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一生
申勉
一、童年时期
1917年农历七月初一，我出生于贵州务川县桃符坝马拱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父辈三弟兄，父亲排行第三，性情刚直。母亲姓项，为人宽厚。我们姐妹三人，我六岁启蒙，从人之初而四书、诗经，只求背诵不求甚解。父亲管教很严，当天课文不能背诵，就锁我在楼上，连吃饭也不准下楼。十岁时突遭家变，大伯和父亲被仇杀，仇家扬言“斩草除根”，我被迫于当年冬随亲戚邹宗峰去成都。他就读于南门外私立高琦中学，我在一间教会学校——弟维小学上学。仅一个学期，因经济困难，邹就离开成都，把我寄托给一位贵州安顺籍的同乡王景仁先生。王系王若飞一家，其时他就读华西协合高中，生活也仅能自给而无力助我。我舅走后半年，杳无音信，经济来源断绝，生活已成问题，因而被迫失学，只得求助于王先生的同学，每天得几个铜板，以干锅饼，藉以充饥。当时寄宿在王先生处，认识华西大学的代灵君先生，平素经常好奇地问他一些英语单词，如“花”读flower，“树”读free等，因此对英语逐渐产生了兴趣。由于代先生对我遭遇的同情，他主动伸出援助之手，介绍我去见华西协合教会促进会负责人王俊贤先生，该会系一慈善机构。王先生询问我是哪里人，为何离乡背井来到成都，并要我写一简历，那时我年仅十二岁。
第二天我持写好的简历去见王先生，他说：“原打算送你去孤儿院，半工半读，学点手艺，我看你年纪小，又聪明，决定送你入明德小学。”当时我幼稚的心灵，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下，得到了关爱和温暖，内心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从此我又重新回到了学校，这是我人生转折的关键，王先生也是我终生难忘的恩人。
明德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位于城内南打金街。校长姓韩，华西协合高中毕业的。教务主任姓曾，是王先生的舅子。入校后把我插在高一年级。当时小学为六年制，分为初小和高小两级，高小从五年级到六年级。课程有国文、算术、英语、音体等科。我感到最难的是算术，因在家乡私塾时，连1、2、3……阿拉伯数字都没学过。曾先生叫人在课余给我补课，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基本上已跟得上班。高一期终考试，竟然跃居全班前列。
高小一年级我在校食宿，二年级时王师母叫我去她家食宿，离校约200米之遥。她家是三合院，除正房外，两边是厢房，中间是庭院，有两棵大树，还有一个水井。右边厢房楼上住的是王先生的朋友卢医生，楼下是客厅，又是王先生的书房，有风琴、留声机。左边厢房一间是饭厅，一间小卧室，我就住在这里。
第一天搬住王先生家，王师母叫我去理个“平头”，后发现我头上有疮，又叫我把头发剃光，请卢医生涂药。有时放学回家，王先生和师母都未回来，我一个人学弹风琴，或放留声机。有一次师母回来，正逢我放留声机，她轻声对我说：“你懂怎样放吗？一颗针只能放两次，否则就会弄坏唱片。”有时我弹琴，她伴唱。我还记得在一个盛夏的傍晚，坐在庭院树下纳凉，师母把我的头放在她怀里给我掏耳垢。亲切慈祥的面孔，犹如慈母一般抚摩着我的脸蛋，每忆及此，仿佛又回到慈母怀抱中幸福的童年。
在王师母家一年，同吃同住，视若亲人，并经常关心辅导我的学习。毕业时能取得全班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这和师母的殷切教诲和关怀爱护是分不开的。
还有一事使我深受感动难忘的，在小学毕业那天，校长宴请老师和毕业班学生。当成绩通知书发下时，急于知道成绩的优劣，就先拆开看了，受到训导主任的批评。心想毕业了还遭受训斥，幼小的心灵感觉受到了创伤，回到教室用拳头击桌，以示抗议。主任制止不听，他火冒之下就用板子打我的屁股，这更加使我感到羞怒。在席上只吃了一碗白饭，就回家了。师母看见我含泪的双眼，询问为什么原因后，就急忙奔向学校质问。回来后，她安慰地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以后不要那样做。”寥寥数语，流露出慈母的关爱。
小学毕业了，何去何从，忐忑不安。就在这年，王先生去北平燕京大学研究生班学习。同年师母生了个小弟取名超志，他们全家都要去北平。动身前夕，王先生对我说：“我们要走了，你打算怎么办？”这时我感到将要离别亲人的难过，同时又想到今后前途的渺茫。接着王先生微笑地说：“你入学手续已经办好了，继续入明德中学，今后要努力学习，争取前途。”顿时一颗沉重的心平静下来，默默无言，悲喜交集，热泪盈眶。
二、中学时代
（一）雅安的三年初中
1931年秋进入明德中学，学校在成都西南约300里的雅安县。由成都经大邑、新津、名山、百犬场等地。当时无公路，步行需数日。雅安位于大河之畔，河里鱼多而味鲜美。河边有个王胖子，专卖活鱼为生，供应来往客人。我们穷学生，只是听说而已，从未得品尝。城外面对周公山，每当云层笼罩山峰，就要下雨，它就是一个晴雨表。
学校坐落在城外张家山上，离城约五、六华里。每逢星期天，我去城里教堂做礼拜。有传教牧师主持仪式，唱赞美诗，朗诵圣经，宣讲教义。因我是教会助读生，参加礼拜也是我应尽的义务。学校校长姓杨，是华西大学毕业的，是位基督教徒。教务主任姓王，是雅安人。和我同班的袁克彬是小学的同学，也是教会助读生。
同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三省。学校组织我们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抗日，声讨日军侵华罪行。
学校课程中我对英语最感兴趣，我买了一本英汉袖珍字典，从A部依次抄写在纸上贴在床头边，清晨起床朗读背诵，三年如一日，从未间断。到初中毕业时已记得三千多单字了。音乐老师是个盲人，他身残志坚，弹唱俱佳，颇能引起学生兴趣。物理课当时学校无仪器设备，也未做实验，但对物理学里一些基本定理或专有名词，老师把它们概括成精简的词句，以便记忆。如讲“阿基米德”原理时，概括为“物体入水，必失其重，其所失之重，等于该物体排开同体积液体之重”。虽时过七十多年了，至今尚能背诵如流。英语课有两位老师，一个上口语课，是一位美国牧师，名叫施迷斯（Smith），上课用简短的对话，“yes，or，No”进行问答，另一个上课文。数学课也有两位老师，一个教代数，讲解清晰，比较易懂，几何是校长兼，照本宣科，学得很差。
初中三年，虽食宿不愁，但寒冬仅着单衣，足穿草鞋过冬。幸亏苍天有眼，三年无病痛，得以平安度过。
（二）康定之行
初中毕业这年，适逢全球经济不景气，生产衰退，市场萧条，工人失业，美国也不例外。因而教会经费来源困难，对教会助读生也无力相助。眼看即将面临失学，前途茫茫，日夜焦思。就在此时，原小学老师罗女士，系王师母女师的同窗好友，她委托当时在康定的屯盐总司令唐英师长的副官主任，赴成都采购物资返回康定途经雅安之便，捎来一信说：南京中央政治大学附属蒙藏学校（后改名为边疆学校）到康定招收高中新生。介绍我去见唐师长的姨太，系罗老师好友，嘱我与副官主任同行。从雅安动身当天，路经一座地势险峻的山岗——的芝闩时，遭遇土匪拦截，随行护送士兵与之交火，激战约半小时，土匪被击退。
从雅安到康定，途经天全、芦山、泸定等县。沿途崇山峻岭，人烟稀少。翻越大小象岭山脉，从山麓越过高山需整整一天。从山脚到山顶天气一日三变，有时山脚是晴天，半山是阴天，而山巅却是蒙蒙细雨。
到了泸定，经过横跨金沙江上的铁索桥，那是红军长征过金沙江的前一年。铁索桥面放的木板，步行其上，摇摇晃晃。桥下滚滚江水，奔流而下，震耳欲聋，好一幅壮观景象。当年太平天国石达开兵败于此，只留下历史上悲壮的一页，不禁令人兴叹。
到了目的地康定，副官带我去见唐师长，他躺在床上抽大烟，眉眼不睁的神情，专门替他打烟泡的人躺在他对面。师长把罗老师写给他姨太的信略略看了下，便吩咐我住在他卧室旁边的副官室。
康定是国民党时期西康省的省会。县城位于群山环抱之中，常常听到从山谷里传来优美动听的藏民豪放的歌声。城里汉藏杂居，但以藏族为主。有钱人家的小院称为“哥庄”。饮食以酥油、糌粑为主。
