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寿俊（1913-1996）
华寿俊，1914年12月20日生，江苏泰兴县银涂镇锡山堂华氏第18世传人，出生在氾光湖镇，此支华氏俗称华五房。1931年在浙江杭州之江大学就读，1935年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入狱，1938年奔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工业局技术员，延安自然科学院教员，陕甘宁边区军工局工程师，为陕甘宁边区的科技事业做出突出贡献。
1939年，国民党开始经济封锁延安，边区纸张极为短缺，华寿俊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任教，他历经数月呕心沥血反复试验，终于用陕北极其普通的马兰草创制成了马兰纸，在当时被传为奇闻。当时的《解放日报》等众多出版物、“七大”的会议材料包括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都用马兰纸印成。马兰纸为陕甘宁边区的新闻事业、文化教育事业和党的革命宣传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朱德在《游南泥湾》一诗中提及：“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
1940年，华寿俊与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陈康白等一起研究出新方法，生产优质食盐，改变了陕北几千年来只能产苦盐的历史。从此，盐税收入成为边区主要财政来源。他被授予延安边区“劳动英雄”称号，受到中共中央政府嘉奖。
1941年，华寿俊与妻子王士珍从植物中提取出10余种颜料，并成功研制出麻棉。1943年，在马兰纸制造工艺的基础上，华寿俊与自然科学院其他同志一道，成功研制生产了边区的钞票纸。1943年底，华寿俊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当时，朱德总司令曾接见并表彰了他，称他为“我们的发明家”。
建国后，华寿俊先后任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副院长、陕西天文台党委书记、陕西省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等职，为中国科学院在西北地区组建科研机构和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1996年华寿俊在西安逝世。
自1938年参加抗大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华寿俊奋斗在中国科技战线半个世纪，长期担任中科院领导工作，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要贡献，是受人尊敬苏皖老一辈科学家。
一、接受革命思想，奔赴革命圣地
1928年，华寿俊就读扬州中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积极要求进步，加入了共青团并参加革命活动。1935年2月，就读于杭州之江大学时，因叛徒出卖，华寿俊与之江大学的一批革命者被捕入狱，但叛徒记错了华寿俊名字，他才通过学校和同学的努力而获释。出狱后，他向刚从上海到杭州的胡乔木同志报告了情况，并帮助胡乔木同志很快离开了杭州返回上海，又随之参加了对狱中同志的营救工作。
1937年，华寿俊到武汉，经潘梓年（著名哲学家和杰出新闻工作者，创办了新华日报》，并被毛泽东任命为第一任社长，潘汉年堂兄）介绍到陕西，从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转赴延安，1938年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期间翻译过马列著作，后在延安自然科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前身）任教。
延安当时条件很艰苦，党中央机关和部队几万人在此驻扎，粮食和各种给养的供给十分困难，加之国民党的封锁，边区财政的困难问题相当突出。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靠大生产解决了粮食问题，但科技人员如何为解决边区困难做贡献呢？华寿俊沉思于探索之中。
要解决财政困难，边区就应发展经济；要发展经济，边区必须有自己的产品。这是华寿俊经过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他便对陕北的社会经济状况情况进行了考察。他发现陕北的盐储藏量十分丰富，但陕北的盐含碱量和其他矿物质太多，千百年来只能生产质量低劣的苦盐。华寿俊利用学习过的化学知识对陕北的盐进行了分析，研究出解决矿物质分离的工艺，应用于生产，使陕北的苦盐发生了质的变化，一跃而为优质盐。接着他在实地考察中揭开了“海眼”的秘密，保证了盐的产量。从此以后，边区的食盐成为陕北的重要交通贸易物资，为边区财政增加了大量收入。仅盐一项，就承担了边区70%的财政来源。
二、荣获劳动英雄，朱德亲自接见
1937年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边区政府和军队的规模越来越大，需求越来越多，印刷纸张等成为紧缺物资，影响了边区新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当时，边区的印刷纸张原料主要是废麻袋，产量少且质量粗糙，很难用于印刷。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1938年6月30日曾发一则《启事》说:“因值抗战期间，纸张来源困难，本报自六月份起已将报纸出版份量减少一半。”
