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历畊(1900-1977)
王历畊，字莘田，福建古田大桥镇沂洋村人，是著名的泌尿科专家，一级医师，教授，又是国际外科学会会员。他出生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姐一人自幼送给陈家，弟一人名历耘，出生后不久母亲姚氏去殁。兄弟童年生活由婶母协助料理。父王有望，信仰基督教，从事农业劳动，家境贫寒。后任建瓯牧区牧师。历畊随父迁居福建建瓯县城关。家乡农民被国民党军队抓丁拉夫流落建瓯贫病交加无法还乡者，均得到他热情接待并贤助。
王历畊少年时，在建瓯培汉中学接受启蒙教育后，入福建协和大学就读。后立志学医，又上北京进协和医学院深造，于民国十八年(1929)毕业。他因品学兼优获得美国雅礼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连续三年留在北京协和医学脘担任外科医生和助教。民国二十一年(1939)改任南京中央医院主治医师。
民国二十三年(1934)，王历畊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进修泌尿科外科，兼任驻院医师外科助教。次年回国，在南京中央医院，贵阳中央医院担任泌鼠科外科主任。前后计四年。民国二十九年(1940)至民国三十三年(1944)调任重庆中央医院外科主任兼付院长。民国三十四年(1945)，改任重庆陆军医院外科主任。随着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南京政府内迁，重庆成为国民党军政机关的要地。王历畊几年来，不顾个人安危，时与中共同志治病。曾与周恩来总理重整右臂骨折。他长期订阅进步书拫接受党的教W。后陆军医院当局发现他订有《新华日报》故引起忌嫌而被解聘。民国三十五年(1946)，他离开重庆赴江苏镇江医学院担任教授兼附属医院院长，外科主任职务，一直到一九四八年。
建国后，王历畊历任杭州省立医院外科主任，浙江医学院教授兼附属医院第二医院院长，仁爱医院外科主任，杭州工人医院院长等职务。1950年，为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1951年后，当选为杭州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届、第三屆代表，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被聘为中国红十字会杭州分会副会长。评为浙江杭州省、市两级劳动棋范。祖国的春天，人民的信任绐他増添了希望与力量，他兴致勃勃地集三十年来实践经验，致力于理论创造，完成了《第四性论》、《结核性输尿管结石》、《削睾丸炎》、《伤寒脊椎病》等著作，又合编《泌尿科科学》造诣很深。又提出女性激素治疗“前列腺肥大症”新课题，有独到之处。
1953年，国务院调王历畊至北京医院担任保健医师，由科研工作再任临床医师，他是有所犹豫的。但顾及理论与实践互相依存的辨证关系，又念及党组织历来对他的信任，故服从新的需要毅然就任。他预见到年近半百的人，进入髙龄时，将会有肾，输尿管，膀胱给石，前列腺肥大，妇女乳腺癌等疾病的发生。在临床时，偕同青年医师的认萁观察深入研究发病原因，采取有效的治疗方法，留下了许多例证，每例都有详细的阐述和论证，为老年病学科做出新例献，在我国医学界留下了盛名。
王历畊是青年医倾的良师益友，言传身教，严而有格，温而不厉。每制订医案时,根据病例参阅有关外国文献，周密思改，都有新的探索和预见。许多病例，他可以独立处理，仍听取会诊医师的意见，从不执一管之见，持一家之说，多闻博采为青年医师立下楷模。他书写工整，能用英文写出语句流畅，字迹端正的医案病例。曾风趣地说:“有人写得象天书一样，实在难读”。为教育青年医生，自编“麻醉教材”培训临床技术。他强调外科医生要十分踏实一丝不苟，少有偏差就会危及病人。在进行手术时，要有百分之百的成功率，九十九是不许可的。青年医生在他影响下，不但安心于保健治疗工作，巩固了专业思想，而且先后成为领导骨干。
六十年代，国家把计划生育工作定为国策。王历畊接受任务后，认为这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发展前途且有战略意义的一门新学科。他的视野广阔了，把本行工作与计划生育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加以发展，提出“男性结扎比女性结扎简易安全”且加以宣传。因此，同行中育龄男性为了少育优生都动了手术。
1964年，他参加巡回医疗队，到河南新乡洪门公社，为老乡动了不少手术。在农民住宅中适当的地方,因随陋就简，经过消毒，从事手术，从无发生事故。回来后鼓励青年医生说，“医疗工作无高下之分，越对人民有利越要去做，越要勇于承担”，又说：“对人民疾苦要一往情深，要改变农民多子多累，农村袂医少药的现状做出贡献”这就是他行医的道德观。
王历畊在学术上精益求精，业余仍不倦于政治和业务理论研究，每有心得即与同行共享。听完学术报告，郎向大家传达讨论。精通英文兼修法文、俄文，常为青年医师讲授英文，为他们涉猎外国医学新知识，接触学术领域的向导。
王历畊自工作以来很少回古田，1961年，陪同朱德，董必武、徐特立等老一辈革命家来古田视察，游览人工湖，路经大桥洋中，下车与胞姐晤面片刻。临行时，向县人民政府司花工人购买两盆兰花回京，以志乡情。1963年与全国人代，政协参观团一道来古田参观古田溪水电站时在城关走访乡亲倪玉窗家后离开。
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历畊备受冲击折磨，长期靠边，毫无怨言，并自动要求降低工资。1977年，因病逝世。时年七十七岁。生前曾向组织恳求恢复工作，未蒙许可，致使他于晚年深感遗憾。他一生自奉极薄，安于儉朴生活，临终时将平时储蓄交给公家。在工作期间，闻家乡亲生活困难时加济助，毫不吝啬，乡亲犹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