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淦昌(1907— )
王淦昌，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核科学奠基人之一。他提出的探测中微子的建议为证实中微子的存在做出贡献。领导建立了云南落雪山高山宇宙线实验室。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参与并领导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激光核聚变的科学家之一，领导开展了电子束和氟化氪激光核聚变的基础研究。为我国国防现代化和发展高技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王淦昌，1907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支塘镇枫塘湾。1924年上海浦东中学毕业后，他在上海一所外语学习班进修英语半年，后又在上海一所技术学校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半年。1925年8月，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6月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这是我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
1930年王淦昌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到德国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读研究生，师从L.迈特纳(Meitner)。
他留学德国时，正值核物理的黄金时代。当时柏林大师云集，德国物理学界群英荟萃的学术讨论会经常举行，这对年轻的王淦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刚到柏林时，听到关于W.玻特(Bothe)用α粒子轰击铍核产生强贯穿辐射的报告。玻特将它解释为γ辐射。王淦昌对此解释有所怀疑，曾两次向迈特纳建议，用云雾室做探测器，重复玻特的实验。他认为，用云雾室比用计数器更能弄清玻特发现的贯穿辐射的真正性质，但未被迈特纳采纳。1932年，英国物理学家J.查德威克(Chadwick)采用电离室、计数器和云雾室证实玻特的贯穿辐射不是γ射线，而是一种尚未发现的中性粒子—————中子。为此，迈特纳曾十分惋惜地对王淦昌说：“这是个运气问题。”1935年，查德威克因此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在迈特纳指导下，王淦昌于1932年1月发表了关于RaE连续β谱的上限的论文;1933年12月完成了关于内转换电子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主考人为M.冯·劳厄(vonLaue)。1933年，希特勒上台。迈特纳因是犹太人而于1933年9月被剥夺了教书权利。王淦昌亲眼目睹法西斯专政的恐怖气氛，感到窒息。取得博士学位后，决定回国。当时有人劝他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你是科学家，中国没有你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王淦昌回答说：“我是学科学的，但我首先是中国人。现在，我的祖国正在遭受苦难，我要回到祖国去为她服务。”回国前，他曾去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旅行，访问了卡文迪许(Cavendish)实验室等欧洲著名科学中心，会见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大师。1934年4月，回到了祖国。
那时国内物理研究的条件很差。他认为首先要培养人才，以使近代物理在中国生根开花。他先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后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授，还担任过系主任，培养了几代物理学人才。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王淦昌与浙江大学师生一起，开始了迁移、流亡的生活。在这期间，只要一停下来，他就支起黑板为学生讲课。在广西宜山时期，他还自编教材开设“军事物理课”。
王淦昌是一位科学家，以科学报效祖国始终是他的生活目标。所以，即使在流亡年代，他也没有停止过科学研究。1939年2月，O.哈恩(Hahn)关于铀裂变的发现和迈特纳关于这种现象的解释相继发表，迈特纳还指出原子核裂变时放出200兆电子伏的巨大能量。当时，王淦昌正在宜山，在读到这些报道后，立即在物理系的“物理讨论会”上作了报告，并着手开展裂变研究，还曾试图用照相胶片寻找铀核裂变产生的核径迹。
1940年至1941年，浙江大学理学院先后迁到贵州遵义和湄潭，开始有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教学与科研环境。虽然处于抗战年代，条件十分艰苦，但湄潭的学术气氛十分浓厚。王淦昌还参与组织了各种学术讨论，如“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纪念会”和自1942年1月开始的中国物理学会贵州分会的历届年会。1944年第12届年会召开时，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夫妇到会报告，我国竺可桢、王淦昌、束星北、胡刚复等也在会上发表了论文。这次会议给李约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个时期，王淦昌在极其艰苦和简陋的条件下，孜孜不倦，从事物理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8篇论文。其中《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一文发表后，国外科学家按他的建议，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他因此于1947年获得了第二届范旭东奖金。