1939年11月，组织安排华寿俊和妻子王士珍（与华寿俊是大学同学，一同奔赴延安）到安塞边区的振华造纸厂工作，华寿俊担任技师、工务科长，任务是改良印刷纸张质量，解决边区新闻、文件、教学用纸难题。
华寿俊到造纸厂后，带领科技人员，在反复的实验，王士珍发现陕北当地特有的一种草叫马兰草，当地老百姓称其“扯倒驴”，因其纤维非常坚韧，毛驴的腿脚如被它缠住，想脱身很困难。马兰草的特点是喜阳、耐旱，非常适应陕北的气候，因此长得蓬蓬密密，到处都有，牲畜也不吃它。如果用马兰草做原料，将会成本低廉，来源丰富，且纤维度强。华寿俊用马兰草作为原料，经过反复实验，成功研制出印刷纸张的制作工艺。1940年12月8日《新中华报》报道了华寿俊的事迹:“青年化学家的尝试成功了，边区漫山遍野的马兰草，变成丰富的造纸原料，现在已用了10万斤马兰草造成20万张纸，印成各种书报刊物，边区的新闻事业，获得极大的帮助。因为他的制法简便，节省了很多人力与时间，纸的产量大增，过去造蔴纸，每月只产四五百刀，现在草纸每月产二千刀，最近要扩大纸厂，实现每月产二十五万张纸的计划。”该报还详细介绍了造纸过程:一选料，去掉杂草与尘土；二切断，将草切成寸许长；三煮浆，用土碱与石灰作用，产生苛性钠；四压碾，打成纸浆；五洗浆，即过滤；六挠纸，放上竹帘；七晒纸，整理压光。
由于马兰草造纸法的成功，边区政府在延安紫坊沟、南泥湾等多处兴建了几家造纸厂，从此陕北告别了缺纸和劣质纸的历史，这就是当时在边区流行的“马兰草纸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但是中国现代革命史上的一段佳话，也为华寿俊赢得了荣誉:1940年，华寿俊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劳动英雄”称号，并得到朱德总司令的接见与表彰，朱总司令称华寿俊为“我们的发明家”。
朱总司令是在家里单独接见华寿俊的。当时，朱总司今与华寿俊谈话时，康克清在旁边用一只小榔头砸核桃，送给他们吃，还一起拉了一会儿家常。
朱总司令接见华寿俊时，希望他能解决三个问题:军粮(详细询问了军用压缩饼干的制作方法)，军火制作和改造军装，并特别叮咛华寿俊从现在开始就要考虑我们建立政权后新中国需要建立的国家科学体系问题。
在朱总司令的鼓励下，华寿俊又研制出用银取代汞制浩军火的发明。不久，他又改进火柴、肥皂、挂面、糖等物品的制作工艺，为解决边区军粮问题也做出贡献。
接着，他和妻子王士珍从野生植物、槐树叶和黑豆皮中提取染料成功，可制出酱红、青 灰、咖啡色、绿色、血青、元青、青灰、墨绿 等近十种染料，使边区战士穿上黄色军装。由于延安的战士穿上了黄色军装，其他地区的战士仍穿灰色军装，战士们戏称延安的部队为“黄八路"，其他地区的部队为“灰八路"。
三、两次获得大奖，荣膺主席勖勉
1943年，中国共产党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管理的地区进一步扩大，建立了很多地区政府，需要做的工作千头万绪，其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拥有自己的货币系统。上级向华寿俊下达了制造钞票纸的任务。
由于国民党进攻延安，华寿俊转移到张家口。 他领导科技人员在张家口夜以继日地工作。
通过艰苦工作和顽强拼搏，他们终于顺利、圆满地完成了制造钞票纸的任务。1944年5月，在延安边区职工代表大会上，华寿俊被授予“甲等劳动英雄”称号。会上，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华寿俊颁奖，并送给他一件羊皮大衣，以资鼓励。
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华寿俊辗转到了东北。此时的东北成为背靠苏联的战略后方，党中央派大批人员到苏联学习，苏联也派专家到中国进行合作与交流，并给予我们多方面的指导。华寿俊与苏联专家合作得非常愉快，特别在炸药、化肥等科学技术方面把关严格，成绩斐然，被边区联防司令部授予“劳动英雄”称号。
四、改良新式军械，制定军工规范
新中国成立后，华寿俊先后在重工业部工作，任兵工局技术处处长，同时参加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划与实施工作。特别是在抗美援朝时期，为我军改良军械工作，做出重大贡献，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其间，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前线缴获了一门美国制造的火箭炮，送到了兵工局。华寿俊异常高兴，立即组织科技人员进行研究分析并整理数据。
当时，我军使用的火箭炮是苏联制造的，名叫“喀秋莎”。“喀秋莎”火箭炮的特点是轨道式发射，优点为发射速度快、火力强，几分钟就可以把整辆汽车的炮弹全部发射完，但准确度差。 而美制火箭炮有四个炮筒，虽然发射速度慢一些，但准确度很高。
华寿俊带领科技人员经过紧张工作，从炮筒、机身、底座等各个零部件，全面进行了认真研究，深入分析，向上级提供了苏制与美制火箭炮的各项准确数据，并且建议:剔除苏、美火箭炮缺点，保留优点，加以改进，综合利用，为我服务。上级批准其建议，他与科技人员兴奋不己。他们连续工作一个多月，终于试制成功改良后的我军自行设计制造的火箭炮，并在朝鲜战场加以试用。这种火箭炮在实战中效果良好，然后在我军进行了全面生产、制造。以后，我军自制火箭炮又陆续增加到六个和八个炮筒，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装备的武器。
华寿俊还为我国军工事业制定了各种技术规范，编订了 《军工先进生产新工艺汇编》，为建立我国独立自主的军工企业及组建自己的军工科研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调入中科院，发挥领导作用
