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献文(1872—1949)
原名昌煌，字郁堂，浙江义乌雅治街(今赤岸镇雅治街村)人。由拔贡考入求是书院，后入京师仕学馆，研习法政。1949年4月8日，朱献文在金华与世长逝，归葬于赤岸挂网山。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选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回国后，在法律编订馆任《民法·亲属》篇起草员。三十四年应试中法政科进士，次年授翰林院检讨。宣统三年(1911)，为资政院议员。中华民国建立后，历任国务院法制局参事、大理院推事、江西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对推行法制颇多建树。1922年，调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因军阀混战，阻碍法治，于1927年挂冠归里，又挂名任司法院参事。抗日战争前，奉命视察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诸省司法工作；抗日战争前期，应国民政府聘视察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司法事务，所提建议均被次第采纳施行。1942年，日本侵略军侵占义乌，避居缙云棠慈。1945年，浙江省临时参议会成立，当选议长。一生布衣蔬食，不事奢华，子女婚嫁，仅设一二便席，繁文缛节尽免。晚年信佛，隐居金华。弥留时，嘱薄殓简殡，毋以金银及完整衣物入棺，祭祀须用素餐，禁备酒肉。生前俭朴平易的作风，至今为人称道。
雅治街朱姓是个望族，门风蔚继，代有名人。可朱献文的父、祖几代却都是朴实的农民，家景贫穷，生活艰辛。其父朱增秀并不气馁，他栉风沐雨苦苦操持着几亩薄田，一家人节衣缩食供朱献文上学。朱献文的启蒙老师是壁斋公，壁斋公治学严谨，名闻乡里。在严父良师教诲之下，朱献文一入私塾就脱颖而出。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干家诗》都很用功，自幼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年稍长后，研读经义、史学、八股文都很刻苦，表现出过人的才气和毅力。更兼父、师严于督课，所以学业大进。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丁酉科拔贡，夺得魁首，名噪全县。随后自求是书院入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参加留学竞考，以优异成绩被清政府录取。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渡日本，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法政，毕业时获法学士学位。回国后即被选拔到法律编修馆，参加修订《大清律例》，成为《民法·亲属》篇的起草员。经过几年实践，朱献文发现当时施行的律例疏漏颇多，他多次向清政府进言修订。鉴于他立论有据，说理精辟，为清廷官佐所刮目。光绪三十四年（1908）中法政科进土。宣统元年（1909）授翰林院检讨加四级，被封为通议大夫。宣统三年（1911）任资政院议员。
1912年，朱献文由国务院法制局参事转任大理院推事，他满腔热忱地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立法的种种建议。1914年，朱献文任江西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期间，他曾增设高等法院分厅于赣州,创建了全国首批“全省承审员”。制度严明统一，人员全部由厅委派，均与正式法院无异。此举深为中央所重视和赞赏，并令全国各省次第推广。1919年6月，朱献文以政绩卓著，调任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于是他致力于法治建设，大刀阔斧地革除积习和流弊。在任三年，政绩卓著，交口称誉。但由于他刚正不阿，执法从严，难免得罪了一些权贵，故于1922年6月调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但他依然直陈时弊，赏罚分明，积极宣传法治，坚持司法公正。1927年，齐鲁战争爆发，法治工作受到严重阻碍，他因而挂冠还乡。1929年5月，朱庶及在南京中央军校毕业前夕，由于叛徒出卖学校中的“中共地下党总支”，因而他与其他17人一起被捕入狱。朱献文获悉后，多方奔走营救，据理为其抗争，终于使朱庶及与其他12人一起于1931年4月得以无罪释放。
