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社

华社成立于1944年9、10月间,在贵州遵义部分的浙江大学。它是在贵州遵义时期的浙江大学进步学生社团之一。当时正处在抗日战争的后期，广大人民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日益不满。国民党政府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贪污腐化、残害人民的事情层出不穷，而且更加表面化；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运动则越来越深人人心。
支德瑜是华社的最早发起人。他本来是一个埋头读书的机械工程系学生，具有爱国和民主的思想，缺乏明确的政治观点和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民族危难深重的现实，又使他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后来通过浙大学生陈绍亮的介绍，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李晨（李振铭），和他同住在一个寝室里。
1938年至1941年支德瑜在湖南雅礼中学读书时，教师们多信基督教，并在学生中发展“基督教团契”的宗教性团体。他虽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也参加了团契的活动；他到浙大后也参加了基督教团契，并在1944年下半年担任了团契的学术研究干事。在认识李振铭后不久，他在遵义老城“团契”的会址组织过一次讨论民主、自由、平等的座谈会，有十多名团契成员、两位教授参加。之所以讨论这个题目，当然是一种时代潮流的反映，即大多数浙大同学不能再满足于一般学术性的讨论和宗教式的空谈了，他们要寻找造成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原因。
参加座谈的同学大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只是略知道一些早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加上一些基督教义的所谓“人格平等”的概念，所以赞成实行“民主”。由于青年人对内战十分担忧，也想到老百姓要当家作主就得组织起来，从此就有了组织一个团体作为起点的想法。当时支德瑜曾估计，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旦组织起来，响应者会很多的，何况,凡事得从小开始。
于是，支德瑜首先找了化工系的钟一鹤（解放后改名钟立群，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钟表示同意。又找了机械系助教陈晓光，一同发起成立了华社，接着便发展了第一批社员：王家宠、于用德、李振铭、曾守中、韩莲静（女）、刘寿生、周定之（女）、邓爽（女）、张天虹和温邦光等。华社在1944年9月成立时，浙大地下党负责人李晨经请示党组织后，参加华社的工作，地下党员张天虹和钮志芳也先后成为华社成员。1945年，华社又发展了丁忄敬、陈能宽入社。吸收社员当时尚无明确的标准，但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大体上接收品德较好、作风正派、专心学习、较有才能、肯为群众办事的同学人社，而他们一般是有正义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当时大家商讨建社的目的，是要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前途而奋斗，故以“华社”名社。
华社初期的主要活动是学习政治时事。由于当时时局特点，曾在1944年11月上旬讨论过《太平洋战局展望》。
同年11月下旬，黔南前线告急，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遵义浙大同学撤起了慰劳过境南下抗日军队的活动。当时，几乎遵义浙大的同学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而华社社员都是劳军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支德瑜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同学生会的其他干部一道，积极地组织领导了劳军活动。先是在学生会下成立了浙大学生战时服务队，队长由华社社员于用德担任。同学们每天下午都列队到遵义市郊去欢迎路过遵义宿夜的军队，次日清晨去欢送军队出发。