到康定后半个多月，仍未见招生的人来，心急如焚，不知如何是好。师长姨太发现我闷闷不乐的神情，她安慰说：“万一不来招生，你就入康定师范，校长是司令部委派的，只要师长关照一声就行了。”虽情绪暂时平静下来，但内心总是不愿在康定。一个月后，招生负责人张篷舟先生来了，真是喜出望外。但招生的对象是西康籍的学生，我又不是西康人，师长叫师范校长填写一张名康定籍的证明。考试后张榜通知，录取了十名，我名列第一。当时看榜的人纷纷议论，康定没有姓申的，一定是冒籍的。通知录取学生于次日报到，我因怕被当地考生殴打，不敢前往。师长姨太获悉后就叫一名“勤务兵”随我同去。到达招办处，九名学生早已到了，只差我一人。会上通知每人缴保证金30元大洋，并定于两日后动身。回到师部，姨太问我办些什么入学手续后，立即请师长写了一张“发给申勉入学保证金30元”的条子，交军需处办理。临行前姨太又给我一床新的被子和床单。辞别了师长和姨太，我们一行十一人，雇了六副滑竿、五匹马，向成都进发。在成都住宿于春熙路青年会，在此休息一天。
当时获悉王先生已从北平学习归来，立即去华西大学看望。阔别三年，见面之下，高兴万分。师母把沿途余下的地方钞票，如湖北的、江西的给我，并再三叮嘱我努力学习，立志成人。
（三）南京的三年高中
由成都包车去重庆，转乘法国汽轮“福同号”出川，经三峡，沿途观赏峡谷风光，美不胜收，在宜昌停船，游览黎园。从重庆至宜昌这段路程，由于江面狭窄又多险滩，只能白天航行。在汉口换了大轮，日夜兼行，到南京下关上岸，改乘汽车直驶学校。经过半个多月的旅途劳顿，又重新恢复紧张有序的学校生活，心情倍感兴奋。
学校位于南京和平门外晓庄，原陶行知先生创办的乡村师范旧址，离南京城约三十华里，坐落在幕府山旁，与紫金山遥遥相对。附近有名胜燕子矶，夏日晚饭后踏着晚霞前往游览。当时是一小镇，有小学、商店等。沿山盘旋而上至燕子矶头，下临滚滚长江，波涛汹涌，悬崖绝壁，令人望而生畏。传说一些失意的人，常在此跳岩自杀。旁边竖立一块大石碑，碑上刻有“想一想，死不得”六个触目惊心的鲜红大字。经常还有宪兵巡逻于此，注意来往行人，以防万一。此外附近有三台洞，江心是小岛“八卦洲”，据说岛上建有硫酸厂。
学校后山，树木茂盛，南京夏日炎热，可在林间纳凉。
学校实行军事管理，晨起早操后早餐，然后早读，八点上课。晚自习后集合点名就寝。按时熄灯，并有军事教官查房。如此紧张有序的生活，三年如一日，从而养成毕生早起和整洁的生活习惯。
生活方面，每月膳食费7.5元。因同学来自塞外边陲的新疆、内蒙，有的来自祖国西南的西康、西藏，生活习惯不同，有的吃面食，有的吃米饭。早餐有稀饭、馒头，每人一碟白糖、三样素菜。中饭和晚餐有干饭、稀饭、馒头，三荤一素一汤，逢年过节，还要加菜。每月还发两元零花钱。
穿的服装分春秋两季，春季两套德国黄卡布制服，秋季一套棉制服，还有一套外出服呢制服和一件呢大衣。暑天发两套短衫短裤。
住宿八人一小间，上下铺，统一发有军毯、蚊帐。早起整理内务，被条折叠，四楞上线，有军事教官检查打分。
学校设洗衣室，有专人负责。脏的衣服交去给你一块牌子，凭牌取衣。
总的来说，生活方面照顾周到，毫无后顾之忧。
入校后第一年，学校由于扩大招生，新增班级，原有校舍不敷应用。高一新班设在学校办公室两旁。后建新教室、音乐美术室和合作社各一幢。高中部分师范、畜牧和普通科三个班级，我是普通科，课程和普通高中相同。班主任丁扬斌老师，贵州黔西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后又入冯玉祥将军创办的西北讲武堂，曾任团长，冯部改编后，来校任教。三年如一日，不论寒暑，不分秋冬，每晚与学生同堂自习，从未缺席。每两周作一次文，当场命题，当场交卷。另外还规定写日记，求真务实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感动，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现在一些教师，则有望尘莫及之感。
回忆高二除夕之夜，师生欢聚一堂共度佳节，丁老师即席赋诗一首鼓励我们。诗云：“良□同聚大江头，万里边云一望收。普挂春灯酬岁首，高标团结挽狂流。勤奋好学成风气，立志成才雪国仇。二十四番风悉起，行看花发满神州。”（注：我班是高中普通科，那年是高二年级，本班同学共二十四人。）
英语老师劳无逸是留美的。课文中有一课标题为“Mr.TooL”，因此我们尊称他为TooL先生。语法为原文版《英文文法大全》，着重用图解分析句子成分，易于理解。高三时换了一位曾任西伯利亚乌丁斯克的领事，第一堂上的是“Necklace”，同学们对他的教学很不满意，不久他就主动离职了。代数用《范氏大代数》课本，教学方法好，学习进步也快。物理课老师照本宣科，不求甚解，学得糊里糊涂。其余各科，教学一般，乏善可述。老师除班主任丁扬斌先生是贵州人外，还有杨哲一、钱安毅两位老师也是贵阳人，他们都是国民党中央政大毕业的。校长蒋介石兼，教育长丁维芬，抗日战争初期是C.C系头子陈立夫。主任何玉书，负责学校实际工作，系贵州贵阳人，曾任江苏省农矿厅厅长。抗战时期回贵州任禁烟特派员。因其秉性刚正，不善迎合，贬为镇宁县令。
在高二年级上学期，我患伤寒病，学校立即用校车送往中央医院。临行前班主任亲来看我，安慰说：“病情不重，安心治疗，很快就可返校。”语重心长，感人至深，不禁淌下了眼泪。住院期间，饮食根据病情，分流质、半流质和干饭、面食，由医院供应。一入院，私人衣服全部换掉，一律穿医院病服。病床有专门护理人员，生活不能自理的，洗脸、刷牙、擦身都由护士照顾，勿需亲人操心。现在医院的护理工作与之相比，则差距甚大，口说为病人服务，实际是为钱服务。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病愈返校。虽缺课甚多，但在自己积极努力下，并未掉队，学期考试成绩仍名列前茅。
全班共二十四人，其中青海籍二人，西康籍四人，绥远、察哈尔籍十八人。和我相处较好的是绥远包头市的何廷琨，比我大两岁。从高二开始，我们每天晚饭后去学校后山树林间练习演讲。后来他在全校（包括大学部在内）演讲比赛中荣获第三名，这不能不说是得益于平时的训练。
三、高中毕业后
（一）考入西北农学院
高中毕业，正值“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八•一三”日机轰炸上海，接着又炸南京，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就在这年，我考取了西北农学院水利工程系。一共凑了四十几元的入学费，其中有三十元是入高中时的保证金，其余为老师资助的。9月15日由南京乘津浦路火车到徐州，转乘陇海路到西安，住宿关中旅舍，18日到校。学校位于武功县附近一座小山上。北方的秋天，树叶凋零，天气转冷，极目一片凄凉景象。学校膳食以面食为主，初从南方来，还不习惯。加之没有经济来源，钱用完了，又无后援，日夜愁思，不能安心学习，上了一个多月的课就休学了。
（二）重返母校专修科
离开西北农学院返回西安，又住宿在原来的关中旅舍。适逢从南京回原籍青海西宁的高中师范科同学，得知母校专修科和大学部已迁江西庐山牯岭，中学部迁安徽黄山。原拟乘陇海直达徐州，然后转南京，遂改由郑州转平汉路到武汉，坐轮船到九江，然后步行上庐山。在山麓有中国旅行社，登记入山可乘轿或坐滑竿。沿途有凉亭，卖小吃、饮料，既可解饥渴，又可供休息。有一段路程坡度较陡，名叫“好汉坡”，顾名思义，能登上此坡者堪称好汉矣。山顶有小集市，再往前行，曲径通幽，古树参天，风景宜人，使人心旷神怡，如入仙境。
学校设于“传习学舍”大楼，系国民党培训高级官员之地，旁边有图书馆、食堂等配套设施。遥遥相对的是一间美国小学，因山上有很多外国侨民租界地。
在庐山休息数日，又分批去庐山反背之星子县附近一座古庙军训半月。星子县位于鄱阳湖滨，是一座古城，还有城墙。不久南京沦陷，学校西迁至湘黔交界之芷江县。从庐山几经转折，由九江到南昌，改乘浙赣路到长沙，然后乘汽车至邵阳。在这里休息几天，又坐车到洞口，公路至此尽头，然后步行经洪江到芷江。中学部也从黄山先后到达。专修科同大学部住芷江联中，中学部住芷江两级小学。
（三）芷江校潮
学校迁芷江后，原拟稍俟休息恢复上课。后大学部总务处因尅扣学生伙食费，引起校潮，要求撤换总务主任吴悒峰。吴系国民党中央委员，是C.C系骨干，虽名义上负责总务，实际掌握学校大权，蒋介石仅是名誉校长而已。另外学校设教育长，C.C系头子陈果夫兼。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系陈果夫之胞弟。闻讯校潮发生，陈氏兄弟立即由武汉赶至芷江，召集全校学生讲话，劝说大家，以期平息校潮。但因对学生提出要求未作正面答复，反而激起公愤，群情激昂，当场大家把佩戴的学生证扯下，以示抗议。
