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絅伯（1885-1969)
张絅伯，名晋，字炯伯、絅伯，浙江省宁波市人。民国时期上海大收藏家、钱币学家、银行家。
执教高等学府、主持青岛明华商业储蓄银行
1885年9月4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张絅伯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位绅商家庭，其父张让三（字美翊）曾任清政府外交官薛福成的秘书，曾随薛出使英、法、意、比等国，也是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创办人之一。张絅伯少年时就读私塾，20岁考入南洋公学，23岁毕业后，东渡日本攻读商科，一年后因母病回国。此后，他自学英语及经济、法律等学科，自1910年至1920年先后在宁波第四中学、海关学堂、商业学校及杭州浙江专科学校、浙江省立高等学校执教英文、经济、金融等学科。
1921年，张絅伯经父亲的学生、北京政府财政总长、同乡李思浩的介绍，赴哈尔滨盐务局稽核处任副稽核员，一年后随李到天津任财政部秘书。1923年经李推荐，赴山东青岛筹设明华商业储蓄银行分行。明华商业储蓄银行总行设在北京，此时天津、上海已设分行，青岛分行建成后，张任经理。明华青岛分行在张絅伯经营的7、8年时间里，业务发展迅速，吸收存款最多时达百余万元，居当地私营银行的首位。
青岛曾被德国强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取而代之，不久英美资本逐渐渗入。1931年12月由“崂山事变”因祸得福的沈鸿烈出任青岛市长，为抵制外商在青岛的经济势力，组织青岛繁荣促进会委任张絅伯为主任。此时明华总行改设上海，张任总经理。但明华的业务重心仍在青岛，张兼青岛分行经理，来往沪、青两地。
开发崂山旅游、集资建造东海大饭店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出席在青岛召开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他在东海饭店高层远眺，说：“青岛是个美丽的城市！”小平同志所在的这座呈扇形，高7层建筑恰是上世纪30年代张絅伯集资建造的。东海饭店与青岛常见的西式建筑不同，采用现代化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是当时青岛最高、最先进的建筑，饭店有电影院、健身房，有餐厅、舞厅、咖啡厅，因位置优越，三面环海，全部88间客房均能观赏到海景，还有专用的海水浴场，曾被称为“东亚一景”。
当年，担任青岛繁荣促进会主任的张絅伯集资建造东海大饭店，他出资30万元与美方的滋美洋行合资，启动项目。但是，一栋建筑使得张絅伯主持的明华商业储蓄银行倒闭。原因之一是饭店建成后仅接待一些外国旅客、往来青岛的政界要人和巨商富贾，普通百姓因价格昂贵消费不起，导致客房率不高；当时的东海饭店定位是度假性质，离市区较远，青岛的地理位置决定旅游存在季节性，一年之中唯有夏季有些客人，因此成本无法收回；更有一层原因是1934年在全国工商业不景气的浪潮冲击下，明华银行和东海饭店岌岌可危、频临倒闭；时为中央财政正谋趁机控制青岛金融，见危不救，日资银行更施展手腕落井下石。
1935年5月，张絅伯支撑不下去了，明华银行和东海饭店同时宣告破产清理，折价清偿。明华银行倒闭案同时也波及北京、天津、上海的明华银行系统，上海的数家钱庄因此被拖倒清理。
难能可贵的是在挫折来临之际，张絅伯没有沉沦，而是以顽强毅力直面人生。
潜心研究钱币学、加入民建组织
1937年抗战爆发，张絅伯在青岛拒绝与日本人合作，被迫携家眷从青岛迁返上海，一头扎进了他的钱学世界。
民国年间，钱币学界人才辈出。尤以江浙地区人杰地灵，丁福保、张叔驯等著名的钱币学家便是其中翘楚。张絅伯早年爱好古钱，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郑家相等聚在一起共同钻研探讨古钱，研讨至深夜而无倦意。苦于手中古钱甚少，于是他们到民间搜集，在浙江农村广贴告示，一时乡间百姓纷纷搜罗家中铜钱前来求售，其中不乏珍品。他们遍游沪杭平津等地，访问各地钱币学家，鼓动学界内外的集币兴趣，推广与普及钱币学研究。
张絅伯曾著有《钱币概论》，被视为国内研究清钱的名家。1940年《钱币》杂志创刊时，他撰写了发刊词，指出应当系统研究钱币学，并提出“要在详稽实物，参证史志，按诸货币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变迁源流，利病得失之所在，治乱兴替之所系。”应该说，他对于泉学研究是有远见卓识的，他所写的钱币学文章散见于《泉币学》、《泉币》、《银行周报》等刊物。
除研究钱币之外，平时他与盛丕华、包达三等人交友甚笃，往来密切。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官僚、豪门借“接收”之名，掠夺沦陷区人民的财富。曾身受官僚资本打击痛苦的张絅伯觉得当局所制定的政策和所作所为，并不是繁荣经济、改善民生，更不是谋求和平、制止内战。而当时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办事处宣传的中共方针政策循着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张絅伯觉得很有道理，于是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此时，民主建国会总会推派杨卫玉赴沪发展会员，花甲之年的张絅伯与盛丕华、包达三、陈巳生、徐永祚、沈子槎、盛康年、李正文、莫艺昌、潘公昭、陈维稷、朱德禽、周肇基、郝玲星、顾留馨、秦柳方、笪移今等人加入了民建会。张絅伯比盛丕华长7岁，或许考虑他的年龄，民建上海组织没有安排的职务，而是以他的声望组织爱国民主运动，“下关事件”就是很有力的明证。