有一次竺可桢校长召开了紧急会，研究迁校问题，要支德瑜作为学生代表列席。他在会上力陈，现在首先不是迁校问题，而是抵抗日寇进犯问题；同时，还汇报了劳军的情况。竺校长和不少教授听了都很感动，也在第二天早上和同学们一道去欢送南下抗日的军队。接着，在同学们的建议下，学生会又积极支持成立了浙大战地服务团。当时不少华社社员报名参加，李振铭同志也报了名，后因校内工作走不开，故未随团前往。华社社员中，随战地服务团到青岩、惠水劳军的，有支德瑜、钟一鹤、曾守中、温邦光、于用德、丁忄敬等人。1945年2月上旬，浙大战地服务团由于受国民党军队的阻挠和限制，无法开展工作，只好返回学校。这样华社的部分骨干又集中到遵义了。这期间,华社曾围绕着三个中心内容进行了多次学习讨论：一是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重点讨论英国、美国、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二是民主和宪法问题，主要分析研究和批判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三是了解中国的政党情况，着重初步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华社的学习讨论会是在何家巷遵义学生服务处的一个很解静的图书阅览室里举行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虽然当时受到国民党封锁和歪曲，但仍能得到一些公正的报道材料。如1944年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重庆《新民报》记者赵超构写了《延安一月》一书，《大公报》也有访问延安的连载文章，报道十八集团军和陕甘宁边区的情况，社员们还看到了张执一同志所编著的《抗战中的政党和派别》等书。此外，李振铭和张天虹同学的学习发言，也给大家带来了进步思想和影响。尽管学习收获各不相同，但至少使同学们对国民党更加不满，并愿意学习了解共产党的主张。
1945年6月，几个华社社员毕业了，在7月上旬召开的社员大会（三天），制定了华社的社章，其第一章“理想与精神”，便是建社主张和经过政治学习的体会。大会通过了三人组成的理事会，由陈晓光任社长，支德瑜管组织，钟一鹤管宣传，还选出于用德、刘寿生为监事，兼管社的互助金和业务工作；决定出版内部读物《华社社报》。
由于王家宠、于用德、支德瑜、钟一鹤、丁忄敬和李振铭、张天虹等先后毕业或休学离校，留在浙大的社员就不多了，加上又未及时吸收新社员，到1946年5月，因浙大迁回杭州，华社在浙大的活动一时处于沉寂。
从1945年至1946年期间，华社同其他大学学生社团组织有过一些接触，先后和武汉大学的经纬社、唐山交大的维廉社（后改名民社）、燕京大学的创造社（即CreativeTeam,简称CT社）相互交换政见，谋求扩大影响。在1944年9月到1946年3月这段时期中，华社社员主要通过浙大学生自治会、浙大战地服务团等组织，参加抗日民主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华社早期的十几位成员先后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分别参加社会上争取民主和进步的斗争。1947年2月，华社在上海举行社员代表会议，针对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新形势，确定了只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能实现和平与民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是革命的主力军，华社作为知识分子团体，应以团结青年学生和科技工作者参加革命群众运动为主要任务等指导思想。这次会议决定在上海成立华社理事会，选举邱渊、王家宠、潘维洛、丁忄敬和钟立群五人为理事，并成立上海、北平、杭州三个分社，分别由于用德、钟立群、丁忄敬负责主持工作。华社理事会还决定派钟立群，郭以述、邓爽、盖淑窝四人为华社代表在北平与燕大创造社商讨合并问题。这次会议之后的半年中，华社社员由十几人扩展到六十多人，分别在上海、杭州、北平、天津等地参加反饮饿、反内战、反迫害等活动。
华社与创社（燕大创造社简称)早在1945年夏天，就通过双方成员的接触建立了联系，互相交换两校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开始合作。1947年8月以后，经过两个社的代表就合并问题进行多次商谈，于1947年10月初,华社和创社正式合并，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新民主主义为行动纲领。1948年1月，在上海召开了有两团体在上海、北平、杭州、南京等各地代表参加的会议，确定以“人民世纪创造建设社”作为合并后的新社团的名称，通过了以新民主主义为行动纲领的新社章，选举马健行、邱渊、王家宠、丁忄敬、潘维洛组成民创社理事会，并发出了致全体社员书。
马健行是1948年8月作为华北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从北平派到上海工作的。1948年4月,马健行经徐裕荣介绍入党。可以说，民创社从它成立的一开始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
1947年初,在全国撤起如火如茶的抗议美军暴行（即“沈崇事件”)的运动中，党领导下的全国学联秘密派人南下串连。在上海的华社成员曾到支德瑜家（上海惠民路二百四十九号）集会，请南下代表沈立义讲述全国的爱国反蒋学生运动情况。同年2月，华社在上海北四川路召开了第二次社员代表大会。那次会议分析和讨论了国内形势，并确定了反蒋拥共的宗旨，同时修改了社章，批判了旧社章中“出民于水火，挽之登社席”一类的恩赐观点。会议还决定为开展工作的便利，分散各地的社员应相对集中，为此，丁忄敬回到杭州浙大任助教，不久，便在浙大吸收了任雨吉等几位社员。总之，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华社的一个转折点。此后，各地华社成员都积极地参加了进步学运。
在民创社成立以后不久，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对共产党和民主进步力量的迫害日益加剧，同时民创社上海、北平、杭州分社都逐渐取得了当地党组织或党员的领导或联系。