我们专修科当时仍隶属边疆学校。主任吴铸仁，也是C.C系。同学们对他过去一些措施早已不满，无处发泄，趁大学部校潮之际，在每周星期一纪念周仪式上，我当众向吴发表抗议演讲，抨击其以往措施。会后他派训育主任崔可章威吓警告，限令我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芷江，否则将以断然手段处置。惟恐其采取特务手段进行报复陷害，在同学们的关怀和保护下，于通知离校的第三天，只身悄然离开了芷江。
（四）十一年阔别的故乡
十岁被迫离乡，转眼十一年了。思乡之念，怀念亲情，不禁油然而生。离开芷江，决定返乡探望慈母。乘湘黔路返黔，到达贵阳，路费已罄，人地生疏，借贷无门，急中生智，向教会福音堂求助。这位牧师名叫George Smeth，是英国人。我用英语和他对话，他慨然资助大洋十五元。按当时物价，这是一笔不少的数。从贵阳乘车到遵义，那时遵义到务川不通公路，只能步行。坐滑竿五天到了县城，住宿一家小客栈。从谈话中得知店主张习书，系和我亲戚邹宗峰也是戚谊。因我年幼离家，不知家住何处，只记得邹宗峰名字。他告诉我邹住在柏村场，离城六十里，以及去柏村的路线。途经一小村庄时，忽然跑来一只恶犬，咬伤后面抬夫的脚，顿时血流不止，只得暂停下来。恰好附近有一间私塾，一位戴眼镜的乡教先生走过来，以好奇的眼光打量着我，然后慢吞吞地问道：“你这位先生从何处而来，往何处而去？”开始我还有点犹豫，不敢暴露真实身份，怕被家父仇人加害。但从他和颜悦色的表情，亲切的语言，似觉毫无敌意，我才告以真实姓名。“你就是申某某，十多年了，不通音信，家中亲人还不知你是死是活。”他惊喜地说。接着又说：“你亲姐姐就出嫁在附近的花院子邹家，他四弟在这里读书，叫他带你去看望吧。”
一进花院子朝门，很多人都围拢来了。他高声喊叫：“大嫂，你弟弟回来了。”姐弟相见，互不相识，彼此一言不发，只见她顿时眼泪双流，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
第二天姐哥带我回家看望母亲。我家和姐哥家只隔一座大山，翻越山岭，下到山脚就是我们小村——马拱坡。全院仅二十多户人家，坐落在似马鞍形的山岗上。虽村子不大，因在清朝出了个做福建德化县的知县，并竖有牌坊，故而远近闻名。
那天正值春播季节，很多人在下种包谷。路经山岗，大家都异口同声询问：“那人是谁？是来找谁的？”七嘴八舌，议论不休。由于我对姐哥打了招呼，事先勿告诉大家，也不要禀告母亲，看他们是否认得我。过了家门，姐哥继续往前走，我也跟着往前行。他回头说：“你家已经到了，三舅娘不在屋，我去找她回来。”一会儿，妈妈来了，手拿锄头，显然是在菜地干活。那年她虽才四十左右，但历经沧桑，满面皱纹，显得非常憔悴。母子相见，彼此都认不出来了。妈妈以惊奇的眼神凝视着我，说：“这位先生是从城里来的吗？”此时我再也忍不住了，喊了一声：“妈妈，你儿回来了。”顿时妈妈眼泪双流，失声哭了：儿呀！你终于回来了。
十一年阔别，骨肉分离，喜获重逢，真有道不尽的苦水，叙不完的辛酸。在家仅仅逗留几天，为了前途，忍痛泣别了慈母，又奔向生活的征途。
四、歧路彷徨的三年：1938—1941
（一）独山保甲训练所的半年
1938年5月又转到贵阳，终日徘徊街头，惶惶如丧家之犬。正当走投无路之际，遇见高中时的班主任丁扬斌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他那时在贵阳女中任教，校长刘恒是北大的同窗。丁师询问我离开学校后的情况，以及来贵阳的目的和今后的打算。我回答说：“升学又无钱，就业又无门，不知如何是好。”他就叫我住食他家，等待机会。后又遇高中时杨哲一老师，介绍我去独山县政府作办事员。县长吕广恩系杨师政大同学。那年各县成立保甲训练所，调我到所里当教务员，负责课程安排和学员考试成绩等工作。另有管事务的孔繁云，系县长同乡，和我住在一起，因是同龄人，相处很融洽。教育长许中杰，大学学历，并无官气，对我们也很好。所里学员，多数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低，见闻不广，有时我对他们作抗战形势报告。县里有民教馆，有些书刊杂志，闲时可去借阅。
（二）毕节师范的半年
1939年元月，杨哲一老师任毕节师范校长，叫我到贵阳和他同去。我辞去保甲训练所工作，于2月3日回贵阳，住宿河滨路一家小旅舍。4日早晨到教育厅后的白沙巷看望高中时一位老师冉楚湘先生。中饭时，空袭警报响了，接着紧急警报，炸弹爆炸了，房屋墙壁震垮了半截，吓得我人忙无计，钻到桌下。后来敌机走了，出门一望，火光冲天，浓烟滚滚，不见天日，心想不被炸死，也会被烧死。这时看很多人往巷外逃生，我也随人群冲出去，看到隔壁倒塌的墙下躺着一个小孩呼叫“救命”，自顾不暇，更无人去援救了。出巷后奔向东山郊外。夜幕降临，火光熄灭了，我转回住宿的旅舍，路经大十字，原贵阳最繁华的市区，断壁颓垣，一片瓦砾，余烟未尽，气味熏人，一片凄凉景象。到达旅舍，房屋已夷为平地，这就是闻名于世的贵阳“二•四”大轰炸。昔日贵阳市的精华——繁华的大十字已成一片废墟。不知多少人丧失了生命，失去了亲人。这一笔血债是日本侵略者对贵阳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2月5日随杨老师同车去毕节，途经黔西、大方两县。由于那时路况很差，路面不平，坡度也陡，车速较慢，从贵阳到毕节需整整一天。
学校位于城内白花山脚一座古庙，依山建筑，分为高低两层。学校设初师部和中师部。我在教务处工作，办理学生注册、成绩登记、缺旷等，同时兼管教师伙食出纳、采购。这是杨老师对我的特殊照顾，每月可多得点收入。教务主任杨友群，也是政大毕业的。各科专任教师由校长聘任。其中音乐老师汪秋叶和教务主任杨友群共同创作了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如毕师校歌，歌词大意：“毕节的土地连锁川滇，毕节的民风诚朴勇敢，毕师的同学个个都要做顶天立地的英雄汉……”还编写一些抗战歌曲，如《四季歌》，因年代久远，记得断续不全，其中有几句：“春季里，菜花黄，黄又黄，敌人凶狠甚豺狼，烧杀掠夺奸妇女，血海深仇怎能忘，怎能忘。”歌声慷慨激昂，雄伟悲壮，至今仍记忆犹新。
在毕师半年，工作之余，仍继续复习功课，准备应考大学。解放前大学入学考试不分文理科，高中各科都需测试，只是数理化试题较文科难些。总的来说，学生学习负担比现在重。如中外史地就有十册，再加数理化，分量之重，可想而知。从命题而言，国文以作文、翻译古文为主。英文同样侧重作文、翻译，没有单项语法测试。如考查学生真实成绩好坏，一篇作文就可反映出来。而目前高考命题，单项语法测试考生纵获高分，但写作却词不达意，甚至别字连篇，连一封简短的信函也不通顺。
（三）报考军校
学校结束放暑假了，我去贵阳报考学校。因到达日期晚了，省外来筑招生大学已过期，只有待诸来年。而省内只有贵大、师院，学校校誉不高，成绩较好的学生都不愿报考。
这年武汉失守，抗战方酣，部队需人，各类军事学校降低成绩，扩大招生。我以第一名优异成绩考入设在贵州龙里的辎重兵学校，可入伍一月，又开小差跑回贵阳。不久中央军校昆明五分校来筑招生，我考取了，因非军校本校而又未去。继后通信兵学校招生，设在贵阳师范，我又以第一名考入该校，由于生活太差，入伍几天又自动离去。
（四）离乡十二年回家的第一个春节
在贵阳报考学校这段时间，住宿在铜像台附近龙泉巷务川同乡伍家旅舍，务川老乡大都下榻于此。有一位军官名叫付德书，务川红丝龙桥人，退役回乡。闲谈中他知道我尚未结婚，无意中谈到城里柑子林有个姑娘，才貌尚可，在心中遂留下了印象。
在贵阳闲住日久，原工作时的积余已快用尽。时近年终，寒冬腊月，思绪不宁，心情浮动，歧路彷徨，不知所从。正值堂兄申又汲在省区长训练班学习结束返乡，约我同行，所需旅费，由他资助。自幼离家十多年，未得与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更加心急如焚。到家已是岁尽冬残，除夕将至，过年用品，一应俱无，四壁萧然，冷冷清清，但得与慈母共进年饭，粗茶淡饭，亦怡然自得，乐在其中。堂兄得知我家境况，叫胞兄贵兴哥送上大米、腊肉，并附上一纸：“兹送上年事用品，数虽微薄，此非盗泉，希笑纳是幸。”雪中送炭，感人至深。