1946年，王淦昌随浙江大学迁回杭州。1947年9月，王淦昌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与S.B.琼斯(Jones)合作研究有关介子衰变的问题。1948年，发表了论文《关于介子的衰变》。1949年1月王淦昌回到祖国。他用自己的节余购买了国内奇缺的用于科研的电子元器件和一个直径30厘米的云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淦昌的科研事业获得了新生，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发展。1950年4月，他应钱三强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研究员，领导宇宙线的研究。1952年5月到9月，他与吴桓兴、林传骝赴朝鲜战场，在极其艰苦与危险的条件下，完成了探测美军是否使用原子武器、投掷放射性物质的任务。1952年秋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主持日常工作。1952年10至11月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一个五年计划，并开始与肖健共同领导筹建位于云南落雪山海拔3185米处的中国第一个高山宇宙线实验室。在他们领导下，先后在高山实验室安装了由赵忠尧从美国带回来的多板云室和自行设计建造的磁云室。1954年建成，开始观察宇宙线与物质相互作用。到1957年，搜集到700多个奇异粒子事例，研究了奇异粒子性质，使我国在宇宙线方面的研究进入当时国际先进行列。这些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我国《物理学报》和《科学记录》上。1955年，王淦昌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1956年9月，王淦昌作为中国的代表，到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从事基本粒子研究，后又被选为副所长。1960年3月，他领导的物理小组发表了发现荷电反超子-反西格马负超子(Σ-)的论文。1960年12月王淦昌从苏联回国，不久就投入了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的原子弹、氢弹的问世做出了重大贡献。
1964年12月，王淦昌独立提出激光驱动核聚变的建议。在他倡导下，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开始起步。1978年，王淦昌调回北京，任核工业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他直接领导下，先后开展强流电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和氟化氪(KrF)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1979年12月，72岁高龄的王淦昌实现了自己的夙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60年代以来，王淦昌曾先后被选为第三至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参议会主席等职。他晚年兼职很多，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始终繁忙。但是不管多忙，他都紧紧抓住两件事：一是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工作，二是促进我国核能的和平利用，大力推动发展核电事业。1986年，王淦昌又与王大珩、杨家墀、陈芳允一起上书中央，提出了发展我国高技术研究的建议，促成了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制订。
提出探测中微子的建议
早在1914年，查德威克就发现放射性物质辐射出的α射线、γ射线的谱是分立的，而β射线的谱却是连续的。1930年12月W.E.泡利(Pauli)提出了关于中微子的假设，以解释这一现象。1931年，泡利重申了他的新粒子假设，并指出，按此假说，电子能谱应有个尖锐的上限。迈特纳十分重视这个问题。王淦昌到迈特纳的实验室后就研究RaE的β射线谱。因为RaE的β衰变中并不夹杂着γ射线，最宜作β谱连续性问题的研究。他用盖格-米勒计数器研究了RaE放出的β射线在Cu中的吸收能谱，证明β射线能谱存在一个上限，并求得β射线能量的上限Hp值为5300，能量高于Hp=5000的β粒子最多不过总和数的1%。这个结果与F.C.钱皮恩(Champion)用云室照相所做的结果上限Hp值(5500)极为一致。王淦昌与钱皮恩的结果都是对泡利假说的有力支持。王淦昌于1932年1月在德国《物理学期刊》上发表了题为《关于RaE的连续β射线谱的上限》的论文。之后，王淦昌差不多花了两年时间进行ThB十C十C”的内转换电子研究。1933年底，他完成了博士论文。
1933年12月，E.费米(Fermi)提出了著名的β衰变理论。费米计算了β射线的连续谱，结果与1933年前实验测到的RaE的β谱十分吻合。费米断言，在β衰变时，存在质量为零的中微子，支持了泡利的假说。
王淦昌回国后，没有条件继续原子核物理实验研究，但他仍然注视着核物理的进展，凡能看到的杂志每期都不漏地阅读。他和束星北都关心β衰变和中微子问题，在“物理讨论乙”课程上，他介绍了“中微子和β衰变的实验”，束星北讲了“费米的β衰变理论”。王淦昌不仅在讨论和讲课中阐述这些观点，还一直在推敲如何从实验上确认不带电、静止质量接近于零的中微子的存在。1941年以前，虽然已有不少物理学家做过这方面的实验，但都未成功。1940年，王淦昌在遵义，利用患肺病休养期间阅读了有关文献，特别是仔细琢磨了1939年《物理评论》上H.R.克兰(Crane)和J.哈尔彭(Halpern)关于探测中微子的文章。经过反复思索，想出了利用他做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内转换电子机制来探测中微子，写出了著名的短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王淦昌在文章中说：“众所周知，不能用中微子自身的电离效应来探测他的存在。看来，测量放射性原子的反冲能量或动量是获得中微子存在的证据的唯一希望。”