1956年，为加强中国科学院的科技力量，推动国家科技事业的发展，中央从全国各部委抽调了一批人员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华寿俊调到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简称化学所），任党委书记兼副所长。作为化学所的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华寿俊当年参与了中科院承担的国务院下达的《十二年科技规划》编制工作，他和参加制定规划的科学家们一起受到毛洋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主席在八大二次全会上提出:“找们也要搞人造卫星。”国务院责成中科院和有关部门专家拟订卫星规划。为实现规划任务，中科院成立了专门研究卫星问题的“581组”。华寿俊作为“581组"成员，为中国的卫星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华寿俊在化学所期间，做了大量的组织与协调工作。多年来，由于他能自上而下地团结同志，大家送给他一个外号-一“华团结”。他善于团结同志，协调领导与科学家的关系，协调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也敢于为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说实话，这在1957年反右时期中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比如在反右运动中，他在公开场合讲道:“双反以后，青年们干劲十足，敢想敢做，冲破了科学神秘，做出了很大成绩。但产生立竿见影、朝发夕至的想法是不实际的。因此对历史遗产不够重视、对老科学家不够重视，不能学习他们的长处，把他们一脚踢开、置之不理，这就必然产生新的矛盾。”并做团结的工作:“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必须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培养干部要善于向别人学习，甚至敌人的长处我们也要尽量学来为革命服务。”
1960年代初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生活困难，化学所80%的职工得了浮肿病.华寿俊对“瓜菜代”、职工忍饥挨饿、带病工作的情况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为解决职工困难，他组织了几个相关的职工找关系，到内蒙古自治区人委，请求支援，买回冻肉2000斤、羊杂1000斤，还陆续从其他地方买回高价肉300多斤、大白菜、萝下15.36万斤。这些副食品，一部分分给所内近1000名职工，一部分留给所内食堂。这种做法是违反当时国家的“统购物资”政策的，当然地受到上级和有关部门的追究。华寿俊毅然承担责任，写了检查报告:“领导班子的缺点与我个人是分不开的，我要负主要责任。”
华寿俊对化学所职工和京外科技工作者的生活十分关心。化学所二部在怀柔，生活、文化、福利等条件都很差，他总希望给予二部多一此照顾，使他们在生活、文化等方面得到一些改善。为此，在他的决定下，二部买了17头奶羊，用在研究人员的保健需要上；又想方设法为二部调拨电影机，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这样的做法，解次工研究人员生活上的一些困难问题，可在当时是要有相当大的勇气。
以上这些做法，成为华寿俊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的所谓“罪证”。
华寿俊对科研人员十分关心，做他们真诚的朋友。研究人员有病，他必定亲自去探望；逢年过节，他必定登门拜访，问寒问暖；研究人员有困难，他必定想方设法，尽量加以解决。他认为:“革命事业是要群众来做的，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一个领导义不容辞的工作。”
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成立，华寿俊兼任中科大高分子与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开参与了该系的筹建与领导工作，为中科大的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
华寿俊还参与了中国化学学会的组织与领导工作:1956至1963年，任中国化学学会第18、19届理事会副秘书长；1963至1966年，担任中国化学学会第20届理事会秘书长。
六、奔赴艰苦地区，擘画科研蓝图
1964年4月，中国科学院西北分院为加强自身的业务领导工作，西北分院党组书记兼院长时逸之向中科院请调华寿俊到西北分院任副院长，分管科技业务。
华寿俊到西北分院理顺工作后，首先去青海省，深入柴达木盆地，对青海湖进行考察。考察后，他认为青海湖锂的含量丰富，将来必定成为国家的重要矿产资源。 然后他对西北分院的科研组织进行了合理的布局与调整:以西北化学所为基础，把中科院兰州地质研究所、中科院化学研究所、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中有关盐湖方面的研究力量进行了集中，于1965年在西宁建立了中科院盐湖化学研究所(筒称盐湖所)，团结协作开展相关科研工作。
根据党中央“备战备荒为人民” 的战略考虑和国防现代化要求，党中央决定完全依靠我国自己的科学技术力量发展我国的国防尖端技术，中科院决定在陕西组建高技术研究机构。
组建完盐湖所后，华寿俊协助时逸之院长按照中国科学院的规划和要求，走遍秦岭的山山水水，选址建所，为中科院创建陕西天文台(短波控时)、微型计算机研究所、大型计算机研究所、现代技术物理研究所、空间物理研究所、现代技术物理研究所、目动化研究所(研究人造卫星总体组装以及卫星的仪器仪表)等高技术研究机构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为奠定中国科学院在陕西高技术科研的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高发术研究单位的建立，为我国的高科技，如“两弹一星”、延续至“神七”漫步太空等产品的制作，都做出了重大贡献!