除夕之夜，自拟对联一副，庆祝新春：
千万同胞惨遭蹂躏倭寇使然
后方山国犹庆太平于心何安
（五）务川男小校长：1940年2月
年过完了，堂兄向政府推荐我为县城男小校长。当时全县仅有两所完校，男校和女校。全县高中毕业生屈指可数，凤毛麟角。原男小校长由商会会长申惠畴兼，他出身行武，号称司令官。县长熊绍儒，黔西县人，东南大学毕业，此人对务川教育事业有所建树，1940年创建务川中学。我任男校校长时，教务主任肖绍鑫，浙江人，图画教师是县长同乡，长于西画。学校大门顶楼、墙壁都有他画的图案，学校气象，焕然一新。其余各科均系本县教师担任。
开学不久，清明前夕，曾任副团长、后在遵义陆大俄语班学习的龚鲁先生回乡扫墓。他勉励我说：“男儿志在四方，为何恋于小学校长？”接着又说：“我在军界人际关系较熟，毕业后，届时可助一臂之力。”在他的鼓励下，遂毅然辞去了工作。
回忆在男小这段时间，虽很短暂，但终生的姻缘都奠基于此。柑子林的田姑娘，当时在女小读书，身材修长，排队在第一、二名。由于原来思想上已有印象，每次集会，便吸引我的注意。在旧社会的封建家庭，受旧礼教观念的束缚，男女交往很不自由，尤其是象务川这样偏僻小县更是如此。彼此面谈的机会根本不可能，只有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目迎目送。而她总是低头匆匆而去，羞答答的神态更加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越发令人神往。继后我请人作媒，女方回话需征求其父亲意见，因她父亲当时在凤冈工作，不久回信同意，遂按本地风俗先送一道人情。
（六）再次赴贵阳投考军校
清明节后，龚鲁返遵义，约我同行。在遵逗留一日，即贵阳报考成都中央军官学校十八期一总队。录取后，请假回家自行前往。为了省钱，决定步行，取道正安安场，从安场翻越高山白马，夜宿四川元村坝。当晚敌机过境轰炸重庆。闲谈中店主知我去成都军校，他插话说：“敌机在前后方狂轰滥炸，军民死伤惨重，很多现役军人都想退伍，你还去军校，毕业后不过是个幺排长。”听了他言，犹豫不决。夜深了，万籁无声，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此时又传来敌机过境的轰鸣声，想到前方的人还向后方逃命，我又为何自投罗网呢，于是决心返乡，再作打算。
（七）丰乐区立小学校长：1940．09—1941．02
回务川后不久，亲戚邹宗峰任二区丰乐区长，正值各区新建区立完小，缺乏师资，约我去学校工作。学校仅招初小、高小两个班。除我外，只有两名教师，一是况先敏，原籍遵义，系遵义老三中学生，随同其父来务的。另一位是务川男小毕业的学生，长于绘画，虽学历不高，但做一名小学美术教师，亦可勉强充数。学校和区公所设在一幢楼房，依山建筑，面临田坝，后山树木茂盛，风景宜人，却有世外桃源之感。学生仅四、五十人。有几个家境较好的学生在务川初中毕业后，去贵阳高工就读，抗战末期参加青年军去了台湾，如曾凡平，后又由台湾去美国，进了大学，当了传教士，入了美国籍。1991年后曾两次返乡省亲，师生重逢，畅叙往昔，沧海桑田，人世变迁，无限感慨。
当时学校设备简陋，学生桌凳都是临时固定的长桌长凳，每张可坐四、五人。图书仪器，设备全无，只是照本宣科。学生年龄一般偏大，上课秩序井然，专心听讲。
（八）为前程二次入川，为婚姻从简下聘
在丰乐小学一个学期。1941年春，龚鲁的幺叔龚植之由军校返乡探亲，又敦促我去成都军校，并致信其侄女龚慧给予照顾。龚慧系龚鲁之亲妹，其爱人任觉五，系黄埔二期生，任四川省三青团干事长。在他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下，我又重振雄心，二次入川。
临行前，为落实婚事，上书岳父田邦彦，那时他已由凤冈回县田粮处工作，任科长。岳父自幼攻读古书，旧学功底深厚，行文精简流畅，并富感情。回忆岳父在回信中这样写道：“吾婿幼年出外，十载于兹。险阻艰难，备尝之矣。将来为国服务，必能担繁任巨。此点最为余所重视，慨然许婚，良以此勉励前程。对于订婚一事，从简下聘，亦可照办。盖既属姻娅，凡事当互助互谅，不可从事铺张，遭致拮据……”
按务川旧俗，订婚称为“下聘”或“烧香”。礼品为：五色衣料、猪腿、糖果、条换，根据女方亲戚人数而定。（“条换”是把猪肉割成3—5斤重一块之称。）
这次入川路线由务川浞水到四川江口，这是旧社会务川的一条运盐大道，路三百华里。由江口沿河步行，沿途人烟稀少，道路艰险，崎岖曲折，有时攀援岩壁上下，稍一不慎，便有坠入江河之虞。有一天，天色已晚，尚未找到旅店，只有一处煤矿区——煤炭湾。人们赤身裸体，仅有一块遮羞布，浑身漆黑，露出一对眼睛。为了活命，夜以继日地劳动，真象一个人间地狱。经过几天步行到达涪陵，乘船逆江而上到了重庆。
当天，日机空袭重庆，慌乱的人群，蜂拥到江边的防空洞，我因初到重庆，道路不熟，只得随大家飞奔逃命。据说敌机对重庆——国民党的陪都——日夜轮番轰炸，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我就在空袭解除后匆匆离开了重庆。取道小川北，经桐梁、安岳、罗至等地，约一千里路程，步行一周到达成都。那时年轻气盛，一心向往前途，并不感徒步跋涉之苦。
到成都后，原军校十八期早已开学，只能去入伍生团等待下期。该团设于离成都约三十里的新都县宝光寺，附近有以桂花树闻名的桂湖公园，桂花飘香，芳味扑鼻，令人心旷神怡。寺内有五百尊罗汉，据说是全国第二大罗汉堂，可惜当时我无缘去瞻仰。因该团系预备入伍前的训练，不算正式学业，于是又跑回成都，暂住任觉伍先生公馆。不久政大、军校十九期先后在成都招生。
政大第一天考试国文。作文题“总裁述其母教曰，口体之养，世俗之誉，非所以教亲，男儿唯以身许国，乃无忝所生，试申其义。”我答卷的开头“夫圣贤之所以为圣贤，豪杰之所以为豪杰，虽不同于常人者较多，而得之于贤良母教者为尤多。唯其贤良也，故能教之以道，训之以方，晓之以大义，明之以事理，谆谆焉务期其有成。昔孟母之三迁也，岳母之以精忠报国教子也，即为明鉴……”
第二堂考数学。十时许，空袭警报。考场在郊外一间茅草搭建的学校，我认为比较安全，无躲避之必要。接着响起了紧急警报，从远处的天空传来了机声的轰鸣。抬头一望，一群银白色的敌机向市空飞来，炸弹爆炸了，房顶垮了下来，吓得我慌忙趴在桌下。警报解除了，从教室跑出野外，见一人躲在田边，一只耳朵被弹片切断了。当天考试宣布暂停，改在次日继续举行。离开考场，返回驻地。路经市区少城公园，发现躲在公园壕沟里的人群，成堆被炸死，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事后，得知敌机共108架，分四批对成都闹市轮番轰炸，这是继贵阳“二•四”大轰炸之后，我又一次身临敌机轰炸的情景。
五、大学期间
（一）中央政大：1941．10—1942．04
考试结束了，等待录取通知。在这段期间，任先生的一位老乡从灌县来看他，是灌县中学校长，介绍我去该校教英语。到了灌县，还未上课，军校的录取通知寄来了，立即赶回成都南门外武侯祠报到。不久见报上登载我被政大录取。政大既包穿吃，又包工作分配，又无战场上的危险，权衡得失，决心弃武从文。但心中忧喜参半，喜的是圆了大学梦，忧的是连赴渝车费都成问题。幸而有位姓杨的同学，虽相处不久，但萍水相逢，一见如故，主动解囊，慨然相助，因而顺利成行得遂初衷。
政大位于重庆郊区南温泉，是一风景名胜地，依山傍水，气候宜人。学校是国民党培训文职人员的最高学府，设法政、财经、新闻、外文等系，各系设训导员掌握学生思想动态。我们一年级外文系的训导员虞文先生，是留学日本的。校长蒋介石兼。下设教育长负责校务工作，当时是张道藩，贵州盘县人，据说与周恩来同时的勤工俭学留法生。再下设教务、训导两处，分别由刘振东、李锡恩担任。
学校实行军事管理。新生入学第一学期，集训一个月。全校设总队长一人，中将衔，名王溥。各年级设大队长一人，少将阶级，一年级是孙家骧，贵阳人，各系设中队长一人，上校阶级。
课程设置，一年级有政治学、经济学、国文、英文等科。政治教师是当时知名学者、著有政治学专著的萨孟武。经济学教师是赵兰平。没有教本，先生口述，学生笔记，就是一篇流畅的文章。英语教师是外交部欧洲司司长兼，全部用英语讲授。
