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元(1918—2000)
张学元，1918年2月生，江苏常州人。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早期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四川、云南和上海等地工作，积极团结爱国青年，进行反内战扣抗日救亡活动，并同进步的科技工作者一起组成科学时代社，编辑出版《科学时代》杂志，宣传革命理论。解放前夕，他在上海粮秣厂，积极参加护厂运动；利用工作之便掩护地下工作同志，并于1949年1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学元同志参加接管上海粮秣厂，并任更名为上海益民食品厂的首任厂长。他带领全厂职工从恢复生产到发展生产，始创了在短期内战胜外商名牌食品的“光明牌”商标；生产的食品中冷饮、糖果家喻户晓；罐头食品在抗美援朝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其后对前苏联等国出口罐头食品及蛋品等，为国家换取外汇，提供了社会主义初期经济建设的急需资金。他与全厂干部职工一道，积极发展乳制品及大豆代乳制品，开创了儿童食品发展的先河。这些工作，对发展我国现代食品工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加的食品需求，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2年12月，张学元同志奉命调到中央轻工业部，先后担任食品工业局处长、总工程师，其后又担任中国食品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总顾问，在不同的领导岗位上，为制定发展计划、建立食品工厂、引进先进技术、培养专业人才等，都作出了显著成绩。
张学元同志是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学会首届理事会至今，他一直担任副理事长，他为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成长、发展，使之更好地发挥其作为食品工业界的纽带、桥梁的作用倾注了大量心血。张学元同志1986年离休以后，仍尽全力为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活动操心，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还兼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家顾问和天津市人民政府顾问，为北京、天津两市食品工业的发展献计献策、不遗余力：作为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顾问和副主任委员，中国食品工业协会顾问等，他积极参与全国性与一些省市的食品工业发展规划及相关食品业的重大活动。
张教授是我国传统食品工业化创新的带头人，是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创始人之一，对我国现代食品工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多卓越的贡献，影响深远。他既是我国食品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也是中外食品科技界的著名学者。
2000年11月17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一、让志愿军吃上国产罐头 为新中国食品工业奠基
1952年初春的一天，一列火车呼啸着冲过长江，跨过黄河，驶过泰山脚下，慢慢停靠在北京站。一批华东工业部所属的干部满怀壮志豪情，打量着梦想中北京这块神秘的宝地。其中有一位操着浓重浙江口音、穿着半新军装、背挎行军包、立志服从党的召唤的热血青年，他就是张学元。
记得临行前，华东工业部的领导找他谈话，征询他的意见。“中央来电话，想让你们几个去北京工作。”张学元的回答非常干脆：“没问题，我年轻，是党员干部，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然而到北京没几天，干燥的气候、漫天的黄沙，令张学元初到时的新鲜感一下子全没了；生活条件远不如上海的北京，使张学元工资一下子少了不少。但是一向踏实肯干的张学元还是勇敢地坚持下来了。
张学元被调到中国食品工业部(即现在国家轻工业局的前身）食品处工作，主管全国食品工业行业管理、科技规划等。他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抗美援朝前线生产食品。中央决定把罐头行业恢复和发展起来，他全身心地投人到这项工作之中。