“当一个β+类放射性原子不是放射一个正电子而是俘获一个K层电子时，反应后的原子的反冲能量和动量仅仅取决于所放射的中微子，…要想得到放射的中微子的质量和能量，…只要测量反应后的反冲能量和动量就行了。而且既然没有连续的β射线被放出来，这种反冲效应对于所有的原子都是相同的。”
王淦昌在这篇文章中创造性地提出用K电子俘获的方法探测中微子的存在，使普通β衰变末态的三体问题变为K俘获中的两体问题，从而使中微子的探测成为实际可能。王淦昌在文中作为例子，还具体建议用Be7的K俘获过程探测中微子的存在。
当时，王淦昌无法亲自进行所建议的实验。他将论文寄给《物理评论》编辑部，1941年10月13日寄到，1942年1月号即刊出。1942年3月，美国科学家J.S.阿伦(Allen)就按此建议做Be7的K电子俘获实验，测到了Li7反冲能量，初步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由于用的样品较厚与孔径效应，未能观察到单能的Li7反冲。以后，B.T.莱特(Wright)在1947年，P.B.施密斯(Smith)和阿伦在1951年又重做了类似的实验，仍没有测到单能反冲。直到1952年，G.W.罗德拜克(R0deback)和阿伦做Ar37K电子俘获实验，才第一次测到了单能的反冲核Cl37。反冲能量的实验值与理论预言值完全符合。同一年，R.戴维斯(Davis)又做Be7的K电子俘获实验，成功地测出Li7的单能反冲能量为55.9±1eV，理论预言为57.3±0.5eV，实验值与理论值完全吻合。王淦昌1941年提出的建议，在1952年的实验中最后得到了完全的成功。
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
王淦昌从40年代开始基本粒子研究。50年代利用宇宙线研究基本粒子及其相互作用，取得多方面成果。1956年，他奉派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时，该所10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即将建成。它是当时国际上能量最高的加速器。
50年代正是第一代高能加速器陆续建成的时期。美国于1955年在新建成的6.3GeV的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上，先后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设在日内瓦的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正在建造30GeV的质子同步加速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加速器在能量上只能占几年的优势。在探测器方面，当时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则处于绝对的劣势。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王淦昌以敏锐的科学判断力，根据当时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的优势，提出了两个研究方向：(1)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2)系统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产生的规律性;并亲自主持寻找反超子这一主要课题。要发挥高能加速器研究反超子的优势，必须选择有利的反应系统，全面观察所研究粒子的产生、飞行、相互作用(或衰变)的全过程。为此，王淦昌选择放置在磁场内能显现粒子径迹、可进行动量分析的气泡室作为主要的探测器。为了争取时间，他提出抓紧建立一台技术上较易实现的容积为24升的丙烷气泡室，而不是选用质量更好但花费时间较久的氢气泡室。1957年夏，王淦昌提出，利用高能π-介子引起的核反应系统来研究新奇粒子及其特征。1958年春，24升丙烷气泡室建成。
1958年秋，王淦昌研究小组开始了6.8GeV/c的π-介子与核作用的数据采集。1959年春又建立了8.3GeV/c的π-介子束，开始新的一轮数据采集。前后总共得到了近10万张气泡室照片，包括几十万个高能π-介子核反应的事例。在浩如烟海的照片中，对逐张、逐个事例进行观察。1959年秋，从4万张照片中发现了第一张反西格马负超子(Σ)事例的图象照片，经过计算正与预期的一致，而且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超子“产生”的事例。1960年3月24日，王淦昌小组正式将有关Σ-发现的论文交苏联的《实验与理论物理期刊》及我国《物理学报》发表。这个发现对证实反粒子存在的普遍性提供了有力证据，因此受到各国物理学家的赞扬和重视。在发现Σ前后，他们还取得了一系列其他重要成果。
1972年，杨振宁教授访华时曾对周恩来总理说，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这台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工作，就是王淦昌及其小组对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
1982年，王淦昌、丁大钊、王祝翔因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工作获我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研制核武器