学校除注重学科成绩外，还培养学生语言交际能力，开展中、英文演讲竞赛、辩论会、话剧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入校后第一个学期举行国语演讲竞赛，各系初赛选两名参加同年级复赛，再选一名参加全校决赛。在一年级复赛中我获得决赛权。对我的讲题《三民主义的现实任务》，认为内容丰富，非十五分钟所能阐述，需另行选题。第二天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找到胡愈文撰写的《进步与倒退》一文，题材新颖，心想出奇取胜。赛前每天晚餐后偕贵州同乡李茂先在学校附近树林中预习。决赛之日，全校师生参加，老教育长陈果夫弟兄都亲临会场。礼堂灯光通明，台上空无一物，显得格外庄严肃穆。初赛的人，感到手脚都不知所措。比赛刚结束，副训导长张芷扬就叫我到办公室去，带着恶言厉色的态度质询：“谁指使你宣传革命的三民主义？”我说明了换题的动机和文章的出处，第二天又从图书馆把这篇文章呈阅他，才算平安渡过。事后虞训导员才对我说：“所谓革命的三民主义，是‘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是共产党的口号”。当时我确实不知道，这也充分暴露出他们对共产党的恐惧心理。
不久又举行英语演讲竞赛。经过第一次演讲的教训，我再也不愿参加一切活动了。训导员发觉我情绪消沉，一言不发，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你如果象这样的表现继续下去，更加令学校怀疑你有共产党之嫌，你应该积极参加学校活动，坦然面对。”语重心长，使我感动。于是又参加英语演讲竞赛。在决赛中我虽然落选，但为能进入决赛而感到自满，因我还是一年级的新生。
第二学期，学生食堂改选，我被选为膳团监察委员。在1942年4月春假期间，因膳食质量较差，引起同学不满。我发起各年级代表查食堂总务的账。由于事前未经请示，后来竟然以煽动同学对生活不满为借口，鼓动校潮为由而被勒令退学。同时还有本系王振东同学，因与中队长顶嘴，以不服管教、不听指挥的罪名，也落到同样下场。当晚全系同学在学校合作社为我们惜别送行，席间同学倡议为我们捐助路费，内心深受感动。次日清晨趁全校早餐之际，系友严希信送我上船，悄然离去。当时心情真有难言之隐痛，欣然而来，凄然而去，前途茫茫，竞往何处。但事已至此，悔恨伤感，又有何益。只有重振旗鼓，卷土重来，于是决心返黔，应考浙大。
（二）浙江大学的四年：1942.09—1946.06
从重庆南岸土桥搭乘“黄鱼”车，该车是军用车，按规定不能搭人。但当时司机为了找“外水”，乃司空见惯之事。同时客车少，也是为了满足客观需要。到达遵义，才四月下旬，离考期尚早。为了省钱，暂住遵义师范学校。校长杨友群系原毕师教务主任。浙大考试被录取后，返家筹措入学费用。得悉祖辈为了后人遭遇特殊事故无力自助者，特留下公田作为资助。在族长毛五幺爷、季祥三叔的主持下，卖了一份公田，得烟土十两，出售五千元，作为入学零用。
抗战时期，绝大多数学生家乡沦陷，经济来源断绝，学生伙食全部由国家供给，称为“贷金”。但后来都未归还。
浙大迁到遵义，校舍租借公房、会馆、民舍，仅遵义一地就无法供应，因而分设于遵义、湄潭、永兴三地。遵义为校本部，以何家巷内一幢古老的军用营房为主。教务处、训导处、食堂、部分教室和男生宿舍都设于此。校长办公室、总务处在老城“子弹库”，即遵义原老三中校址，革命前辈黄齐生先生曾掌教于此，解放初期遵义师范和现在十一中所在地。原为四合天井的木屋结构，前后共几层，每层之间有走廊相通，既可遮荫，又可避雨。图书馆和部分教室在城外桃园洞山上。女生宿舍在老城杨柳街侯之担师长公馆。教师俱乐部在老城柿花园。男生宿舍除何家巷外，文史系同学住老城经历司街唐家祠堂。老师宿舍分散在新老城民房。
大二到大四分设于遵义、湄潭。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在湄潭。一年级新生及“先修班”在永兴。永兴在旧社会为贵州四大场之一，即一打鼓（现金沙县），二永兴，三茅台，四鸭溪。当时永兴场以经营商业为主，四川商人特多。五天一场，每逢赶集，摩肩接踵，人来人往，水泄不通。一年级分部主任储任科，后为钱宝琮教授。永兴分部设在江馆与楚馆。我们外文系人数最少，一共十人，其中女同学三——二人。据我回忆女同学：王毓华、周定之（二年级转学武大），男同学：薄学文（后改名薄冰，北外教授）、胡金麟、彭国梁、刘壮冲、卜国钧（二年级休学）、郑润生（二年级转农经系）、陆又新（后考政大）、申勉。外文系课程有语音学，老师费特生，留美的。公共英语老师冯斐，体育老师舒鸿，资格老，曾任奥林匹克国际裁判，工作认真负责。每晨早操亲自主持，有运动姿势不到位的，则大声喝道：人到手到，绝不手软。人皆敬而畏之。国文老师薛声振兼上文字学，还有中国通史、微积分等科。在一年级时举行一次越野赛，我获第二名并得一双跑鞋的奖品。
当时国内不少知名学者任教于浙大。如理学院数学系教授苏步青、陈建功，文学院院长梅光迪，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他与胡适先生分庭抗礼，主张古典文学。史地系主任张其昀先生，去台湾后，创办中国人文大学。历史地理教授谭其骧是该学科的先驱者，解放后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宋史教授陈乐素，是抗战前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之子，治学严谨，备课认真。政治学教授费巩，留学英国，据说是袁世凯之快婿，讲课生动，内容翔实，引人入胜，为人正直，生活朴素，不尚虚荣，不图名利，深得同学赞誉。在休假期赴重庆各大学讲学时，不幸在轮渡途中失踪。校长竺可桢亲赴重庆营救未果，传闻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噩耗传来，全校师生不禁为之同声一哭。西洋史教授顾谷宜，温文尔雅，诙谐有趣，虽炎热盛夏，学生也精神焕发，毫无倦意。外文系教授佘坤珊，留学美国，主讲英诗选读和散文作文，对学生要求严格，批改写作，逐人逐句进行讲解，认真负责，同学都敬而畏之。戏剧张君川老师讲授，全部用英文解释，同学们笔记。态度随和，不拘形迹，平易近人，并组织一业余戏剧研究会。法文教授黄尊生，为人温和可亲。还有历史系李洁非老师，上大三近代史，兼历史系研究室工作，对学生热情、关心。记得一次我未请假缺课，在街上被他发现，事后他写一便条寄我：“上课时，何以急急投照相馆为？”因当时我匆忙躲入附近一相馆内。寥寥数语，感人至深。
在浙大四年，虽在战争年代，生活条件极端艰苦，而老师严谨治学之精神，生活艰苦朴素之作风，待人虚怀若谷之态度，对学生之热情关爱，至今犹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学校校训“求是”精神，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之中。考试严格认真，严禁弄虚作假，考试舞弊一经发觉，除该科作零分外，视情节轻重，给以处分。另外两门主科重修不及格，则勒令退学。
学校校歌“大不自多，海纳江河。唯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为道兮，形下为器……”
当时学校物质条件很差，晚自习用油灯，住宿几人合住一小间，十分拥挤，但学习刻苦，情绪很高。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专业人才。解放后有在北外、浙大、复旦等校任教的，有在南京天文台当台长的，有在台北人文大学当校长的。在北外任教的外文系同学薄学文（后改名薄冰），著有《英语语法》一书。史地系吕欣良（改名吕东明），在北京大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还有同系同学司徒巨勋、阚级琼留学美国，解放后仍在该国工作。
在同学中知己的有王树仁、王鹤年、桂永杰三人。王树仁，河南偃师人，父亲北大生，抗战期间，曾任四川巴县县长。抗战胜利后，任河南救济总署署长、南京行政院司长等职。他待我情深，常在经济上助我，并不索还。解放初在大连医学院附中任教，后随校西迁来遵义，一直工作到退休，评为副教授。老伴先去世，身边仅有一子，因家庭出身不好，未受高等教育，在学院搞后勤，为生活奔忙，无暇照顾老人。女儿女婿又远在深圳，难以应急。不幸身患重病，终日卧床，行动维艰，晚景凄凉，不堪回首，已于2004年病故。
