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庆棠(1923-1970)
丁庆棠，江苏省宜兴县人，1923年出生，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1948年3月来到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工作。在工厂期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过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后担任过该厂的军代表秘书、技术设备科科长、电机动力车间主任、厂副总工程师等职务。1955年他曾被派往民主德国学习电力机车技术，并参与中央首长专车的监造等工作。1966年他作为中国铁道部代表团成员赴苏联参加铁路合作组织铁路电气化专家会议，还受到过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
1964年8月，铁道部将丁庆棠从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抽调到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接到的调令后，为了尽快熟悉新的工作，他立即离别家人，只身一人来到株洲。到株洲所后，在蒋之骥副总工程师的安排下，他一心扑在6Y1型电力机车质量改进工作上。蒋总不在所里时，他就负责所里的技术工作。在研究所职工的眼中，这位新“老总”非常敬业，待人谦和，能和大家“打成一片”，和单身职工一起天天吃食堂。丁庆棠的妻子小孩在原单位所在地——常州市，他常常是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期没结束就提前回所忙工作。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电力机车的引燃管整流器、牵引电机、调压开关“三大件”故障问题，由蒋之骥领导的6Y1型电力机车质量改进联合工作组和技术服务组开展了机车产品的技术改造、试运现场服务、攻克技术难点等重要工作。在这些工作中，丁庆棠很快就成为蒋之骥的得力帮手。
为了使硅整流器技术运用于我国电力机车，株洲所决定在6Y1型4号机车上进行取代引燃管的改造机车试验研究。1966年4月丁庆棠带领40余名科技人员到宝成铁路的宝鸡电力机务段开展现场设计。丁庆棠在宝鸡电力机务段现场设计、行车试验过程中，满怀为国争光的热情，身先士卒，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跟车服务，共同分析、解决试验过程中发现的各种问题，获得了采用硅整流器技术安全、行车的大量参数，为设计、研制提供了依据。在工作和生活条件极差的现场，他与大家同甘共苦，为同事树立了榜样。
1965年1月，蒋之骥调离株洲所到铁道部工作后，丁庆棠就全面负责技术工作。1966年他带领研究所科技人员，与株洲厂、北京变压器厂共同努力，采用硅整流装置取代引燃管(汞弧整流器)，攻克了消除引燃管逆弧、调压开关烧损和牵引电机环火故障的关键问题，使改造6Y1型4号电力机车取得成功，在6Y1型电力机车质量改进道路上开辟了一条“生路”，为国产电力机车质量的提高立下了头功，也为我国电力机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同时极大地促进了株洲所半导体器件技术的发展。
这一年，株洲所和株洲厂共同成立6Y1型7号电力机车工作组，丁庆棠又瞄准总体、车体、转向架、电阻制动、辅助电机5个方面的技术难题，带领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攻关。与此同时，丁庆棠还部署了牵引电动机、司机控制器、韶山1型8号机车和韶山2型客货两用机车改硅研究工作。
“改硅”成功，是我国在电力机车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道路上迈出的一大步。采用硅整流装置取代引燃管，连同新型牵引电动机、新型高压调压开关的研制成功与应用，是株洲所在这一时期的标志性科研成果，同时也奠定了该所在我国电力机车领域科研与技术水平的领先地位。
丁庆棠从1964年8月调入株洲所担任副总工程师后，作为技术负责人，工作认真扎实，研究成果突出，生活朴实简单，人缘口碑都很好，在“文革”中还被“三结合”当上了研究所的革委会主任。
1969年，“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株洲厂决定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厂革命委员会所有成员的政治历史进行审查。应当说，这是一次无“特定对象”的清查。丁庆棠因为早年是“地下党员”，又是研究所的技术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中还当选为株洲厂革命委员会委员、株洲所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因此，株洲厂“审干办”对他也进行了政审调查。审干人员在丁庆棠以前工作过的戚墅堰工厂调查时，发现在“文革”期间一名国民党特务分子的交代材料中，称解放前该厂有265人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其中有丁庆棠的名字。但戚墅堰工厂专案组认为这个案子牵涉面广，问题复杂，“交代材料”尚未调查落实，有些情况还不够真实，因此该厂还特别对前来“外调”的人强调“不能以此为据”。
1969年9月，株洲市工宣队进驻株洲所，了解到株洲厂审干外调中曾发现丁庆棠涉嫌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材料后，竟然“立案”，开始了所谓“丁庆棠特务嫌疑”案件的审理。
驻所工宣队为了通过尽快搞清丁庆棠的“问题”，以达到揭开所领导班子的“阶级斗争盖子”的目的，对“丁案”抓得很紧。一方面多次去函与原厂联系，询问结果。另一方面，先后3次派出人员“外调”。第一次调查没有什么结果，第二次又派人去调查，调查人员还找到正在服刑的劳改人员，通过诱供，获得一份“口供”材料。之后，工宣队便认定丁庆棠有“特务”嫌疑，将他列为“一打三反”运动的重点对象，经工宣队再三要求，上级同意将丁庆棠调回所。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丁庆棠当时还担任株洲市革命委员会驻市内某系统的工宣队指导员。
1969年年底，有人开始找丁庆棠“谈话”，要他交代所谓的“历史问题”。由于丁庆棠实在想不到有什么问题，无法回答。工宣队决定召开党支委扩大会进行审查，但丁始终否认自己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并怀疑人家写的材料是否真实，要求组织要慎重调查清楚。而工宣队却多次在全所大会上不点名地批判他。在强大的压力下，丁庆棠请求下车间劳动。驻所工宣队让他到试验车间一边劳动，一边回忆自己的历史问题。工宣队还在外调材料尚未落实之前，在全所及各班组巡回召开批判会，发动和组织群众批判丁庆棠的所谓“现实问题”。1970年4月，还在株洲所的科研试验大楼四楼举办针对丁庆棠的“学习班”，限制其自由活动，敦促他交代问题。
从那以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由于丁庆棠交代不出问题，就遭到工宣队员训斥，对他形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他说“对参加学习班没有信心”，“我对组织讲老实话，不能按照组织所要求的那样坦白交代，交代不出，不能糊编，没有办法，没有出路，只有等待组织从严处理”。5月28日清晨，有人发现他坠落在被关押的四楼房问窗外的地上，窗台上还留有一根绕着圈的绳子。
后来，关于丁庆棠所谓的“历史问题”，株洲厂党委先后两次调查，作出了“纯属捏造，应予否定”的结论。
对丁庆棠之死，“四人帮”垮台后，研究所党委认真进行了复查。1978年10月的复查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炮制‘两个估计’反动纲领，竭力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摧残和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干部，打击和迫害知识分子。在审理丁庆棠同志的问题过程中，没有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偏听阶级敌人的口供，对丁庆棠同志采取办学习班，党内外批判，施加压力要丁交代所谓重大问题，给丁庆棠同志造成很大的思想和精神压力，致使丁庆棠同志不幸逝世，应予彻底平反昭雪。”1980年10月20日，单位党组织宣布：丁庆棠同志政治历史清白，所谓“特务”、“叛党”、“反革命分子”等纯属诬陷。所党委决定，为丁庆棠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一切诬陷不实之词，统统推倒，并根据有关政策精神，按照工伤死亡待遇处理。
1986年11月，中共铁道部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整党办核查组的《复查报告》认为：“丁庆棠同志的死，完全是在‘极左’思想的影响下，由坏人诬陷，胡编乱供，工宣队在审查中，只相信所谓外调材料，施加了不应有的政治压力所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