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名冠，浙江松阳人，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电机系。南京国防部无线电修造所工务组长。
徐名冠是束星北的学生，1944年国民党军令部请束先生去研究军工武器，束先生带了几个教授和学生，徐名冠是其中之一。他们在军令部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如小型发报机、雷达等。抗战胜利后，军令部为了留住这批骨干，要求他们“请委”，并声明“请委”之后才可发胜利奖金，“请委”就是填表加入国民党。束星北自己不“请委”，也不允许他的学生“请委”，可是徐名冠和一些人为了那笔就要到手的奖金，没有听束先生的话，“请委”了。“镇反”时，凡是“请委”的人都受到审查，也有一些人遭到逮捕，徐名冠便是其中之一。当时已是助教的徐名冠遭到逮捕的罪名据说是参加了中统。束星北认为徐名冠“请委”是事实，但绝不是特务，中统的“罪名”要么是误会，要么是个别人的诬陷。当时政府有个划线，抗战期间为国民党做事的，只要没有罪行是不予追究的。束星北便是凭着这一点来替徐名冠游说、“请命”的。
“镇反”是巩固政权的第一场运动，大潮之下，其势汹汹，其浪滔滔，无人可挡。这个时候站出来“伸张正义”，难免有同政府作对之嫌，更何况束先生在一些进步人士眼中并不干净（一些进步学生或地下党曾将他划为反动教授）。但束星北不退让，他就是这样的人，认定的事谁也别想阻拦。他不断地找领导、找民主人士，为徐名冠“鸣冤叫屈”。后来，徐名冠被捕，有些曾为他呼吁的人一看大势已去便适时刹车，只剩下束星北一个人在那里“抗拒”，他像历史上仗剑行侠的英雄一样，宁可伤及自己也要救人于难。
徐名冠的妻子受不住打击和压力，精神几乎崩溃，独自一人跑回了老家，抛下还未入学的女儿流落街头。有些知道此事的人唯恐连累自己，都佯装未见，是束星北用一条毛毯将孩子抱回自己家里抚养起来；狱中徐名冠因受不了刑讯，中途出逃，又是束星北冒着风险把他藏到自己家里。束先生最后找到了沙文汉（那时候他好像是浙江文教厅厅长，不久之后当了浙江大学校长），在沙文汉的过问下，徐名冠才得到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