4月6日及18日都记有其在“苏州狱”服刑的情况，“予闻之恻然，恨无法相顾，以万元托仲连买蔬肴馈之”。4月20日又“贻万元，托人时时买饼饵馈之”。龙榆生于5月12日在狱中给夏师写信，夏师次日作复，“劝其患难中发心读佛书”。6月12日夏师“阅报，▢▢判刑十二年，虑其体弱不能支。一念之误，奈何奈何”。8月3日，徐澄宇告诉瞿禅师，说“在南京(卢)冀野座上，遇▢▢夫人……见人即哭，求冀野诸人设法为▢▢减刑”。而龙榆生对其附逆一节犹白狡辩，“谓三男五女外，又须抚其兄弟一家，不得已人白门”(5月1 9曰)，即投靠“白门”(南京)汪伪乃因生活所迫。当夏师从陆微昭老师处得知龙榆生已获减刑，乃于10月9日“发▢▢苏州书，昨闻之微昭，报载减刑为五年，明后年可出狱矣”。数日后，夏师于10月13日“得▢▢苏州函，谓今年可望出狱，约买醉西湖”。大约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夏师乃伸出援手，于12月9日“发希真苏州高等法院一函，由心叔转，恳其相机照料▢▢，如有开脱机缘，多与方便”。12月6日夏师便收到希真的复后，“谓▢▢保释事，俟郑院长回苏州时即可设法，似不甚难”。希真，潘姓，夏师在之江大学任教时学生，1941年毕业后，旋即被夏师聘为助教，后随其父执郑文礼在高等法院工作。郑字烈孙，浙江东阳人，能诗。曾通过希真与夏师结识，1946年1月21日还以车载夏师去西泠印社茗坐。曾有和夏师《洞仙歌》词作。1947年4月3日夏师因“视希真病”而“晤郑文礼夫人”。有此关系，夏师方能为龙伸出救援之手。这些活动，我当年并不知晓，而与夏师共事之中文系一些老师当有所闻，因此认为夏师检讨此事“太轻松，不深刻，民族气节须检讨”云云，也就不为无因了。
不过，从夏师的诗词作品以及1984年出版之《天风阁学词日记》(1928～1937年)有关记述来看，夏师在民族矛盾的紧急关头，还是能坚持民族气节的，其诗词创作中也饱含着爱国热情，可参见我发表于1991年2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一文《“我亦有孤剑，植发望燕云”——夏承焘先生的爱国情操》，兹不赘叙。
在夏师于8月13日作补充交代之后，运动已进入尾声，8月下旬开始总结、填表、鉴定。8月27日夏师自己填写的优缺点为：“一、求进步心迫切。二、尚能虚心听取他人意见，但只求完成自己工作，帮他人不热心。三、对业务学习尚努力，但不肯多负教学以外责任。四、政治热情不够。五、好逸恶劳。六、缺乏斗争性。”小组的意见是：“同意夏同志这个检查，并希望依努力方向，克服以往缺点，尤其是名士派作风，宗派主义思想，对帝国主义仇恨心不够这几点。”至此，思想改造运动基本结束。8月29日夏师写道：“今日休息，思想改造三个月来，甚感劳矣。”
我也从此专心学习，1953年暑期提早一年毕业后，虽然仍有“运动”，但未再与瞿禅师同时同地参加。与夏师再次聚首时已是8年后的1961年10月，那又是另一篇文章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