1960年12月24日，王淦昌在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期届满回国。1961年3月底，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钱三强向他转达了中央的决定，拟请他到该部核武器研究所(即九所，后改为九院)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从高能物理转向研制核武器的技术工作，对他来说无疑是一次大的改行。但他以“我愿以身许国”的赤子之心，毫不犹豫地服从祖国的需要，投身于研制原子弹的技术攻坚。他和郭永怀、彭桓武等3人都担任副所长并分别负责物理实验、总体设计和理论计算工作。
初期的爆轰实验是在长城脚下进行的。王淦昌、郭永怀不辞辛劳，亲临一线，一年内就组织了上千次爆轰实验。1963年，随着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王淦昌又来到海拔3000米的青海高原和新疆罗布泊大戈壁深处，继续进行缩小比例的聚合爆炸实验，并做好原子弹爆炸前的最后准备工作。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过了不到3年，我国又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原子弹、氢弹的爆炸成功震动了全世界，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威望。
1969年春，王淦昌接受了主持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任务。由于高原缺氧，他经常背着氧气袋坚持工作。在他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1975年、1976年，作为九院现场技术总负责人，他继续领导大家扎扎实实地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顺利完成了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任务。在此过程中，，他顶着种种干扰迫害，组织大家研究改进测试方法，仅用很少次数的试验，就基本上掌握了地下核试验和测试的各项技术关键。
王淦昌以他活跃的物理思想，丰富的实验经验，在我国原子弹、氢弹原理突破及第一代核武器研制的实验研究中，在爆轰试验、固体炸药和新型炸药研制、射线测量和脉冲中子测试等许多方面，指导解决了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他还富于科学预见性地提出建立核爆模拟装置，开展实验室中模拟核爆炸的过程及其效应的研究。这对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的改进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他倡导和直接领导下研制建立的6MV相对论强流脉冲电子加速器(闪光一号)，作为闪光照相机，对观察爆轰试验时压缩引爆过程的动力学性质起了重要作用。作为脉冲强γ源，又可对核爆的许多效应进行模拟。
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设想
受控核聚变是当代世界科学技术重大课题。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是当前核聚变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美国科学家在1960年发明激光器之后，王淦昌很快就关注这一科学技术的新方向。1961年9月，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功地研制出国内第一台激光器。1964年，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将高功率钕玻璃激光器的输出功率提高到108瓦。1964年12月，王淦昌向激光专家王之江询问了激光研究的现状和进展，并向他提出了利用强激光驱动核聚变的设想。随后亲笔写了一份报告，对利用激光驱动热核反应作了基本分析和定量的估算。王淦昌提出这个建议的前后，苏联和美国学者也都提出了类似建议。他们都是各自独立地提出的。王淦昌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的支持，在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开展了这项工作。当时，这项工作走在了世界各国的前列。“文化大革命”使这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科学研究整整耽误了七年，而恰是在这七年中，国外的工作有了长足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后期，王淦昌又与光学专家王大珩一起，继续推进了我国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在他领导下，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和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即九院)紧密合作，在器件、诊断、理论、制靶与实验诸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在钕玻璃激光器方面，从70年代以来，先后建立了1011瓦级六路激光等离子体实验装置，1011瓦级高功率倍频激光器及1012瓦级大型激光装置，进行了大量激光与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基础研究，进行了黑洞物理和直接驱动中子实验，并获得了软X射线激光。