王鹤年，遵义鸭溪人，1947年在遵义省高任教，解放后在遵师教学，为人刚直不阿，性格开朗，富于表达能力，课堂教学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深得学生赞誉。因不满时政，对领导不恭，在反右运动中以“莫须有”罪名打成反革命，逮捕入狱，不幸死于狱中，时年方四十。其子王祥厚，1954年就读于遵义四中高一，毕业后考入北京煤炭学院，现系贵工大教授、研究生导师。鹤年有灵，亦当含笑于九泉矣。
桂永杰，江西贵溪人，胞兄桂永清系国民党海军总司令。1946年浙大毕业后，即赴英留学，并常通音讯。自1949年解放至今1976年，长达27年之久，不通音信。由于毛泽东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封锁政策，海外关系、收听外台都属大逆不道、十恶不赦之列。当时中国与世隔绝，已成孤立状态。直到邓老上台改革开放，海外关系解冻。1982年务川侨居美国同乡曾凡平回乡探亲，通过他才与桂永杰取得联系。藉悉他于1950年定居美国，现因患肺气肿退休闲居家中，并寄相片一张，以资纪念。
回忆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朝夕相处，同窗共读，此情此景，犹历历在目。而今山河依旧，人物全非，不胜感慨。
在浙大二年级时，堂兄申又汲因在区长任内，所辖桃符十八步桥头发生四川商人被杀一案，诬陷与其区丁有牵连，因而被捕，后又转移遵义监狱。在狱中他致信给我前去探望。信中字里行间，凄楚之情，溢于言表。“兄处此异乡羁囚之际，极目惨状。亟思吾弟于每周末来此一晤，以释忧怀。兄当少沽杯酒，与吾弟共作苦中之乐也。现家中人已来此，刻已返去，余不一一，统俟面谈。”在解放前无罪释放，闲居家中，未问政事，仅经小商来往于务川与浞水之间。他认清当前形势，对国民党晚期的倒行逆施，深表不满。如他著的《拉兵歌》，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官员的腐败现象，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他内心对时政的不满。这首歌曲广泛流传于川、黔、湘、鄂四省边区群众之中，歌词凄楚，通俗易懂，感人肺腑，催人泪下，堪与古典文学中杜甫的《石壕吏》与白居易的《兵车行》媲美。解放初期，任教都濡小学。1952年土改，被所谓“贫下中农”的同族兄弟以“农会”名义要回本乡斗争，以十八步杀人案的血债罪名，成为“阶级斗争”为纲的冤死鬼。
在浙大四年的寒暑假期，多数时间住在岳父家。他那时是县田粮处科长，每餐同他共食，但女方从未同席，更不能见面交谈。当时务川之封建，可想而知。随后我请她同班同学吴兰芬约去她家，事先她不知道，刚一进门，见我在那里，感到进退两难，表情十分羞涩。后来我住她家，每天清晨，她送洗脸水到房门口，脉脉含情，一言不发转身就走了。好几次想让她留步谈谈，终因缺乏勇气而罢。婚前每年她都亲手做几双布鞋送我，关爱之情，自在不言之中。
六、大学毕业后
（一）任教私立城成中学：1946．09—1947．02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了。1946年学校复员迁回杭州。政府发给每人复员费法币拾贰万元，折合当时约一两多黄金。我已毕业，未随校同去。复员前，老师蒋炳贤介绍我到城成中学任教，他是城中校长李仲明兄之女婿。正值城中成立高中，缺乏师资。学校位于桃园洞山上，环境幽美，空气新鲜，无城市之喧哗，是一个学习的好地方，缺点是学校范围小，活动场地不大。我上高一两班地理，兼一班英语，工作轻松，课余有时在桃园茶馆品茶聊天。那里有当时遵义书法家号“一园老叟”书写的一副对联，上联是“最高尚粉笔生涯”，下联是“从古来英雄末路”。这是对教书人的真实写照。
（二）任教省立遵义高中：1947．03—1947．07
1947年春季，同学王鹤年在遵义省高任教，介绍我到该校教英语，上高二下、高三上、下三个班，每周共18节课。学校位于北门洗马滩，即现在遵义医院地址。校长高树森，日本留学生，教务主任蹇人诚，遵义人，训育主任何锡周，国文老师万苏黎、魏宁平。星期日学校老师郊游野餐，由老师轮流当庄，一切与世无争，倒也自得其乐。
开学的第一周，我讲完高二年级第一课“One Thing ata Time”，当堂有学生王孝溶用英语提问，课后又到我宿舍用英语寒暄，意图考考老师。事后我得知他是该班也是全校英语科的佼佼者。解放前学生对新老师都要来一个下马威，如果不行，就要被抬走。经过一番测试，我终于立住了脚跟，深得同学们的信任。从此王同学与我成为亦师亦友的关系。
学期结束，我搬出学校住社会服务处，即原红花岗区政府所在地。主任姓吴，以其体胖，故人称吴胖子。后来他介绍我给中国银行遵义分行行长和丁字口绸缎店代家的孩子补习英语，又介绍为步校翻译一本美国步兵操典，因我又要上课，时间较忙，遂与王合译完成。
（三）贵阳花溪私立清华中学：1947．09—1948．02
在遵义教学一年，于1947年秋接申尚贤叔函任教贵阳清华中学。校长唐宝鑫1947年赴美深造，由教务主任王鸿奎代行。教师林中青及其夫人何治贤均系清华大学毕业，国文老师刘冲北大毕业，生物老师熊南英西南联大毕业。这年秋季应聘的老师除我外，有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刘耀能。“丙舍”是单身教师宿舍，一楼一底的砖屋结构，面积小，但很整洁。我与刘老师对门相望，同龄单身，相处甚好。星期六结伴去贵阳，星期日下午返校。
我上高三、初三毕业班外国史，还上一班英语。原高三历史系贵大王德普教授兼，已去台大任教。初到清华，胡一天申尚贤叔约我同高二班任同学用英语对话，任是贵大教务长任泰之子，英语口语流利。尚贤叔想借此抬高我的声誉，关爱之心，可谓良苦。
（四）在务川中学的一年：1948．03—1949．02
1948年元月，寒假。接家中来信，母亲病重，嘱我速归。到家后，母亲催促完婚。她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自古而然。”当时务中校长由县长兼，地方父老推荐我担任。抗战时期，许多大学西迁于云、贵、川三省，中学教师来源，不虞缺乏。抗战胜利后，外籍教师纷纷离去，师资来源困难，特别是数理、英语等科。同年7月暑期，我去遵、筑聘请教师。在遵义聘原城中数学教师郭同恕、音乐教师陈立华、英语教师江渡群。他们三人是1946年我在城中任教的同事，了解他们的教学水平。当时务川交通不便而又边远，他们都不愿来，经多方劝说，并以高薪待遇，终于取得同意。本地老师有龚伯宏教历史，申伯辉、申伯鹏、李泰参、田邦彦、申烈等教国文。其中音乐老师陈立华教唱一些进步歌曲，如《卖鸡蛋》、《王大妈要和平》等，至今犹流传在人们口中。
国文教师申烈是县参议会参议长，禀性刚毅，对人常出言不逊，因此我对他深表不满，当众予以抗议。他怀恨在心，于1949年春伙同县长徐钟奇呈请省厅，另行任命吴沧达继任，免去我职。此后我赋闲家中直至解放。
我卸任校长后，倡议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包括地方士绅、县参议员和青年学生代表约一百多人。会议主要内容是：请求政府筹募“务川流学外地学生奖学金”，鼓励青年学生出外求学，培养地方人才，振兴务川为宗旨，孰料事与愿违，县参议会竟然致函政府，称座谈会为对抗政府之行为，扣以有“阶级斗争之趋势”的帽子。由于县党部副书记长李泽华主持正义，同情青年，才幸免于牢狱之灾。
在务中这段时间，原浙大好友王树仁经常来信促我去南京工作。其时他父亲在行政院任参事，答应到南京后，竭力相助，工作不成问题。继后淮海战役，徐州失守，蒋军溃败，南京形势岌岌可危。王兄最后来信撤离南京，从此音信断绝。
七、务川解放前后
（一）解放前夕的务川、临时治安会的成立、赴遵请求人民政府早日建立务川政权
1949年底西南各省先后解放。原务川国民党县长简宗颐离职而去，全县陷入无政府的真空状态。四乡盗贼蜂起，县城父老为维持地方治安，稳定人心，成立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龚伯宏，以原县保警队为基本武装力量。