50年代初，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进口优质马口铁、独特模具设备相当不易，张学元决定成立一个设备引进吸收小组，此举在当时为国家节省了很多外汇。
为了制定产品标准，张学元几次到鸭绿江边，了解志愿军战土的需求，回来后立即组织上海各食品厂生产，广州、汕头、厦门、天津、烟台、哈尔滨的罐头厂也都恢复了生产。
经过紧张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水果、蔬菜、肉类等十多种适合志愿军战士食用的罐头研制出来。满载祖国人民深情厚意的一箱箱罐头，跨过鸭绿江，送给了最可爱的人。
那时张学元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志愿军不能光吃干粮，要吃肉，吃好罐头”。
当时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百废待兴。罐头工业连真空排气箱都没有。经过调查，张学元决定采用简陋的蒸笼排气替代。张学元亲自组织，统一规格、统一工艺、统一标准、统一包装和质检。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国罐头厂迅速发展到了20多家。
张学元先后经历3次工作变动，但都没有离开过食品行业。40年代，他考入著名的浙江大学农业化学系农产品加工专业深造。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酒精厂、肥料厂工作，解放前进入上海益民食品厂。
那时一个嘈杂声震天的不眠之夜。张学元把一些相关企业负责人找到一起，对大家说：“国民党要完蛋了，工厂是人民的工厂，不能让反动派把它毁了，也不能把这么好的厂搬到别处去！”他派专人把工厂的酒、军粮还有设备该藏的藏起来，并请人看管。就这样，益民食品厂完好地保留了下来。益民的这些设备，后来可是派上了大用场。
先进的喷雾奶粉生产设备，造出了新中国第一袋“光明”牌代乳粉，为后来中国的奶业革命莫定了基础；小型罐头设备，造出了新中国第一批罐头，为罐头工业的腾飞打造了孵化器；脱水蔬菜生产线，推出了新中国第一批脱水蔬菜，为志愿军战地伙食提供了急需的维生素 C。
上海益民食品厂的首任厂长张学元立志和他的同事要与经济发达的国家进行一场不公平的竞争。此时，以“美女”牌冰淇淋、冰棒为代表的洋品牌行销全上海。张学元一班人从配方入手开始研究，准备推出自己的品牌。
为了求得一个试验结果，多少个昼夜奋战在实验室里；有时回家打个盹，又硬撑着爬起来。新诞生的“光明”牌冰淇淋一下子就把“美女”牌全部打垮。
“光明”的兴起，把上海泰康的“金鸡”牌饼干等许多民族工业的牌子都带动起来。
二、呼吁食品工业多出人才 倡议建立专业科教院所
1950年的美国俄勒冈。
中国青年沈治平正在这里的州立大学攻读食品科学博士学位。刚刚爆发的朝鲜战争令他心情苦阿。有一天，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使他眼前一亮，写信的人是他青年时的朋友张学元。信中说：“咱们解放了，祖国的情况非常好，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优秀人才。回来吧！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
沈治平那颗火热的心动了，他作出了人生旅途中的重大抉择：放弃攻读博士学位，回去建设新中国！此时的张学元，已调到中国食品工业部，主管全国食品工业技术管理和科技规划工作。他的案头堆满了各种报告，其中，两个问题突出地摆在他面前：发展食品工业没有一个长远规划；人才奇缺。
张学元彻夜难眠。一天，他把沈治平请到办公室对他说：“现在食品工业面临的困难和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我看首要的是制定符合科学规律的发展规划，建立人才培训体系，发展关键产业来寻找食品工业突破口。我们要把这个想法向上面汇报。”这一谈就是一夜，两个人谈食品工业的优势和发展的未来，一直说到旭日东升。
从1953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张学元一直是国家发展规划中食品规划的主要负责人，参加轻工业部每年召开的科技计划会议，直至离休。
1956年，张学元参加了由毛主席、周总理亲自主持的国家十二年长远科技发展规划当中食品规划的编制。当时张学元是组长，秦含章是副组长，肖家捷先生参与了规划的起草工作。
张学元把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卫生部及相关部门的专家都请了来，组成了一个60人的规划小组。从3月到6月，一干就是100多天。
3个规划出来了，其内容包括：《食品原料、成品、半成品的保鲜》、《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化学反应》、《我国传统食品的科学总结和提高》等。
张学元发现：我国世代流传下来的食品，粗看好像没什么，其实里面科学道理很多，如果这个课题搞好了，可以把整个食品工业水平提高一大步。
