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炳芳，男，1932年出生，祖籍福建，原侨居新加坡，1952年回国，195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系，中共党员。原杭州市侨办主任、杭州市侨联主席，退休后定居杭州。
卓炳芳同志曾任浙江省政协委员、杭州市政协常委；2006年获浙江省侨联颁发的“报效桑梓奖”。
我的一些情况
在上高中和大学一年级以及当教师的第一年，我都积极靠拢组织，要求进步，但也只能凑合着当个管生活的干部。
上大学第一学期的寒假前，团支书要我寒假期间别外出，因为我被提名参加团干部培训班。我当然很高兴，不料等到团训班开学，却没有通知我参加，一问，说是：“因海外关系，不宜参加。”一盆冷水浇得我浑身发抖，连一般的团训班都不能参加，还想申请入党？！政治前途岂不渺茫得很。我们这些带侨字号的热血青年，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向往，置众多亲人于不顾，不远万里回到祖国，为的是什么？是来享受的吗？还不是为了献身祖国的建设事业！论学习，论表现，我们又哪一点比不上人家。平时还可以，可到关键时刻，就被卡住了，这就是歧视，严重的歧视。说到这里我想插上一段小对话：80年代初，我有一次到派出所办事，接待我的是一位刚参加工作的女民警。她看了我的户口簿后，十分惊讶得问：“你是新加坡回来的？”我说是，她就说：“你不好好呆在那里，回来干什么？多少人想出去却出不去，你倒回来了，我真弄不懂。你也真是的，现在后悔了吧？”我只朝她笑笑。说真的，我可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至今深感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是正确的。
前思后想，我把未能参加团训班一事当作组织上对我的一次小小考验。说也怪，这么一想内心倒平静多了，照样念好书，当好生活委员。
1958年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这应该是对我极大的信任。我满怀信心地投入教学工作，表现不错，被任命为教研组生活秘书，后又被党支部列为重点培养对象。
一年后党支部书记告诉我，组织上要保送我到清华大学深造，以备回来后在力学系即将开办的一个尖端专业任骨干教师。真是喜从天降，我做梦也没想到还能去深造。一切资料、手续都备齐了，就在临行前一个月，系主任告诉我：“因海外关系，上头不批准，不能去了。”看，又被紧箍咒卡住了。失去了这次仅有的机会，对个人学识上的损失当然很大，但有了上回的“经历”，我的心情也较平静，反正就是那么回事，让组织再考验我吧，我决不能因此泄气！
1960年一月党支部全票通过我的入党申请，不到一个月系总支就批准了，我成为一名预备党员，一年后按时转正，随后又被选为力学党支部副书记。这下不必再背“海外关系”的包袱了，为此我精神大振，全心投入到教学和支部的工作当中。
不过，我高兴地太早了。“十年动乱”期间我站在反对“四人帮”势力的一边，他们掌权后屡屡找我岔子，由于又找不到把柄，他们就抓住“海外关系”以及我在新加坡参加马共领导的抗英地下组织被捕入狱这件事，背地里大做文章，大搞阴谋诡计，散布流言飞语，连有我老战友在的城市都去“调查”，从北到南，据我事后知道的就有北京、上海、郑州、广州、福州等地。他们用诱供、威逼等手段要被查询人写资料诬陷我是叛徒、特务，想以此置我于死地，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幸亏我一身清白，也多亏了被查询同志的正直，才让我躲过一场大劫难。
我这样讲是有证据的，就在今年四月，我收到福州一位老战友（老上级）寄来的一份材料，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浙江大学革委会派来两个中年人，通过班部要我‘证明’我在新加坡的下属卓炳芳是叛徒，我说是诱供，因此不肯写，与他们大吵一顿。他们说我是‘叛徒’、‘特务’，还敢嚣张！我说，我不是‘叛徒’、‘特务’。中央早有结论，要我诬陷好人，休想！稍后，经班部同志劝解，我见他们已有收敛，就将卓炳芳同志在新加坡的表现如实写给他们，从而解救了一位好归侨干部。”
“海外关系”不可信任论，不仅影响本人，还波及亲友。
就在经过“拨乱反正”后的1979年，我爱人的侄儿虽然在部队表现很好，可是申请入党却迟迟未成。1979年初，侄儿的排长到杭州办事，顺便去探望我（爱人的）兄、嫂。谈起侄儿入党一事，排长说：“因他姑父是华侨，有‘海外关系’，故此未批。”当时正值我被选为第二届全国侨联委员，报上有名，兄、嫂即刻拿出报纸给排长看，并说：“我们妹夫早已是党员，怎么还会因‘海外关系’影响他侄儿入党呢？”排长回去后不到半个月，喜讯传来，侄儿入党了。
看，把好端端的海外关系扭曲成什么样子了，其危害之深，波及面之广，令人难以想象。就以邓小平同志指出：“说什么‘海外关系’复杂不能信任了，这种说法是反动的……”真是一针见血。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视野的开阔，思想意识的逐步转变，以及各项侨务政策的落实，广大归侨、侨眷，才彻底从“海外关系”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得到“新生”。
1983年组织上要我出任杭州市侨办主任，这时我在浙大任教已二十六年，年过半百，对教学工作也有了深厚的感情，一旦放弃未免可惜，有点犹豫不决。另一方面又感到这是党对归侨、侨眷莫大的信任。身为归侨，应该为我市归侨、侨眷做些有益的事，最终我还是投笔从政，为侨务事业献上后半生的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