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奎斗(1914- )
刘奎斗，祖籍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刘家屯，1914年6月生，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工学院电机系，抗日战争期间英勇参军作战，1938年参加浙江杭州外围游击战，1939年参加湘北会战，1940年参加广西昆仑关会战，均重创日寇。1944年参加缅北瓦鲁班之役，攻进日军十八师团司令部，曾任驻印远征军独立战车第一营补给连长，战车指挥组参谋主任兼技术主任，后移居台湾，任森美工程公司董事长。
刘奎斗先生对竺可桢校长无比崇敬，热爱母校，几任台湾浙江大学校友会理事长。1997年浙江大学百年校庆时，刘奎斗先生卖掉自己1200平方米土地，将卖地所得200万美元以匿名方式全部捐赠母校建造竺可桢国际教育学院大楼暨竺可桢纪念馆。后在得知建设费用不足的情况下，义无返顾拿出了自己全部积蓄，为大楼的建设追加捐款60万美元。
刘奎斗夫人为陈安美女士，刘奎斗女儿为刘璧嘉女士。
求是精神的明灯
在刘奎斗先生的书房中，至今还保存着竺可桢的像，与祖上的画像挂在一起。每逢初一十五，他总不忘拜一下竺可桢老校长。
在浙江大学求学期间，刘先生亲聆竺可桢校长的教诲，并受其倡导的求是校训的熏陶，永铭于心。由于参战的关系，他投笔从戎，曾两度进出求是园。就连求学浙大也是一件非常偶然的事情，原来在考交大的前一天，他因在游泳时耳朵进水发炎了。虽然，他咬紧牙关坚持考了一天，但在晚上躺在床上已经动弹不得，高烧达39°C。就这样，他不得不放弃交大的考试。过了几天，他参加了浙大的考试。终于天遂人愿，1935年暑假，一张浙江大学电机系地录取通知书送到了刘奎斗的手上。9月，他迈入了求是园，宛若一块矿石，投入了浙江大学这个熔炉，准备把自己冶炼成为有用的人才。在课堂上，刘奎斗有些文质彬彬，除了英语迟开花外，样样功课都放异彩，令同学们敬佩，令老师赞许。同时，刘先生还是个体育尖子，特别喜欢打篮球，他所在的篮球队，曾在1937年获得浙江省运动会冠军，打破了航校独霸省篮坛的局面。他还擅长铁饼，标枪，甚至拿到过省运动会第二的成绩，着实跌破了现场专家的眼镜。抗战爆发后，他又陆续担任了浙江大学抗敌后援会、学生自治会和杭州市大、中学校抗敌后援联合会主席等职务。
在校期间，竺校长探求真理的治学态度，招贤纳士的人才观很受刘奎斗先生敬佩。向竺校长告别的情节一直珍藏在刘奎斗先生的心中：那天他来到了校长办公室，竺校长停下了繁忙的公务，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微笑着说：“你为学校办了许多好事，学校感谢你……”刘奎斗垂下了头，热泪夺眶而出，一时无言以对。
竺可桢是刘奎斗心中永远的丰碑，捐楼的一大动机就是为了纪念这位老校长。
投笔从戎，保家卫国
1943年2月，苏军歼灭了德国希特勒精锐部队，扭转了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同年9月3日，意大利投降，德、意、日国家力量大减；1943年初，日本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驻印远征军独立战车第一营，开始了积极攻击，以粉碎日军的企图。3月8日夜，瓦鲁班前线的枪炮声，陆陆续续地响了一夜，才见沉寂。9日晨7时许，前夜支援战车的补给连士兵，开着车，欢欣鼓舞地回来了，内有四辆战利品——敌人的战车防御炮。原来，我军早以知晓日军的军情，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迂回渡河，从后面抄过去，攻到敌人司令部。日军的战车防御炮，尚未布好阵地，便被我战车纵横扫荡，阵上顽抗的日军全部被我军掳获回来。