张学元请教了许多国家的专家发现，日本用很少的外汇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后换回的外汇要比用在原料上的多好几倍。这一点使他深受启发：中国传统食品这么多，如果都加工好了，实现工业化，不是可以一举多得吗？在规划中，张学元第一次提出了传统食品生产工业化的问题。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大批的中国传统食品被挖掘出来、保护起来，并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发展传统食品的高潮。面食、大米、副食品、肉制品、鱼制品、豆制品、蛋制品、调味品、酒和茶⋯⋯，张学元的思想从“甜”扩展到“咸〞，从轻工系统影响到商业系统。
解放前，旧中国从事食品工作的人大多是学农的。在没来北京之前，张学元已经觉察到这一点。到北京后，人才问题成了张学元的一块心病。他从南到北广泛调查，一个多月时间，体重减了二十多斤。由于过度劳累，经常失眠。要发展新中国的食品工业，关键是要有人才。经过整理，他的人才培训思路在头脑中渐渐清晰了。在一次轻工部科技工作会议上，张学元陈述了自己的观点，并提出两点意见：第一，在大学里要建立食品专业；第二，要创建专门的食品科研机构。
“没有人才，我国食品工业就不能发展，我们搞规划的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牢记这一点。虽然说我国食品工业现在很落后，但发展空间很大，关键是我们能否在党的领导下真抓实干，艰苦创业”。张学元的一番话，感动了在场的每个人，有关方面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久，上海水产学院、无锡轻工学院、华南理工大学、南京轻工学校相继建立了食品系，张学元亲自参与教材的创编，指导学生的毕业设计。
一批食品科研机构也相继诞生了。中国食品工业部上海食品科研所1955年成立，这便是后来的中国发酵工业研究所的前身。张学元一直重视科研工作。那时这个所在上海没有办公室，张学元在北京三番五次找到主管食品的副部长，争取支持；他还亲自打电话、写信给上海市委的领导，希望能为研究所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张学元的精神感动了轻工业部、上海市委的领导们，他们表示：“老张啊！你放心，我们会全力支持的。”1957年上海食品设计院宣告成立。而这两家科研机构都是在益民食品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前，张学元亲自组织调动了益民食品厂两个班的技术力量，组建了广东罐头厂、4003厂，从厂长到技术工人的全部组织装备，从无到有，两家企业平地而生。
尹宗伦先生风趣地说：“这在当时叫“割韭菜’战略。益民食品厂被割了一茬又一茬，割出了众多的食品企业——梅林集团、广东罐头厂、光明乳业集团、4003厂、益民食品工业公司；中国食品工业发酵研究所、上海食品设计院。”“割韭菜”割出了新中国早期现代食品工业。
三、矢志创建食品原料基地 倡导传统食品工业生产
一个企业的困难，一个行业的困难，张学元都亲身经历过，并为之费尽了心血。对于张学元来说，艰难困苦，只是为这位坚强的共产党人搭成了实现英雄梦想的舞台。
1953年，我国罐头工业第一次出现了产品积压。当年的罐头工业工作会议上，二十几家企业的厂长、经理在会上炸开了锅：“怎么办啊！罐头卖不掉，原料损失一天比一天大！”张学元了解这一情况后非常吃惊。他一个厂一个厂找人谈话，了解情况，并把各厂受损失的情况记在笔记本上。他对大家说：“罐头工业不能停顿，必须要大发展”，“有党和政府在，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我们，我们会给大家想办法的！”“要想把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必须要有新办法。“张学元心里想。
那天夜里，夜很深了，外面狂风夹着大雨，张学元怎么也睡不着：“罐头工业发展起来不容易，不能就这样轻易倒掉。”他暗下决心。
“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第二天，张学元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大家，很多人都很惊讶：向这些国家出口？谈何容易啊！“腐蚀问题、内涂料问题交给发酵所组织攻关，各厂回去后组织生产，坚决实现出口”，张学元开始分配任务。
1954年，我国生产的罐头终于出口到了苏联等一些国家。此后，每年出口情况都相当不错。
1959年以后，随着与苏联关系变化，张学元又提出了向西方国家出口的建议，虽然此次调整碰到的困难更多一些，但罐头工业没有一家停产、减产，以后一直平稳发展着。
曾经有人撰文总结罐头工业50年来的工作。建国50年来，我国罐头总产量3800万吨，其中出口1400万吨，总创汇132亿美元，是所有食品当中创汇最多的。这其中，张学元功不可没。
随着食品工业产品体系的形成，他要求原料也要成体系地发展，这就要有各种标准。但新中国初期，有些农产品原料生吃还不够，怎么订工业标准？况且许多人对原料建设的意义还没认识。