为了稳定政局，恢复地方正常秩序，早日建立人民政权，特派专人赴遵义专署，请求尽快建立务川人民政权。因我原在遵就读浙大，人地较熟，派申茂祥陪我同去（申现仍健在，住务川县城东街）。因沿途不时发生小匪骚扰事件，由保警兵护送到凤冈。到遵后，得知地区专门成立了各县的联络处，由陈福桐负责。陈原系文化小学校长，在遵义浙大时已认识。他带领我们去见军管会政委陈朴如。中午在丁字口一家餐饮共进午餐，并介绍去见李专员。那天专员因公外出，由办公室主任冯迪民接见。在座的还有其他县的代表。会上他敦嘱我们早日回县，传达政府指示，要求“临安会”加强治安措施，切实保护好国家粮仓，不得擅自动用。
（二）务川第一次解放与撤退
1950年元月，首任县委书记赵立中政委、县长胡俊卿率五连入城，将原“临安会”改为“支前治安委员会”，我任委员，并派我到正南、柏村两区宣传党的政策，协助征粮工作。
某月某日逢柏村场期，因当时盐路断绝，食盐恐慌，很多人家都已淡食，我去柏村亲戚邹宗峰处找点食盐。下午赶场回家，刚出场口，在邹尧钦司令官的德政碑前，遇见李泽华弟兄、刘德超、申茂祥等人。李拦住我说：“昨晚半夜赵政委、胡县长撤退了，临行前关照，好好维护地方治安，不要轻举妄动，不久他们就要回来。”李约我回场上邹宗峰处，共商对策。休息未定，申修伦同刘霖、张凤祥也来柏村。接着红丝乡乡长申朴成回老家镇南，路经柏村，当晚不期而遇，同聚在此。晚饭后，分成两批，吸大烟的在邹正房，不吸烟的李氏兄弟、申修伦、申茂祥等和我在厢房。闲谈中，大家发表对当前时局的看法。申修伦说：“共产党政策太毒辣了，不得人心，绝对回不来了。”我反驳道：“国民党几百万大军都被打垮了，小小土匪如谢云清之流，螳臂挡车，不自量力，迟早是会打回来的。”申认为我不过是“书生之见”而已。
次日早餐后，他们决定去镇南集会。镇南是全县居中之地，上连县城，下接砚山、浞水两区。李泽民、刘德超返回城中筹备粮秼（刘系当时都濡镇镇长），我返回马拱坡老家，其余大批人马集会镇南。过了两天，我村申学元系镇南副乡长，回到马拱坡。他对我说，在镇南商议成立“务川县自卫总队”，以邹宗峰为总队长，申修伦、李泽华为副总队长。会后李去砚山、浞水两区，协商李绍春兄弟及浞水覃雨锄父子，共凑合了百多区丁率部入城，准备临时自卫。李泽华率部来城后，遭到城里老派士绅之坚决反对，认为乡下野猫竟敢来城掌政，实属不成体统，因而不准开仓发粮。由于生活无着，遂而星散。
“务川县自卫总队”原来动机是遵从赵、胡旨意，暂时维护地方治安，防止外来土匪侵袭，并无与人民政府敌对之意。但后来却不分是非，不论黑白，一律视为“反动”组织。这些人先后以“莫须有”罪名而被处决，实为错杀无辜，草菅人命。
不久，号称湘、黔、川、鄂四省边区剿匪司令谭席珍由四川溃退务川，组织匪政府，以本地士绅申典成为县长，设立收税关卡。所部不过几百名无组织、无训练的临时纠合的乌合之众，服装不整，武器也差，不堪一击。
（三）务川第二次解放：1950年农历8月15日
务川县学习会的成立，参加地区民主人士土改组
1950年农历8月15日中秋节，解放军二野五团团长宋崇魁率部由四川回师对黔东北正、道、务三县进行围剿，务川第二次解放。为稳定政局，安定人心，对国民党统治时期之旧官员，如区、乡长、参议员及地方士绅，采取安抚政策，成立县学习会，由县委赵政委兼主任，以我为主席，李泽华弟兄、申尚贤等人为委员。学习内容以《社会发展史》为主，采取讲课与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同时教唱一些革命歌曲。先后组织了三批，约二百多人，最后一批为老年妇女。农历除夕，打破旧俗，组织学员上街游行，表演秧歌。参加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头，化妆为和尚，忸忸怩怩，惹人发笑。
同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为响应政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发起爱国捐献运动，共捐献当时法币五百万元。原砚山李绍春区长，因当时无现金，后捐白银两锭。由于学习会缺乏学习资料，请示赵政委可否以李捐献之白银购买书籍，辅助学习。后由负责财务的王振华去银行兑换，因需当地农会证明，此事遂暂被搁置。
不久，全省召开各族各界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由县委指派代表五人参加。教育科科长秦尚智为青年代表率队前往。我代表教师、杨含华代表工人，另有两名农民代表。到地区集中后，由于务川刚解放，学校尚未完全恢复，教师代表暂不参加。后派我到地区“社会民主人士土改组”。成员有遵义红帮头头张肇奎、工商业代表温汉章、文化界代表傅梦秋、军界代表原国民党师长朱振民，总领队为地区粮食局局长杨鲁峰。开始在海龙坝见习，继后去金顶乡主持一个自然村的实际土改工作，我为会议记录，整理材料。
7月下旬，申尚贤叔来遵开会，奉县长焦星耀之命，调我返县筹备恢复务川中学。
（四）务川中学的复课
向土改总领队杨鲁峰局长请示后，我即离开金顶乡，返回城中。先到地区教育科报告。科长熊荒陵，仅派刘友文、杜兴全二人去务中。因解放之初，教师缺乏，其余教师由各县自行解决。回县后，聘请熊南英上生物兼女生指导，谭介华上图画、地理兼教务工作，邹习谦上理、化，杜兴全上数学，刘友文上语文，我上英语，王振华管事务。共招初一两个班。校址在西门附近山堡上，解放前由陈涛设计修建之务中校舍。
第一学期开课不久，兼校长焦星耀指示，为过去受过中等教育而闲散于社会上的知识青年另设一班，有李静初、周锦容、申□俭、彭精业等人。由我上社会发展史，以自学为主。
（五）借名搞三反，□□□插手学校
1952年3月，全国开展“反偷税、漏税，反行贿、受贿，反贪污盗窃”的三反运动。目标指向财务和行政部门，与学校风马牛不相及。但城关区指导员□□□为了显示其权威，强行到校进行三反。我是学校实际负责人，矛头直指向我。他在会议的开场白中说：“我不是洋学生，也不是大学生，而是北方高梁科毕业的。今天我是来帮助你们申老师洗脸擦灰的……”讲话充满了讽刺和挑衅的火药味。事先他布置几个团员（吴全芬、申素霖、邹圣治）在会上发言，又找了一个旧社会的无业游民在会上提意见。学生说：“申老师不讲情理，动辄就体罚学生。”那个被称为“农民”的说：“有一次给他运油下浞水，克扣了工钱。”在座的老师们则一言不发。会议进行了两个下午，会场气氛冷冷清清，就这样草草了事，匆匆收场，宣布休会。会后，又找我个别谈话，指明交代参加土匪组织情况，描述得活灵活现，好象当时他也亲临其景似的。从此他就设下陷阱，埋下了害人的种子。
□□□□□（以下由编者删去1338字）。
（六）1952年7月全省中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暑假，全省中学教师进行“思改”。县委宣传部长戚宪章奉县委令，加派县委秘书王树兴为务中校长，并带领学校教师赴贵阳“思改”。除事务王仲华留校外，其余教师全部参加。遵义地区总领队地委宣传部丁部长、教育科长杨天源。
到贵阳第二天下午，绥阳县中学校长廖登贵在南明河跳水自杀。地区立即召集全区学校领导座谈，安定人心。我们住宿南明河畔的贵阳一中。务川和仁怀中学共住一间，睡地铺。我同周林省长之胞兄周茂生临床而卧。此人健谈，颇饶风趣。在国民党任县党部书记长、重庆军政部被服库厂长等反动职务，因特殊关系而被保护下来。
“思改”动员大会在省军区大礼堂举行。省长陈曾固出席大会，宣传部长申云浦主持开幕式。他首先说：“思想改造是和风细雨的自觉改造，不设军警门卫，出入行动自由。”动员报告后，以校为单位分组讨论，然后进行自我检查。学校领导带头下水，我第一个作检查，未能通过。接着熊南英老师检查，有人提他是国民党县参议员，会后她情不自禁落泪了，第二次检查就过了关。其余老师也都先后过关。唯独我第一个下水，而留在最后。显然是领导小组事先的安排。在务川中学和遵义一中合并的大组会上，对我发起总攻。自我检查从娘肚出生记事以来，事无巨细，都一一交代了，总认为我不老实，不向党交心。会上遵义一中教师肖健，据说去过陕北抗大，挂着这块金字招牌，伪装进步。他公开提：“你必须承认匡匡里有个‘非’字（即匪），才能过关。”运动快结束了，我才在最后一批过关。
原来在“思改”运动开展之前，已划定“小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思想、反动思想”三道关口。而我的所谓反动思想帽子，是□□□在务中三反运动时捏造的，后即以此作依据。