1930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简任他为司法院高级参事，迭领嘉禾在绶、嘉禾宝光勋章。不久，又任视察山东、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等省的司法专员。期间，他全面开展社会调查，广泛听取各地司法部门的意见。后因弹刻郑毓秀，与司法院院长王宠惠意见相左，辞职回家。1937年7月，日军侵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朱献文以年事已高为由辞职回籍。1939年春，浙江省筹备设立省临时参议会（简省临参会），朱献文应阮毅成所请，以共赴国难为重接受委任，到永康（其时省临参会设在永康之“下园朱”）参加议会工作。自此，他常往来于永康、金华、义乌之间，凡有见闻，必直相陈。1939年11月6日，省临参会举行一届二次大会。会上，朱献文提出了“请妥筹保长办公费以奠定自治基础”之议案，其案文为：“查地方自治，以保甲为基础，……各县办理兵役和派募抗卫捐等要政，均由乡镇层转保长办理，保长据实际推行之地位。按保长办理之务繁简轻重，酌定每月必须之办公费，可否即由各县官契卖价与屠宰税两项收入，拨成发给”朱献文这一议案，因果详阐，说理透彻，筹资有方，乃省临时参议会中对于健全地方自治、充实基层力量的唯一议案。该议案通过后，送达省府，并由中央实施。
1940年5月6日，浙江省召开省临参会一届三次大会。在开幕典礼上，朱献文代表全体议员，一反往日议会开幕闭幕致词者的客套话之俗套，而是义正词严地说：“省政府与本会，图谋福利全省民众之目的，则彼此相同，目的既同，彼此即应互相体谅……和衷共济，不可以掺杂丝毫意见；……凡属忠勤廉洁之公务员，诚宜曲加爱护，若属贪污，即应秉公纠察，依法严绳；……望省府，当用则用，可省则省，念财力艰窘，来日不难。使效果与经费臻于平衡，毋愧对提赋税之浙民。”他这一番铿锵之声，在座之人无不为之动容，其直声遍于全浙。
朱献文端庄稳重，举贤荐能一丝不苟。他家常有人来求情，欲谋一官半职。他一视同仁，先听其陈述，尔后当场应试。对有培养前途者，因势利导，指出其努力方向；对才华确实出众者，量才录用、举荐。抗战期间，国民政府聘请朱献文为司法行政部顾问，视察浙江、江西、福建三省司法事。1942年5月，日寇进犯浙赣线，永康、金华、义乌相继沦陷，朱献文避居缙云棠慈。其时，他虽已71岁高龄，但仍翻山越岭，穿梭于各地，了解司法情况，审定司法报告。先后提出70余条意见，均被中央立法院陆续采纳施行。朱献文也很重视教育。金华沦陷后，金华中学大批学生失学。他获悉此事后，十分痛心，特邀请校长方豪到缙云考察，并建议迁校到棠慈的金竹。方豪接受迁校建议，使金华中学重新开学。1943年，议长陈晚圯怀病故，朱献文继任议长。1944年12月5日，省临参会二届三次大会在云和举行，朱献文以议长身份致词：“本席今年七十有三，本可在家安逸，维念国势临危，激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息尚存，此志岂容稍懈之大义，勉策衰庸，来以与诸同仁共与会务。”
朱献文其时虽已年高，但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其对于省政府，也真的尽到诤友的责任。后因目睹国事日非，自叹爱国有心，救时乏力，遂于抗战胜利后，乘浙江省参议会成立之际，辞职归里，息影林泉。朱献文虽然辞职归里，但其心不泯，仍然密切注视着国事。1948年2月，他对阮毅成力斥高等法院院长夏勤公德私德均差、能力薄弱和原浙江高等法院院长郑文礼利用职权谋私等等，可见其关心吏治，情之迫切。
1948年9月，朱献文积极支持爱国青年楼望云等人策划成立“义乌民报理事会”。他担任名誉会长并亲笔题字“为民喉舌”作为创办《义乌民报》的宗旨。在他的关心和支持下，《义乌民报》的编辑和记者，目光锐利，笔端公正，有弊必揭，不平则鸣，使该刊物成了针砭时弊，抑恶扬善，移风易俗的活教材。
造福桑梓
1923年以后，朱献文一年一度回家探亲。他每次回家，乡邻四舍、亲朋故交慕名而来探望的、求见的人络绎不绝，期间更不乏地方官员和他乡、邻县的知名人士。他不论地位高低，贫贱亲疏，在会见时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任何人不准带礼品，否则不予接见。朱献文平易近人，在会客时，常常起身恭迎门前，礼貌让坐，不时为客人斟茶例水。会见地方官员时，从不以位压人，以势凌人，而是耐心地听取他们的反映，满腔热情地向他们了解地方工作的情况，并进行指导；会见农民朋友时，问寒问暖，亲谊倍加，抑制陋习，启发新知；会见有求者时，动之以情，量力而行。凡是他会见过的人，无不为他的至诚和宽厚所感动。当地百姓称道：“像献文这样尊重穿草鞋人的官，在官场中是找不到的。”朱献文每次回家乡探亲，总要为本地的父老乡亲带上一份可心的礼品。这些礼品大多是外省的优良稻种、麦种、豆类，或是新培植出来的蔬菜果苗。当地群众称颂他：“献文一生行善积德，造福于民，功垂千秋。” [1]