张学元决心在原料建设问题上有所突破。他先后在黄岩、奉化、新疆、南宁、四川搞了许多罐头原料基地；在浙江省、福建省还建立了蘑菇研究所，发展大品种。
张学元亲自出马，请来了香港理工大学的著名蘑菇专家张树庭教授来内地参与指导。
不久，全国各地的原料基地就发展起来了，这些原料基地为食品工业提供了大量统一、优质的原料，促进了食品工业的发展。通过艰苦的实践，张学元得出结论：发展原料基地，不仅是食品工业的需要，而且也是富民的基础产业。
此后，张学元担任食品组组长，参加了由国家计委、科委、经委三部门牵头的《1986~2000年全国科技长远规划前期研究》。这个研究项目，后来获得了有三委认定的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萧家捷、孙时中、赵克平、潘静芳、高传刚担任组员。在这个规划中，张学元再次提出了要发展原料基地的问题。不料，却发生了一场与农业部门不算激烈的争论：“现在农产品本来就不够，发展原料基地占用大量土地，不光浪费，而且很冒险！”，“食品工业要发展，必须要有好的原料，好的原料能够提高加工食品的比例，能够改善农业结构，减轻农业的压力”，张学元反复强调这一点。
张学元在轻工部领导的支持下，大力发展原料基地。如今，原料基地建设的重要性已被普遍认同。经过50年的发展，我国食品工业专用原料，粮、油、果、蔬菜、肉、禽、蛋、奶、糖、添加剂各方面基地都建立了起来。
也许，时间冲淡了人们的记忆，但人们决不会忘记，从解放初期一直到这个新世纪的来临，张学元始终心系食品工业。那种执著精神，感动了几代人。
从上大学起，张学元就下定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的科技事业，献给伟大的中华民族。
1981年，张学元等人创建了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并成为第一届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换届后仍然担任副理事长之职。
学会创建当初，困难远比人们想像的多。
没有编制，张学元就从发酵所、食品局抽调两个人主持日常事务；没有房子，就临时借住在轻工部里面简易的“小白楼”。如今，那幢“小白楼”已难寻免，而中国食品科技学会却成为了全国食品科技人员之家，国际食品科技界同仁眼中“中国”的代称。
挂牌那天，农业部、商业部、轻工部、解放军系统、卫生部的有关领导亲临现场祝贺。
那场景令张学元欣慰：此时此刻，部门之间、行业之间的隔阂没有了，发展中国食品工业成了全中国科技工作者共同的奋斗目标。
1984年，中国食品科技学会终于加入国际食品科技联盟，成了“食品联合国”的一员。
他的老伴说，离休后的张学元比以前更忙了。他除了担任中国食品科技学会副理事长外，还担任中国食品与营养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经常带队出访日本、美国、欧洲各地。
有一年，张老在意大利参加一个面制品展览会。一位外国人不屑一顾地说：“你们中国能有什么好食品啊！”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张老。他回击道：“中国的面制品多极了，有那么多品种你们还不知道呢！”张老先后几次到过日本，感触最深的是：“豆腐原产地是中国，而日本第一个拥有了全自动生产线；面条的故乡是中国，而第一包方便面却诞生在日本。此时此刻，我感到自责啊！”这是他对身边人发出的感慨。
他对照日本食品工业发展模式，几次给有关部门写出报告，对中国传统食品工业化问题提出建议。
张老说，日本的豆腐、方便食品相当发达，中国许多传统食品在那里彻底实现了工业化，但要把日本的工业化方式全拿到中国来也不一定适合。
张老的这番话，使许多准备盲目购进大型流水线的企业冷静了下来。
“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50年了，我乐此不疲。”张老喃喃地对记者说。
张老发现，美国的食品科技年会，每次都有东方食品的内容，而我国作为东方食品的发祥地，理应组织东方食品的大会。
后来，他的这一想法实现了，当中国要主持召开东方食品国际会议的消息传出后，人们纷纷响应，一下子便来了500多篇高质量的论文。
张老坚持审读每篇论文，力争做到在庞大、分散的作者队伍中形成“统一规格”。
此时的张老身体已极度虚弱，肺癌在折磨着他的身体，他长时间地咳嗽，一次竟长达十几分钟！有一天，他终于支撑不住，住进了医院。然而就是在医院里，老人家仍然坚持看论文，与相关同志商讨有关会议事宜。
1999年10月东方食品国际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这是我国首次举行的大型国际食品会议。来自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的800多名学者参加了大会。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作为大会组委会主席的张老是特地从医院赶来出席开幕式的。