投身爱国民主运动、任职外交部条约司专员
加入民建会的张絅伯在与工商界人士见面时和聚餐会上，经常分析国内外形势，揭露时弊。他多次以交通大学老校友和民主人士的身份，回交大向青年学生作时事讲演。由于他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声音宏亮、鼓动性强，沪地各大专院校，如大夏、大同、中华工商专科学校等也邀请他演讲。此时，中共地下组织介绍他与上海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他曾多次为学生运动募集捐款。当时学联因为出版《学生报》缺少经费，张絅伯向工商界朋友筹集，并亲自送到约定地点中山公园交给学联负责人。
1947年，张絅伯与柳亚子、包达三等20位民主人士在《文汇报》上发表《和平运动》的笔谈，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假和平、真内战。同年2月9日“梁仁达血案”发生后，张絅伯等又组织后援会，提出强烈抗议。是年4月，上海学联组织三千学生赴杭州公祭于子三烈士，邀请张同往，张絅伯在烈士墓前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深深地感染了青年学生。1948年6月26日，沪上民主人士在交大召开“要求民主是否有罪”的公断会，市长吴国桢自知理屈而逃会，张絅伯在会上痛斥当局的独裁政策。他还多次掩护和资助青年学生转赴解放区。
张絅伯的行动，引起当局的注意，他的香山路住所门口经常出现特务的魍魉鬼影。但他不顾个人安危，常收听解放区电台，并根据中共秘密散发的宣传资料写成讲演稿，在各种场合作为自己的见解公开发表。1948年底，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他离开上海去香港。次年2月，张絅伯与马寅初、金仲华等同船抵达解放区山东烟台，3月8日到达北平，受到叶剑英的热情欢迎。4月15日，张絅伯、盛丕华、包达三等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席间张絅伯等与会者就工商、财经等方面畅所欲言，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意见，不少建议被采纳。
新中国成立前夕，张絅伯作为全国工商界界别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亲眼目睹开国盛典。由于他熟谙国际法和外文，1949年底，被召集赴京，参加整理旧中国与各国所订条约工作，被聘为政务院外交部条约司专门委员。在外交部条约司专门委员的任内，他对于废除不平等条约和今后订立有关平等、和平新约，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如：1950年12月抗美援朝期间，张絅伯为政务院发布“管制我国境内美国财产并冻结我国境内所有银行的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提供了咨询意见。此后，他对各国在华企业分别采取管制、征购、征用、代管等措施，提出法律依据和建议。1952年5月，对港英当局任意逮捕、驱逐我国居民，并无理勒令香港《大公报》停刊等行径，我国外交部提出严重抗议，事前张絅伯也参加了有关事宜的内部讨论。由于他对涉外法规甚为熟悉，1954年8月公安部在公布外国侨民居留登记和签发居留证，以及外侨旅行及出境等暂行办法时，他也积极提供咨询意见。其后在外交签约和建交等方面，他都积极提出自己的意见。
值得一提的是，张絅伯慧眼识宝，在“三反五反”运动时，北京街头明代的古墨无人问津，“人弃我取”，张絅伯用有限的薪酬购买这些古墨，考订、收集、整理，并与叶公绰、张子高、尹润生合编《四家藏墨图录》，保护了祖国的文化瑰宝，为研究文房四宝、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存。
张絅伯曾是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58年因胃癌住院手术，术后恢复良好，身体康健10余年。1969年1月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年表
清光绪十一年(1885）生。
光绪三十二年（1906），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今上海交通大学），为冬季高等预科第三届毕业生。
光绪三十三年（1907），赴日本留学，就读于日本宏文学院。毕业回国后，初任中学教师，先后在浙江杭州、宁波等地授课。
1922年，出任明华银行青岛分行经理。不久，升任明华银行总经理。
1946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当选为民建中央常务理事。1955年4月、1960年2月，分别担任民建第一届、第二届中央常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应邀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约司专门委员。
1954年9月、1959年4月、1964年12月，分别当选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9年逝世，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