在刘奎斗指挥的补给连之后，是战车第三连官兵，当他们拿出抗战以来最光荣的战利品——日军第18师团大印时，大家欢呼雀跃。连美军们也对我官兵刮目相看，翘起了大拇指，高喊：“顶好，顶好！”大家抢着盖了很多印模，刘奎斗也盖了一张，寄给他尊敬的国立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并简报掳获大印的经过。后来这段故事被收录入《竺可桢日记》。
在缅北瓦鲁班之役之前，刘奎斗先生还英勇地参加了浙江杭州外围游击战（1938年），湘北会战（1939年），广西昆仑关会战（1940年），均重创日寇，荣立功勋。抗日战争期间的投笔从戎，参军作战，保家卫国的行动与他生活的背景是分不开的。因为在刘先生的出生地，日本强占区大连金州，他耳闻目睹日寇的横行霸道，一颗驱寇雪恨的种子植入幼小的心灵。
福荫后学，泽被四海
身处台湾，刘先生还一直关心牵挂着母校浙大的发展。每每看到浙大进步发展的报道，刘先生都会把报刊递给旁人，哆嗦地指着文章，自豪地说：“这是我的母校浙江大学！”
可在刘先生捐建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之前，他时常会陷入痛苦之中，因为只要他一看到有校友为浙大捐钱，心中就会产生一种负疚之感。他常常会扪心自问：“我应该为母校教书育人，为弘扬竺可桢倡导的求是精神做点什么呢？”
1985年，香港著名实业家邵逸夫先生钟情浙江大学，造福乡梓，伸出了援助之手，决定捐资1000万港元，在求是园里盖了一座多功能的高级会堂，即邵逸夫科学馆。
1988年初秋，刘奎斗就参观了这栋造型美观的楼。当时他看得特别仔细，还不时的问这问那。
“刘先生，你看得这么仔细，是不是给母校也建个馆啊。”
“我随便看看，哪有那么多钱建楼馆呀。”刘奎斗言不由衷地回应了这位战友夫人的话。
是夜，他辗转反侧……
“尽管我先生在森美工程公司奋斗多年，但这点积蓄离他捐造壮观大楼的梦想还很遥远。”，刘夫人陈安美女士无奈地告诉笔者，“他一心想捐楼，可那时候，他哪有那么多钱啊？”
陈女士补充说，刘先生的日常生活过得相当简朴，从不浪费：有时候一个炒蛋就把一餐凑合地“解决”了，偶尔多烧了几个菜，刘先生就会向她唠叨，“下次少烧些，要吃多少餐都不知道”，但浙大的校友去探望他时，刘先生则毫不犹豫地请他们到饭店去就餐；他不舍得把穿破的毛衣丢掉，偶尔在家还会穿穿，可来母校时，他就换上了女儿给他买的好衣服；刘先生住的房子还是几十年前买的普通居民楼，装修很简单，这么多年来几乎没怎么变过……
刘先生还身体力行，厉行节约，用自己的行动恪守着浙大的“求是”校训。刘奎斗之女刘璧嘉女士说：“父亲节约到‘极点’了，在看电视过程中，只要一看到插播广告，父亲就迅速关掉电视。直到我告诉他这样做会缩短电视寿命，父亲才半信半疑地改变了自己原来的习惯。”俭以养德，他的积蓄都是靠一点一滴汇集起来的。
到了1996年春，深藏于刘奎斗心中的愿望终于有了实现的可能。原来20年前，
他和妻子买下的一块面积为4000平方米的地块，由于纳入市政建设规划而升值了！
他毫不犹豫地卖掉这块土地，准备将全部收入捐给了母校，用以建造竺可桢国际教育大楼。刘奎斗先生特别关照，此事不要张扬，只说是以“无名氏”的名义捐建。
一次次建设费用的增加，从120美元，到180万美元，到260万美元。这个数目，成为20世纪末对浙江大学捐资助学个人捐楼款最多者。为了“福荫后学，泽被四海”，刘奎斗先生大方地拿出了自己买地的钱，和大半生的积蓄，而他自己却甘愿过清贫的生活……
大楼最终没有以刘奎斗命名，但求是人会永远铭记这位慷慨好施、高风亮节的老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