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仁权(1919- )
沈仁权,女,1919年10月生,江苏苏州人。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系。1947年至194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生物化学。1952年起在复且大学生物系任教。1978年开始为硕士生导师。1982年晋升为教授。
曾任生物系生物化学教研组主任、生物系学术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生物化学学会副理事长、全国生物化学学会理事、《生物化学杂志》编委、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委员等职。曾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生物化学,植物生物化学、代谢,分子遗传学等课程,曾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1990年)。
在国内外杂志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台作编著有《基础生物化学》(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分子遗传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年)、《英汉生物化学词汇》(科学出版社,1977年和1984年)。合作翻译有《遗传与代谢》(科学出版社,1959年)、《普通细胞学》(科学出版社.1964年)、《生化遗传学》(科学出版社,1983年)等。其中,《分子遗传学》获1990年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工作研究会图书二等奖。
兄长沈仁湘、丈夫盛祖嘉同为浙大校友。

1937年我高中毕业,那年大学入学考试是联合考试。我受哥哥和高中化学老师的影响,选考了浙江大学化学系。考前几天我只身去南京投奔亲戚茅永勋家。考完后就碰上“八·一三”事变。我立即匆匆回家。平时从南京到苏州火车只需5—6小时,可是那天由于要躲避日机轰炸,走走停停,竟走了24小时。火车又远远超载,人挤得动弹不得,一天不喝不拉。到站后立即雇人力车坐着回家。哪知家中大门紧闭,门上贴着字条,嘱我见条即到郊区福音医院找在医院里当护士的初中同学陈宝芬。谁知到福音医院见到老同学时却又得知父母他们又逃到常熟乡下了。我在医院里住了几天后才由父亲来接我去常熟。一家人团聚,彼此诉说种种遭遇,这时我才知道 原 来“八·一三”事变后苏州屡遭日寇轰炸,弹片已飞到家里,他们才决定出逃。
我们在常熟住了没有多久,那时正是秋天,乡下蚊虫多,我和哥哥相继患上疟疾。哥病愈后便去杭州浙江大学工作,那时他已毕业并留校当助教。我和父母回城小住几日后又到苏州郊区后巷桥避难。一时乡下迁来不少城里人,引来了盗贼。在冬天的一个晚上从后院突然闯进一群强盗。他们迫父亲交出钱来。父亲坚持不说,他们就用蜡烛火烧他的耳朵。这样折腾了几个小时后天也快亮了。他们一无所获,也就逃跑了。
那时,苏州已经沦陷在日寇手中。由于乡下也不安全,我们重又进城,然而那日子可真不好过。街上经常有骑着高头大马的日本兵,嘴里嚷着“花姑娘,来,来,来”,听了真是魂飞胆裂,赶快逃进小巷,还得转几个圈子才敢悄悄地逃回家。
父亲留学日本有七八年之久,日语当然不坏,然而苏州沦陷后他并没有去伪政府工作,更没有当汉奸。那扇面上所写的“家无汉伪”就是这一回事。
1938年哥来信说我已于1937年被浙江大学录取,并说当时学校已迁到江西泰和,待到放暑假时必然有许多教师要到内地来接家眷去江西,那时我就可以随他们一起去浙大学习。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因为一来可以脱离沦陷区的生活,二来又有了学习的机会。可是母亲的心情可就复杂了。她既希望我去,又舍不得我去。毕竟母亲是一个有思想的女权主义者,她终于不顾亲友邻居的劝阻,下决心让我走。大约是当年七月中父亲送我去上海。那时火车不通,是乘小轿车去的。母亲送到车站,烽火连天,真不知道是否还能再见面。后来她告诉我,回家以后左邻右舍都责怪她把唯一的女儿就这样放走,她的心情不免波动了一番。
到了上海我投奔李姓大姨妈家。她的丈夫是实业家李一琴,已故,唯一的女儿也去世了,儿子李正道在天津南开大学执教,曾有来往。她很富有,可是很寂寞。她对我很好,我在她家着实过了几天高贵的生活。
到江西泰和是绕道香港去的。那时正好浙大派人到香港去购买两辆卡车,我们便搭乘卡车去浙大,这之前先得乘轮船从上海到香港。同走的还有王凯基老师的夫人和两岁的女儿。我们三个人在旅馆里睡在一张床上,有一天孩子还把大便弄在床上。在香港住了几天后便乘卡车经广东到江西泰和。在泰和我并没有见到哥,他被派到海防去办什么事了。
到泰和没有多久学校又迁广西宜山。人是坐卡车走的,行李由水路运去。经赣江时船翻了。幸而赣江水浅,押运人员千辛万苦地把行李救上岸,把东西晒干,终于把行李运到目的地。在宜山我开始了大学生生活。在宜山没有逗留太长时间学校又迁贵州的遵义和湄潭县———文学院和工学院在遵义,理学院和农学院在湄潭。1942年我在湄潭毕业。
1942年我毕业后留校当助教。也就是在这一年我和盛祖嘉相爱了,而且还“私订终身”。