1988年，王淦昌等五位科学家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国际核战争大会”，美国计划于2019年前在实验室实现激光核聚变。鉴于这一技术突破的极端重要性，他们积极向有关方面反映呼吁，并于1988年12月，由王淦昌、王大珩、于敏联名写信给军委主席邓小平和李鹏总理，提出在我国加强高功率激光研究，将“激光核聚变”列入“863计划”的建议，得到李鹏总理和中央有关领导的重视和支持，并于1993年开始，正式列入国家高技术计划(即“863计划”)，从而把我国激光核聚变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此外，1978年9月，在王淦昌回到原子能研究所后，他提出在原子能研究所也应开展核聚变研究，并具体提出电子束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方向。在他指导下，由王乃彦小组设计建造一台1兆伏强流电子加速器，于1981年建成，1982年开始打靶实验。通过一系列物理实验，基本摸清强流相对论电子束与靶物质相互作用的物理图象。
在基本摸清电子束与靶物质相互作用机制的情况下，根据国际上惯性约束核聚变发展趋势，1985年，王淦昌又及时把研究方向转向氟化氪激光聚变研究，把原有的强流电子加速器改建成泵浦准分子激光的氟化氪激光器，并于1985年和1986年分别获得6焦耳和12.5焦耳的氟化氪激光。在此基础上，经进一步改进，到1991年，激光能量已达到百焦耳级。
为核能的和平利用大声疾呼
1978年王淦昌调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后，积极推进我国核能的和平利用，尤其为我国核电发展大声疾呼。当时我国核电正处于徘徊阶段。同年10月2日，王淦昌和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四位专家联名上书邓小平副主席，提出发展我国核电的建议。邓小平十分重视，派人找写信人座谈。这封信对我国核电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979年3月，他率领我国第一个核能考察代表团访问美国、加拿大，推进了我国核能国际合作与交流。1980年初，王淦昌领导成立中国核学会，并任理事长。从此，更为推进我国核能和平利用做了大量工作。
1980年，中共中央书记处举办“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王淦昌为135位部长以上中央领导同志讲了《核能——当代重要能源之一》。他论述了核电站的安全性和经济性，以及我国发展核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加速我国核电建设的建议。1983年1月，在论证我国核电发展方针的会议上，他以“在发展我国核电事业中正确处理引进和坚持自力更生原则的问题”为题，再次阐明了技术设备引进与自力更生的关系，指出引进是手段，增加自力更生能力，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是目的。1983年11月，以王淦昌为首的17位专家向国务院提出《全国上下通力合作，加快原型核电站的建设》的报告，促进了秦山核电站建设。1984年、1986年他两次到秦山核电站现场检查工作，一再强调确保质量与安全。
1986年1月21日，党中央领导会见了王淦昌等核专家，王淦昌再次提出开发核能建议，受到中央领导的重视。该建议以《开发核能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为题刊登于1986年4月4日《光明日报》。
王淦昌对我国核技术的推广应用，核聚变能开发，以及粒子加速器和射线仪器的研制生产都很关心。他曾领导中国核学会举办了多次核技术推广应用展览会，还向国家有关方面写过多次建议。
后来，我国秦山核电站和大亚湾核电站相继投入运行，王淦昌和许多老科学家关于我国开发核电的夙愿初步实现。
提出发展我国高技术研究计划的建议
80年代以来，世界上掀起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这对我国既是挑战，又是发展我国科学技术、振兴国家的良好机遇。1986年3月3日，王大珩、王淦昌、杨家墀、陈芳允等四位科学家上书中央，对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提出建议。报告认为，“我国应以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发展的进程。因为真正的高技术是不可能引进的，我们必须从现在起就开始抓起来。”这个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关注和大力支持。3月5日，邓小平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并强调指出“此事宜速决断，不可拖延”。经过200多名专家学者的全面论证和反复修改，1986年11月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批准，具有深远意义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在我国大地上破土而出。“863计划”实施后，已取得一大批重要成果，不少工作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在我国高技术发展中起了带头和核心的作用，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直接的贡献。人们将永远铭记王淦昌等老一辈科学家为发展我国高技术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王淦昌不仅学术成就卓著，他的学风，他的科研道德和做人的品格，也是人们学习的好榜样。
热爱祖国是王淦昌身上最可贵的品德，也是他一辈子兢兢业业献身于祖国教育、科学事业的动力。从德国留学时立志报国，经湄潭的艰苦奋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英姿焕发;从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发现反西格马负超子，经“以身许国”参加“两弹”研制，到80年代为核电大声疾呼，无不流露着他拳拳赤子之心。他经常鼓励年轻一代要奋发图强，为国争光;一再强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要把个人与祖国紧紧地连在一起”。这正是他发自肺腑的心声。