在浙大的历次学生运动中，华社的成员都是起带头作用的积极分子，任亚冠、王良弗、刘寿生、曾守中、毛重斌、蒋世激等都是华社成员。1947年6月间谷超豪加入了华社。他在初中时期就受到了党的教育，后来组织关系中断，到1946年为浙大杭州分校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温州地下党有联系，1948年4月被吸收参加杭州党组织（城工系统），后又成为华社杭州分社负责人之一。总负责人是土木系助教任雨吉。社中经常进行许多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习活动，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学生运动和在讲师、助教中开展工作。到了1948年，在浙大的社员中，已有若干社员人了党，他们属于中共地下党学运系统，有的按党的要求仍在华社工作，有土木系助教朱兆祥、物理系助教李文铸、农学院学生毛重斌等。5月份，中共杭州地下组织（城工系统）由徐恭慧同志领导谷超豪的工作，对华社杭州分社以党的外围组织的要求采取如下措施：
（1）通过谷超豪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来安排华社杭州分社的活动；
（2）为了保证安全，避免发生事故，和总社关系要疏远一些，新发展社员的名单不报总社；
（3）发展任雨吉同志人党，这样华社杭州分社两位负责人都是党员了；
（4）发展党员可以先通过参加华社，经过考验，然后再发展人党；
（5)停止与个别对政治活动不感兴趣的社员的联系。
通过大家的努力，这几条都照做了，如布置了农、理、工学院各小组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并积极安排社员参加各项群众活动；任雨吉同志于1948年9月（或10月）被批准人党；1948年夏天，发展了邵浩然和包洪枢同志参加华社，年底被批准人党。邵浩然在外文系建立了一个华社小组，包洪枢参加学生自治会的活动，被选为负责人之一。
1947年“于子三事件”中，一年级在华家池，很多同学参加了申诉队，农学院老社员毛重斌让大家保留组织，改名“哈哈队”，继续半公开活动，学习进步书籍，讨论革命道理，毛重斌是活动的指导。1948年春天，毛重斌找刘景善同志谈心，发展他参加秘密的外围组织华社，向他说明华社是中共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他参加后组织过学习郭沫若的文章《为新政协催生》等文章。毛重斌还在农学院发展了李平淑、袁可能参加华社，做华家池农学院的学生自治会工作。毛重斌毕业离校前开过一次华社的小组会，参加的人有钟伯熙、储可欣、李平淑、徐璐章、刘景善和毛重斌。后来，刘景善又发展了一年级的符锡仁、洪维贤、陈全庆等三人参加华社，单独建立一个小组，由刘景善联系。1949年初，这个小组转交邵浩然联系。1948年暑假后，毛重斌离校，由储可欣与刘景善联系，并通知他与在校本部的谷超豪取得联系，参加谷超豪、任雨吉、李文铸和刘景善共四人的小组。小组由谷超豪主持，每星期天早上6时碰头一次，学习和讨论时事和形势。
此外，谷超豪和李文铸合作，创建了一个“求是科学社”，以团结爱好科学的同学,当时有很多人参加,也开展了有兴趣的活动。1948年上半年，李文铸发展张瀚参加华社，她又发展何师曼、刘肖竹参加。1948年下半年，张瀚和华社另一成员林自雄曾协助谷超豪、李文铸搞求是科学社的工作。
从华社与创社合并到民创社宣告结束的近三年期间,主要进行了以下五方面的活动。在杭州，浙大的华社组织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
一、吸收要求进步的大学生和社会上的科技工作者人社，组织起来学习马思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以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并积极投身革命群众运动。
从1946年下半年开始，华社和创社的社员分别或共同组织学习活动，吸收进步青年参加，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联共（布）党史》等理论著作，1947年下半年又普遍学习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土地法大纲》等党的文件，交流学习心得，沟通革命信息，提高认识，为组织社员和宣传周围群众参加反蒋反美斗争，为迎接解放做了有效的思想发动和思想准备工作。
在学习革命理论和党的政策的同时，社员积极投身于现实的革命斗争实践。北平和杭州的华社和创社社员积极投入1947年5月20日全国性的反馄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参加示威游行和集会，团结和推动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参加革命斗争。
