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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1938年至1941年支德瑜在湖南雅礼中学读书时，教师们多信基督教，并在学生中发展“基督教团契”的宗教性团体。他虽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也参加了团契的活动；他到浙大后也参加了基督教团契，并在1944年下半年担任了团契的学术研究干事。在认识李振铭后不久，他在遵义老城“团契”的会址组织过一次讨论民主、自由、平等的座谈会，有十多名团契成员、两位教授参加。之所以讨论这个题目，当然是一种时代潮流的反映，即大多数浙大同学不能再满足于一般学术性的讨论和宗教式的空谈了，他们要寻找造成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原因。 | <br>1938年至1941年支德瑜在湖南雅礼中学读书时，教师们多信基督教，并在学生中发展“基督教团契”的宗教性团体。他虽然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但也参加了团契的活动；他到浙大后也参加了基督教团契，并在1944年下半年担任了团契的学术研究干事。在认识李振铭后不久，他在遵义老城“团契”的会址组织过一次讨论民主、自由、平等的座谈会，有十多名团契成员、两位教授参加。之所以讨论这个题目，当然是一种时代潮流的反映，即大多数浙大同学不能再满足于一般学术性的讨论和宗教式的空谈了，他们要寻找造成国家和民族危机的原因。 | ||
<br>参加座谈的同学大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只是略知道一些早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加上一些基督教义的所谓“人格平等”的概念，所以赞成实行“民主”。由于青年人对内战十分担忧，也想到老百姓要当家作主就得组织起来，从此就有了组织一个团体作为起点的想法。当时支德瑜曾估计，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旦组织起来，响应者会很多的，何况,凡事得从小开始。 | <br>参加座谈的同学大都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只是略知道一些早年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天赋人权”的思想，加上一些基督教义的所谓“人格平等”的概念，所以赞成实行“民主”。由于青年人对内战十分担忧，也想到老百姓要当家作主就得组织起来，从此就有了组织一个团体作为起点的想法。当时支德瑜曾估计，这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旦组织起来，响应者会很多的，何况,凡事得从小开始。 | ||
<br> | <br>于是，支德瑜首先找了化工系的钟一鹤（解放后改名[[钟立群]]，后在人民日报社工作），钟表示同意。又找了机械系助教[[陈晓光]]，一同发起成立了华社，接着便发展了第一批社员：[[王家宠]]、[[于用德]]、李振铭、[[曾守中]]、[[韩莲静]]（女）、[[刘寿生]]、[[周定之]]（女）、[[邓爽]]（女）、[[张天虹]]和[[温邦光]]等。华社在1944年9月成立时，浙大地下党负责人李晨经请示党组织后，参加华社的工作，地下党员张天虹和[[钮志芳]]也先后成为华社成员。1945年，华社又发展了[[丁忄敬]]、[[陈能宽]]入社。吸收社员当时尚无明确的标准，但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大体上接收品德较好、作风正派、专心学习、较有才能、肯为群众办事的同学人社，而他们一般是有正义感、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当时大家商讨建社的目的，是要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前途而奋斗，故以“华社”名社。 | ||
<br>华社初期的主要活动是学习政治时事。由于当时时局特点，曾在1944年11月上旬讨论过《太平洋战局展望》。 | <br>华社初期的主要活动是学习政治时事。由于当时时局特点，曾在1944年11月上旬讨论过《太平洋战局展望》。 | ||
<br>同年11月下旬，黔南前线告急，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遵义浙大同学撤起了慰劳过境南下抗日军队的活动。当时，几乎遵义浙大的同学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而华社社员都是劳军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支德瑜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同学生会的其他干部一道，积极地组织领导了劳军活动。先是在学生会下成立了浙大学生战时服务队，队长由华社社员于用德担任。同学们每天下午都列队到遵义市郊去欢迎路过遵义宿夜的军队，次日清晨去欢送军队出发。 | <br>同年11月下旬，黔南前线告急，在中共地下党的支持下，遵义浙大同学撤起了慰劳过境南下抗日军队的活动。当时，几乎遵义浙大的同学都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而华社社员都是劳军中的积极分子和骨干。支德瑜当时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同学生会的其他干部一道，积极地组织领导了劳军活动。先是在学生会下成立了浙大学生战时服务队，队长由华社社员于用德担任。同学们每天下午都列队到遵义市郊去欢迎路过遵义宿夜的军队，次日清晨去欢送军队出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