七、“文革”忍辱负重，复出忘我拼搏
“文革”期间，华寿俊被错误地打成“走资派”，被关进牛棚。但他忍辱负重，忍受委屈。
1967年1月，中科院西北分院被群众组织夺权，后被撤销。此时正值我国卫星上天任务非常紧迫的时期，相关工作需要加强。 虽然中科院在西安地区的各项工作大部分已停顿，然而周恩来总理还是亲自批准中科院启动为直接配合航天事业的高精度授时工程——“326”工程，建立标准时间频率信号的短波授时系统。
一旦恢复工作，他立即带病到中科院陕西天文台工作。此时，华寿俊以普通科技人员身份在陕西蒲城工地参加建设，由于他本身就是一个科学家，且有长期在科技工作上的领导经验，深受干部祥众的尊重。为了国家的科技事业，为了卫星早日上天，他亲自动笔起草工程进度计划，并且带领科技骨干逐一考察中央在陕西的科技单位、设备和技术力量，解决了许多技术协作问题，推进了工程顺利进行。
随着我国空间技术飞速发展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又接受了为国家建立长波授时系统的任务，代号为“3262”工程，与“326”工程合并，由中科院陕西天文台党委统一领导。1973年6月，华寿俊任陕西天文台党委书记、3262 工程指挥部总指挥。
在华寿俊主持下，两个授时主台在蒲城同时建设，主婴实验室建设在西安临潼。这样的战略性部署，为陕西天文台升格为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8年，中国科学院在陕西恢复成立了“中科院西安分院”，陕西省委省政府成立了“陕西省科学院”，华寿俊任中科院西安分院暨陕西省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负责科研生产工作，他为在“文革”中被下放到地方和其他部委的原中科院在陕的院属研究机构回归中科院而日夜奔忙；带领科技工作者继续建设陕西天文台并完成长波台的竣工，向全中国正式发布标准时间；推动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各项建设，并为陕西省科学院筹建“陕西省动物研究所”、“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西安植物园"等科研机构。
八、工作任劳任怨，生活艰苦朴素
虽然整天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乐在其中，无怨无悔。
翻开华寿俊档案资料，从其抗大时期至中科院各个时期有关鉴定材料中，都可看到这样的评价:工作任劳任怨，生活艰苦朴素，善于团结、关心同志。
纵观华寿俊一生，正是他坚持和发扬延安精神，对党忠诚，对科技事业执著，铸就了他生活上一直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对待科技事业一直保持坚韧的性格和执者的态度。
1978年以后，虽然青海盐湖所已经不属西安分院管理，他还是时常想着青海盐湖所的老同志，帮助这些老同志能享受到国家对工作在青藏高原工作者的政策:从事30年以上的人员可回原籍或异地安置。华寿俊组织西安分院的力量，为青海盐湖所在西安西影路征地40亩，建立了青海盐湖所西安二部。使一批老科学家得到休养生息的地方，为他们解决了后顾之忧。
1979年，因其长期对中国化学、化工及科研组织管理工作的突出贡献，华寿俊被提名为中国科学院化学部学部委员候选人。
1983年初，华寿俊协助贵阳地球化学所刘东生院士向中科院建议:组建“中科院西安分院黄土与第四纪地质研究室”(简称黄土室)。中科院批准计划后，西安分院党组决定由华寿俊负责此项工作。这时，华寿俊因身体原因即将离休。但他不顾身体多病，积极与贵阳地球化学所联系，并腾出西安分院办公楼整个一层，作为黄土室的科研场地，腾出足够黄土室科技人员及家属和工作人员居住的楼房，安顿好他们的生活。即使在1983年9月，华寿俊已经离休，他仍一加既往地关心此此项工作，促使黄土室于1985年成功组建。黄土室建立起来后，逐步发展壮大。1987年升格为中科院开放研究所，1995年升格为国家重点实验室，1998年升格为中科院地球环境研究所。
1996年11月16日，这位在科技战线奋斗一生、为中国科技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老科学家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