1947年11月到1948年3月，在杭州的华社组织在浙江大学师生抗议“于子三事件”的反蒋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浙大学生自治会历来是进步学生与国民党、三青团激烈争夺领导权的重要阵地。于子三烈士担任学生自治会代表会主席曾得到华社成员任亚冠、谷超豪、刘寿生、刘扇、王良弗的积极动员和支持。于子三惨案发生后，华社支持社员任亚冠、蒋世激在危难的时刻，勇敢地分别担任浙大学生自治会代表会代理主席和理事会的常务理事。他们和社员朱兆祥、任雨吉、谷超豪、周志成和钟立群等，在浙江大学地下党领导下，同其他进步团体密切合作，分别在浙大学生自治会、浙大讲师助教会、浙大歌咏队和浙大团契中，发动和组织广大师生参加抗议集会和游行，撰写和印制《于子三惨案始末记》出版墙报，为建立于子三烈士衣冠家大会草拟发言稿，推动斗争逐步高涨，在这场震动全国、长达五个月之久的反蒋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促进地下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建立，并积极支持全国学联和各地学联工作。
党领导的地下全国学联成立于1947年6月间。当时，在上海召开有华北、上海、浙江、南京、武汉等地学联代表参加的会议，正式成立全国学联。1948年1月份全国学联在上海设立常设理事会，推选上海学联代表史季涛任主席兼秘书，华北学联代表马健行和南京学联代表张××任宣传理事，武汉学联代表陈荷夫和浙江学联代表钟立群任组织理事，此外还有华北学联代表徐裕荣（地下全国学联党支部委员）和曹庆华共七人组成常设理事会。
鉴于全国学联理事会中有马健行、钟立群两个社员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上海分社组成两个小组协助他们承担学联的具体工作。例如起草全国学联《告世界学联书》（由民创社员潘维洛、范乐善起草和翻译、打印），联系和推动武汉、长沙、成都、西安的学生运动等工作。1948年3月底，全国学联委派钟立群到武汉开展华中地区的学联工作，由社员陈乃扬接替他参加全国学联常设理事会。此外，民创社员赫鲁、林洪和陆纯煊等，分别是华北学联和浙江学联的领导骨干。早在全国学联成立以前，创社成员阿型、马健行和华社成员陆纯煊等，就先后同天津、南京、杭州、上海等地大学的进步学生组织取得联系，于1947年3月6日正式成立“全国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对酥酿成立全国学联起了推动作用。
三、输送在国民党统治区难以继续立足和志愿去解放区从事革命工作的民创社员和科技人员去解放区。
从1948年底，经民创社联系，通过地下党的渠道，输送到华北、苏北、华东解放区的青年技术人员共有三十多人，其中有民创社（华社）社员于用德、熊光迪、刘修、黄家厘、张强、杨树萱、毛重斌、丘一民等，直接由党组织介绍去解放区的民创社员有盖树锅、郑桂华等多人。
四、广泛团结科技工作者，促进他们同情、支持以至投身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
华社社员以理工科大学生居多数。为发挥这个优势，它于1947年2月决定成立“时代建设社”，出版《时代建设》通讯，以广泛联系、团结科技工作者，推动“时建”社员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逐渐认识经济建设同政治形势不可分割的关系，逐步引导他们投人爱国民主运动。当时在北平、上海、杭州成立了“时建”分社，先后由丁忄敬和任雨吉主编《时代建设》通讯六期。1947年底，“时建”的大部分社员都被吸收参加民创社。
华社在杭州的许多社员同时是党领导的科学时代社、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技术协会的成员。他们积极支持“科时”“科协”和“技协”的活动。特别是在杭州，华社和“科时”“科协”的大多数活动都是在地下党的统一领导下，互相协作，共同行动的。
1947年夏天以后，民创社员中支德瑜、陈能宽、姚桐斌、潘维洛、丁忄敬、钮志芳等十余人分别去法国和美国留学。当时，党组织认为某些进步青年和地下党员具备有利的条件出国学习，为建设新中国做准备是有益的。这些出国留学的社员中的一部分人，在国外继续根据党的指示和政策，团结广大科技工作者支持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和建设。
1948年底，谷超豪在浙大发展了池志强和许殿英人党，他们都是学生自治会的骨干。但从1948年上半年开始，谷已担任了浙大的助教，他的主要任务就是团结科技界人士，保护杭州市各有关科技单位的人员、设备、资料以迎接解放。
1949年3月，杭州地下市委成立，根据上级决定，谷超豪、任雨吉、朱兆祥就以全部力量从事校外科技界的工作了。
五、组织群众护厂护校，迎接解放。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按照党的部署，发动社员积极搜集工厂企业的资金、设备、人员和要害部门等基本情况以及防止破坏和搬迁，为城市解放后党顺利接管工厂企业做准备。在工厂企业里团结尽可能广泛的职工开展反搬迁、反破坏的护厂斗争，在学校里开展护校斗争。杭州社员任雨吉、朱兆祥、谷超豪等按照党的指示，通过杭州“科协”动员在浙赣铁路局、杭州电厂、钱塘江水力发电勘察处、华丰造纸厂等许多单位的科技人员团结广大职工开展护厂斗争，并争取到雷达研究所的起义成功。社员们都积极参加了护校斗争，各地社员还在地下党领导下印发了党的城市工商政策等文件。
1949年5月杭州、上海相继解放后，考虑到相当数量的社员已经参加共产党和青年团，各个领域的全国性革命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从加强革命力量的团结和革命事业发展的利益考虑，民创社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不需要继续存在。华社也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正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