把最高规格的“食品科技论坛”搬进中国，这是几代中国食品科技工作者的梦想，人们怎么能不为之欢欣鼓舞啊！由于张老为中国食品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去年10月，他和另外11位学者被中国食品科技学会授予“中国传统食品工业化事业突出贡献奖”。
四、宽厚无私备受同事尊重 敬业献身堪称业界楷模
没有人会想到张老患上肺癌。
听到老人家患病的消息，与张老共过事的老朋友、新朋友一个个朝医院跑，朝家里跑，许多人落下了泪。最后，沈治平先生不得不对张老“约法三条”—不许接待客人，不许过度操劳，更不许接待记者采访。
一件件往事浮现在眼前，很多人想起与张老共事的日子。解放初期的“三反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冲击了很多人。有一位年青人叫胡永威，过去曾参加过国民党空军，这个人技术上“很有一套”。由于受“运动”的影响，很不得志，心里也特别烦闷。张老经常找他谈心：“你不图名、不图利，坚持参加祖国建设，人们会理解你的！”后来胡永威去了美国。前几天听说张老病了，他专门打来电话。张老对他说：“你还是回来吧，你的根在中国，我希望你能回来看看。”
曾经长时间在张老身边工作的杨邦英说：“我平生最高兴的事，就是张学元担任我的领导。”
1956年，当时张学元身边有个工作人员，爱人在外地并有海外关系，张学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她调入北京，使他们夫妻团聚。把一个有海外关系的人调入北京，当时得承受相当大的政治压力，但张学元没有畏惧。后来在“文革”中，这位同志却说：“张学元技术第一，是反动学术权威！”
有人劝张老：“别理那家伙，太不地道了”。张学元却平和地说：“这事不能怪他，要怪就怪‘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口号。有良知的人总会明白过来的。”
张学元对中国食品工业的贡献与献身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他那种使命感、在压力面前从不屈服、在挫折面前从不灰心的乐观主义精神也深深感染了他的每一位朋友。
1975年的一天，张学元、沈治平两位同是“反动学术权威”还未获得“解放”的患难朋友相遇在沈老的住处，那情那景令洗治平终生难忘。
“老沈啊，你经济上有没有什么困难，告诉我。”
“我没事，我钱够花……”
“患难见真情啊！他一个月才30 多元的工资，自己一家还不够开销，还想着我。”那天在寓所里沈治平含着眼泪说。
临走时，张学元将头伏在沈治平身边悄悄地说：“老沈啊，你是为了爱国才回到祖国的，你问心无愧，你不用怕，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张学元以他的人格魅力团结了不同时代一批又一批人才。
早在40年代，张学元等人组织创办的科学时代社，出版的《科学时代》杂志，一批有志青年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们后来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才；黄宗甄、肖家恺、陈英、胡永畅……。
他在益民一厂当厂长时，有一位副厂长是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年轻工程师，他就是我们现在的江泽民主席；他的同时代的朋友如刘家福、张肇范、左敬善、李培圩、沈治平、尹宗伦、秦含章、萧家捷……都成为我国食品科技界“泰斗”。
1997年12月，张学元在准备赴台参加“海峡两岸民间交流会食品工业考察观摩团”做体检时，被查出患上肺癌。他坚持带病到了台湾，回来之后他做了第一次手术。术后，张老用已经很吃力的手把感受写成一封信给江泽民主席。
信中写道：“台湾依靠附加值大大高于农产品的工业食品出口，赚取了外汇，支持了现代工业的发展，这得益于台湾把食品工业列为(策略性工业）加以优先发展的战略。
长期以来，台湾把上游的农业，中游的食品工业，下游的食品运销和餐饮业紧密相连，这种做法值得我们注意。
建议国务院成立一个食品与营养指导委员会，指定一位副总理负责定期召集有关部委共同协商食品工业的发展。”江主席看过信后于今年2月6 日作出批示：“中国食品工业的潜力应该是很大的。”随即吴邦国副总理也做出批示：“食品工业关系到人民生活，经济发展和按X出怅米增加就业，小商品，大市场，切不可忽视。”一位刚刚做过手术的肺癌病人，此时此刻挂念着的，仍是中国的食品工业。
重病缠身的张老端坐在记者面前。他的目光已经没有了从前的犀利，却带着一种惊人的期待，令人肃然起敬。在他的家中，他的老伴给他打成缩汁液胡萝卜粉，然后冲成粥状，张老大口地喝下去。他笑着说：“这胡萝卜可是好东西，它治肺癌啊！”此情此景，怎不催人泪下！
看，中国食品界正以无可争辩的事实向全世界宣告，我们是世界科技领域一支虎虎生风的生力军。在您和其他老一华科技工作者的精神感召下，一个更加年轻，更加充满创造力的急行军，正向着世界科技前沿的一个又一个制高点奋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