1922年秋，朱献文回家探亲，时值家乡暴雨成灾，洪水冲毁村前溪堤，不少良田被淹。他目睹一些农户颗粒无收而为之痛心疾首。遂亲自登门抚慰，并慨然解囊相助。发动全村群众运石砌磡，植树护堤。对一些重灾户给予物质上的救济，使之度过了难关。朱献文的一生是研究立法的一生。他在考察立法过程中，深知社会教化和立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因而特别注重文明教化，且一贯主张文明教化应从小学抓起。他早在京都时，就曾多次致字书村里，建议本族创办龙溪初等小学堂。后听说村里对办学方法模糊，资金短缺，他毫不犹豫的捐出自己节余之钱，并详尽地阐述了办学方式及聘请师资的标准和教学细则，使龙溪小学堂的设备及规模一度成为义乌南区各校之冠，远近慕名前来求学者多达数百人。
自清末至民国，毒品泛滥，危害全国。上至达官贵人，下至痞棍庶民，吸服“白面”、“红丸”者比比皆是。雅治街村也不例外，有10余人深受其害而不能自拔。朱献文闻言把嗜毒成瘾者全部集中到祠堂，向他们陈述吸毒的危害，力劝大家戒绝。一切戒毒药品及日常费用均其承担。受害者闻后无不感激涕零，皆决心与毒品决裂。
按照旧的习俗，大年初一，各村的男子，不论童叟都可以到祠堂或祖宗坟前烧香支馒头、分大块肉。但妇女就没有这个权利。朱献文认为这一旧习太不合理。于是，他邀请同族长辈、耆宿，以自己的意愿和诚恳的态度向他们征求意见。他说：“男女应该平等，女人也同样可以支馒头。”其时，宗室耆老、长辈都敬仰朱献文之为人，谁也没有提出异议。是时，雅治街妇女个个奔走相告，盛赞他的无量功德。在尊重女权、反对童养媳制度、倡导妇女解放方面，朱献文仁慈如母。他撰文说：“族中有虐待者，先以当视如己女之言劝之；不听，则以不应肆虐无辜之言责之；若不听，则挺身捍卫之，纵因此招怪怨而不恤。”在他的倡导、保护下，使不少妇女免遭杖蒺之苦。朱献文的妻子毛淑人并不识字，但他从不歧视，而且体贴入微。为使妻子稍懈，有时他还“躬自治具饷客”。
塔山乡之云黄山麓，原村三座宝塔，据传是南朝傅大士在山上修行所建。清康熙十六年（1677）八月二十七日夜间全被大风刮倒，使云黄山黯然失色。1934年，塔山寺住持欲行重建，苦无资金迟迟不敢动工。朱献文得知后，除自己掏钱慨然相助外，还分别向省内义乌籍的8位县长和友人募捐，请他们鼎力相肋。结果很快就募集了数万银圆进行重建，因而才有现存宝塔的壮观，使云黄山重新焕发出往昔的雄姿。
嘉言懿行
朱献文，事亲至孝。其父曾对他说：“全族中已有70余年不仅同姓中没有争讼，就是异姓之间也没有争讼事发生。大家都安居乐业，敬老爱幼，抱朴而行，代代相传。”在朱献文的心目中，父亲是他为人的楷模。尤其是对其父虔诚地赡养祖父卧病在床整整12年之久感叹不已。他说：“先考朝夕亲视汤药，小心侍奉，经久不懈。”耳濡目染父亲的身体力行，养成了他清心寡欲、从善如流的本质。所以，不论任职何地，他都千方百计将父母亲接到任所颐养天年，共叙天伦之乐。1945年冬，他出任省议长时，有一次到街上去理发。为了节省时间，他特地找了一片偏僻小店，理发师傅不认识他，按常人三下五去二地给他草草理完发，他感谢理发师傅的快捷，于是掏了一块银圆相酬。朱献文离店后，他人向理发师傅介绍道：“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朱献文。”理发师傅惘然不知所措。时隔一月，朱献文再次登门理发。该师傅诚惶诚恐，虔诚地为他剪了又剪，刮了又刮，洗了又洗，整整化了半天时间才理好。搅得朱献文心急如焚，仅付他一个铜钱。朱献文说：“上次你替我快速理了发，使我赢得了不少时间，所以我给了一块银圆相酬。今天你却浪费了我许多时间，有道是一寸光阴一寸金，你想想，你今天给我损失了多少钱?”此事一直被后人传为佳话。朱献文经常自审道：“须审每日用于职务上之精神，与所得之薪俸是否相称。”
1947年5月，雅治街小学教师叶守诚曾向他讨教说：“先生德高望重，官居高位，生活却何以如此俭朴?”朱献文听后，淡淡一笑说：“善味实较美味为嘉，故吾宁每日节口腹之款，日积月累，每岁以节余之款，多作一二件善事，吾心快之。”接着，他以极严肃的口吻说：“无功于国、无德于民，若美食华衣，与盗何异！”朱献文一生布衣蔬食，不事奢华，子女婚嫁，仅设一二便席，繁文缛节尽免。他有时坐轿回家，总是在离村里许即下轿步行。外出作客，亦总等轿夫就餐后才入席。平时，朱献文设家用日记账，并提词于账本封面：“勿奢勿悭，节之以礼；堆金积玉，来去分明；以正当之道取之，向正当之途用之；月计如有盈余，则妥善存储，可免窘迫时求人，兼可济人之窘迫。”他为国勤劳，数十年如一日。尤其晚年，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内战，百姓涂炭，痛心疾首，心力交瘁，终致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嘱咐家人在他百年之后薄殓简殡，切不可用金银珠宝及完整的衣物入棺。祭祀时须用素食，禁备酒肉。1949年4月8日，朱献文在金华与世长逝，归葬于赤岸挂网山。
朱献文出身于科举，以封建士大夫转人民国。他一生平庶狱，政绩宏谟，嘉言懿行，光辉勋功，卓著于史册；他资深位显，但不固执于旧习，能适合于新知。他以“清、慎、勤”三字自励，其思想境界、勇于奋发之精神，足以启迪后世之效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