王淦昌具备科学家的许多优良品质。作为一位科学家，他坚持不懈地开展科学研究，始终未脱离科学研究第一线。他勤奋好学，不耻下问。80多岁高龄，还在坚持阅读文献，指导科学研究。科学在于创新，对新事物的敏感和富于创新精神是科学家的重要素质。在60多年的科学生涯中，王淦昌始终注视着世界科学发展的新动向，不断开拓，不断创新。他是一位始终向前看的科学家。他对已取得的成绩看得很淡薄，所注意和关心的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和发展，开展新的工作。他的学术思想很活跃，对物理问题具有深刻的洞察力和正确的预见性，治学严谨细密。正因为他具有这种素质和作风，才能取得探测中微子方法的建议和反西格马负超子的发现这样重要的科学贡献。也正是这种素质和作风，在核武器研制和核试验中，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淦昌是一位不说空话、不沽名钓誉的实干家。他对待科学是真诚的，对待人也是真诚的。对同辈真诚团结，对晚辈诲人不倦。他豁达胸怀，从不争功诿过，严于责己，宽于待人。从不摆架子，总是平易近人，平等待人;为人谦逊，能虚心客观地倾听别人意见，从不以权威自居、盛气凌人。他总能与同行合作共事，年轻人都尊敬他，喜欢和他在一起。
他待人真诚，但又有原则;总是实事求是，从不盲从。他不畏邪恶，正气凛然，不管压力多大，“帽子”多重，他仍以高度责任心坚持核试验工作，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不说违心话。
王淦昌热情关怀年轻人的培养与成长，扶掖后进，不遗余力。他担任近20年的大学教授，桃李满天下。他开创我国许多核科技领域，言传身教，造就了大批人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他的学生和曾在他指导下得到成长的就有14位之多。如程开甲、胡济民都是他的优秀学生;胡仁宇、唐孝威、吕敏、丁大钊、王乃彦等都曾在他直接指导下得到成长;他的不少学生现在国外，如李政道、汪志馨、冯平贯都是他的得意门生。在联合原子核研究所期间，在他领导的研究组中，当时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一批学者很长时间之后还念念不忘王淦昌教授对他们的培养。王淦昌是我国核科学的领导人和学术带头人，是一位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科学家，是我国核科学的一代宗师。
王淦昌是一位把智慧和精力全部奉献给了中国人民的科学家，他以杰出的科学成就和高尚的品德，赢得了我国科学界的爱戴和尊敬。
(作者：李寿枬)
简历
1907年5月28日 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
1925—1929年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学习。
1929—1930年 任清华大学助教。
1930—1933年 在德国柏林大学读研究生，1933年获博士学位。
1934—1936年 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
1936—1950年 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
1947—1949年 任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物理系访问学者。
1950—1961年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第二机械工业部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55年 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
1956—1960年 任莫斯科联合原子核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1961—1978年 任第二机械工业部核武器研究所(九院)研究员、副所长、副院长。
1963年 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1963—1982)、副理事长(1978—1982)、名誉理事(1982— )。
1978年7月— 任核工业部副部长、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顾问;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原子能研究院名誉院长。
1980—1984年 任中国核学会理事长。
1980—1986年 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
主要论著
中文
1、王淦昌，我在早期的一项研究工作，科学，1992，44（1）：45～46
2、王淦昌，各种基子发现及其性能，科学世界，1947，16（819）：233～234
3、王淦昌、王祝翔、维克斯列尔、符拉娜、丁大钊等，关于在有奇异粒子参加时强 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问题，物理学报，1961，17(2)：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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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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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编;沈克琦 主编.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理学编 物理学卷 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411-4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