说起来还真有意思,有点神,那是一张不褪色“照片”,珍藏在我心里已经六十多个年头了。那还是在广西宜山的事。那时女生宿舍在宜山县的文庙里,那里还有学校的办公室、图书馆,所以男男女女进进出出。文庙的大门建在十几级的石阶之上(某一级上有一个三叶虫化石)。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个身穿黄色大衣的匆匆地从石阶上走下来,眉宇间似乎带着几分忧伤。讲不出理由,这张“照片”竟刻印在我的心上,拂之不去。万万没有想到四年后我住到湄江饭店四楼女教师宿舍时我们竟又重逢,而且相爱了。
然而好景不长,一两年后我便被迫离开了湄潭。我毕业后得系主任王葆仁教授的信任,留校当助教。王老师专攻有机化学。他的实验技术十分高超,他得到的结晶特别漂亮,理论水平也高,就是有点霸道,特权思想严重。那时实验室条件差,没有煤气,没有电,加热就用炭火,只有他用酒精灯。教师准备实验或从事研究工作所需药品都得申请,然后经系主任批准,只有系主任可以随意用,而且用高规格药品。非但如此,有时还把化学试剂孔雀绿溶在水里当墨水用。教师们都有意见,可是敢怒而不敢言。我初生之犊不怕虎,自告奋勇向系主任进言。结果是被训斥了一顿。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另一件“包饭风波”。那时我们一些单身教职工组织了一个伙食团,每月由一个成员负责经济核算。那一个月正好轮到我。系主任虽有家眷,但他要求参加我们的伙食团,大家也就同意了。他交了两份伙食费,却拿三个人的饭回家。这事引起许多人的不满,要我去“做他思想工作”。我就去向他直说了这事,他十分不悦,当场训斥了我。要知道如果只是他一家倒也罢了,只怕别人看了也效法他,那就不好收拾了。
有了以上两件不愉快的事的后果是学期结束后我就没有被续聘。聘书是发下来的,但我得“主动”不受聘,把聘书当场退回。于是,我就在1944年暑假期间告别了浙江大学,到昆明去投奔我哥。
这事当然错不在我。但是,要知道抗日战争期间教授过的是怎样的生活!对比今天陈良宇之流的养尊处优的贪官污吏,多吃了一碗白饭就要那么斤斤计较,每念及此,总觉得有些对不起自己的老师。
从湄潭到昆明路途遥遥,要经过遵义和贵阳两大城市。那时,盛祖嘉的姐姐一家住在贵阳,盛祖嘉就乘探亲之便送我一程,同去贵阳向他姐姐介绍我这个未来的弟媳。在贵阳小住几天后便独自奔赴昆明。
那时没有正规的交通工具。来往都靠搭乘运货的大卡车或军车,所以一切都是不定因素。即使与司机讲妥了车价和启程日期,不一定就能按时成行。有时为了一点小事,司机之间便会大吵起来甚至动武。一般清晨出发,晚上在小镇上找个客栈住下来,有时男男女女同住在一个房间里,倒也没有听说发生了什么事。
到昆明找到了哥,他已结婚,有了两个孩子,儿子老大和女儿咪咪。老大两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高烧后就此瘫痪,智力终生停止在幼儿状态。我哥照看他终其一生,后来生下来的两个弟弟也和长姐咪咪一起协同照看,手足之情感人至深,此是后话。
这时昆明是抗日战争的后防要地,盟军来往很多,俨然一个国际城市。我经好友同学朱汝璠和梅镇安介绍在中法大学化学系找到了一个助教的位置。中法大学在昆明郊区黄土坡,很是荒凉,而且工资又很低。当时我的同学的月薪都有12000元左右,中法大学却只给我6000元。我只能同意,否则就要增加我哥的负担了。黄土坡离市区有好几公里,最初一段时间里我有课才去学校,经常往返于昆明市区与黄土坡之间。半年以后校方要求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起初由于朱汝璠因参加留学考试有备考假,能陪伴我同住,还能忍受。等到备考假一过她就不能陪着我,我就向校方提出我只能有课才来学校。
校方不能接受我的要求,我就终于被解聘。经过几个月的赋闲生活后哥通过他的老同学刘某为我介绍到贵阳郊外图云关的第二军医大学当生物化学教员,军衔是少校。我在大学里读的是化学系,只是选修过一门生物化学课程,所以还能应付得了。真没有想到以后却长期和它打交道,终我一生。
1945年8月中的某一天突然传来了抗战胜利的消息。昆明街头万人空巷,群情激奋,到处是一片欢呼声,遗憾的是看不到载歌载舞的场面。
大约是在1946年的年底,哥托他的老同学刘培楠介绍我到前政府的军事机构卫生人员培训所工作,为军队输送医务人员。我因有大学毕业程度,所以给我少校军衔待遇。培训所地处贵阳郊外图云关的山冈上。当时的陆军医院就是现在的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前身。当时我被安排在卫训所的生化科,科里还有一位技术员,当时并没有学员,我独自准备了生物化学方面的实验。
好像是在1946年的春天,陆军医院和卫训所迁到上海,我也乘了军队里的面包车回上海。那时我带给父亲的唯一礼物是一瓶茅台酒。为了避免瓶子打破,我成天把它抱在怀里。一别八年,回家见到父母亲时真是悲喜交聚。
这时盛祖嘉已由谈先生介绍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第二年谈先生又为我在纽约一家医院谋得了一个技术员的工作,协助研究小鼠癌症的药物治疗。我也学到了为小鼠口饲药物,静脉注射,尸体解剖和切片观察等技能。他们支付我每月100美元的奖学金形式的工资。我白天工作,晚上在哥大夜校选修一些课程,每一门课要交100美元学费。就这样,虽然杂七杂八学习到一些知识,我并没有取得学位。伴同盛祖嘉在纽约住了三年,以后又到美国西部的加省理工学院待了一年后就回国了。
与父母亲又是阔别四年,回来看到的却是一个新中国了。当我们重新踏上祖国的土地时看到的是跳着秧歌舞的欢迎队伍,听到的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声,不禁又是热泪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