“思改”运动结束，有四十名未起水过关的教师留在革大继续学习，实际是对其监管。后来这些人都先后被处决，无一幸免。如解放前务中校长聂运中，后在贵大任生活指导员，以迫害进步学生罪而被枪决。□□□□（以下由编者删去221字）。
八、“思改”运动后：1952．10—1955．05
（一）遵义师范的半年
“思改”后，我分配到遵义师范，任中师部历史。原浙大同学王鹤年也在该校教地理。课余常和他去遵师大门附近的王燕玉家闲谈聊天。当时王燕玉在四中上历史。虽系初交，但意气相投，因而接触比较频繁。
到遵师不久，爱人由务川来遵。租住杨柳街傅梦秋先生宅。傅是1951年夏天在海龙坝民主人士土改组认识的，解放前是浙大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待人彬彬有礼，不幸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被打为遵义的“大右派”。凡是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无不遭到同样悲惨的下场。
（二）遵义四中：1953．02—1955．05
1953年2月，又调遵义四中，教高二下、高三上、下三个班英语，兼高二下班主任及史、地、外语教研组长。校长詹健伦、副校长兼支部书记林冠松、教导主任夏都芬，数学教师有周树农、何仁英、虞鲜华，物理教师原上海交大毕业的王凤钧，语文教师有田景卉、李季超、陈光颖、李思定，地理教师赵宗典。
解放初期，学校设在北门外洗马滩原省高地址，即现在专区人民医院。原有校舍建筑现已荡然无存。
1954年秋，由于原学英语班级都毕业了，改教俄语。我改教高三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及地理。
同年全国筹备普选工作，进行选民登记，张榜通告选民名单，我名落孙山，连选民资格都被剥夺，这预示前途不幸的先兆。思想上的震动，精神上的打击，久久难以平静。一个称之为人民的教师，连人民的资格都被非法取消了，又何以面对学生呢。但事已至此，也只得泰然处之。
九、二十四年的政治迫害
（一）□□□迫害我的三部曲
二十四年的政治迫害，是□□□一手炮制的冤案。从1952年三反运动，□借名到学校搞三反，直至1955年肃反，其间分三步。
第一步，在三反中，先捏造我勾结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李泽华、区长邹宗峰、县参会秘书龚伯宏等人之嫌。
第二步，1952年全省中学教师“思改”运动中，又将上述捏造材料提供上级政府，从而在运动中给我扣上“反动思想”的帽子。
第三步，1955年肃反运动，□当时掌握县政法口大权，利用手中权力，以“肃反办”名义指控我为匪县长未遂罪名，因而构成冤案。
（二）1955年4月30日：以莫须有“反革命”罪逮捕
1955年4月30日，星期六下午两点，这是我毕生难忘的耻辱。当天上午我在办公室评阅半期考试试卷，计划在五一节放松休息。学校通知下午两点开大会，要求全校师生准时参加。届时遵义一中、二中、遵师和四中共三千多人，齐集操场。校园四周布置有军警，会场气氛显得十分肃穆沉闷。心里猜测不知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这样的群众大会，在解放后经常召开，不是斗争，就是宣判或者公审大会，人们都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但在学校举行有武装监视的大会，还是第一次。主席台上，有地区教育科科长杨天源、校长詹健伦。由支部书记林冠松主持大会。首先宣布高一学生张兴隆屡犯盗窃，破坏校规，依法逮捕。接着宣布教师申勉以反革命罪，予以逮捕。顿时思想上如触电似地感到震惊。一个大学毕业的穷学生，才教学几年，在旧社会，又未做过一官半职，竟被打成反革命，真是做梦也未梦到，但而今却成为事实了。天下还有什么真理、正义可言？旧社会所谓屈打成招，现在是不打也要你招，不由人分辨，罪名由主人“定”就算数了。
回忆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学生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我还高举标语小旗，昂首走在队伍前列，不顾反动军警之制止，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官僚资本‘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而今我竟然成为反动派的帮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真理何在？正义何在？
（三）半年铁窗囚犯生活
大会宣布毕，叫我在逮捕证上签字，履行他们的“合法”手续，然后戴上手镣，由武装押离会场。当时我问：“同志，我可否回家看望一下？”那位武装好象是个少尉排长，他厉声说：“以后不准称同志，只能称武装或班长。”这给我当头一棒，连称同志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从此走上罪犯的道路。
进了家门，同乡申肃在座，目睹此情，她就悄然离去了。这位武装翻箱倒柜，没收了我的大学毕业证书、解放前学校聘书和一些校友相片。当时我最感伤的是阔别多年的母亲，刚从务川来遵没几天，未尽到一点孝敬之情，就被迫割断了母子关系，人非木石，孰能无情。此时此刻，泪往肚内流，自叹命苦。
我爱人拿了一条被子和垫单，送我去专署前面的监狱。在第一道铁门，她被拦住，把被条交给我，两眼含泪，目送我进了第二道铁门。监狱里面，一小间鸟笼似的牢房，呈现在眼前。管狱员带我到一间牢房前，打开铁锁，叫我进去。初来新犯，先睡便桶旁边，这是常规，也是对老犯唯一的待遇。喘息未定，又来把牢门打开，带我到公厕旁边一间四壁不通风的暗室，仅房顶上有个小孔，露出一丝微光，阴暗潮湿。里面没有床，只有两块宽约五十公分的水泥台，原是洗澡间，显然是用作关押重刑犯的地方。我不知犯了多大“王法”，视为特大罪犯，而被囚禁于此。里面关押三人，除我以外，一个是天主教神父李慕宗，另一个是他们称之为“叛徒”的李芝全。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天长日久，不死于疾病，也会瘫痪。这就是对犯人实施的“革命人道主义”待遇。
关押几天，第一次提讯。审讯人是一个姓王的麻子，他仅提几个年代的数字，那时我在做什么。苦思回忆，连生活琐事都交代了。过了半月，把我从暗室调到一间大牢房。
从关押到宣判这段时间称之为“反省罪恶”交代时期。一间囚笼约有十多人挤在一起。早晚按囚笼顺序“放风”一次，洗脸、解便约十五分钟。过此时间，如腹泻也只能解在里面便桶内。白天端坐床上反省，严禁交头接耳，串通案情。每日两餐，由炊事员送到牢房门口，自备碗筷，菜饭合在一碗。夜间睡觉翻身、解便要报告武装。有个刚入狱的犯人，晚上喊叫：“报告武装，翻身。”当时值班武装恶狠狠地把刺刀用力向牢房的格格窗内刺去，并厉声喝道：“他妈的，什么翻身，说车身。”意指贫下中农才称翻身作主，犯人怎敢说翻身呢？牵强附会，一至于此。现在回想起来，他们的愚昧无知，实在令人发笑。
反省日久，感到麻木不仁，毫无生趣。白天整日端坐，腰酸背疼，屁股都起老疤了。于是轮流放哨，武装一来，就正襟危坐，武装一走，大家便活跃起来。同笼里的张道同，是国民党湄潭县法院院长。他口若悬河，每天讲述三国、水浒。夏日炎炎，笼内空气闷热，聊作苦中之乐也。
在监狱内还关押有死缓犯，解放前夕国民党遵义县县长沈麟书、师长陈某、仁怀县党部书记长孟某等。他们每天在监内劳动，不能外出。有一次召开全狱的公审大会，公审原判死缓的国民党仁怀县党部书记长，罪名是“破坏生产、不认罪伏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大会由监狱管教主持，愤怒的表情，好象有人挖了他的祖坟似的。大声疾呼：“你们这些罪犯，低下头来，认罪伏法，要以他为戒，否则将会落到同样可耻的下场。”全场鸦雀无声，头不敢抬，目不敢视，如亲临杀场，陷入惶惶不安的恐惧之中。
（四）预审结束，参加临时劳动
国庆前夕，预审结束，参加临时劳动。我和师范在押的一位老师郝汝铃，在武装的押送下去官井挑水。路经师范小巷，学生们窃窃私议，我们感到十分羞惭。
国庆节，改善生活，吃回锅肉。伙房掌厨的是申季祥三叔，他是判无期的。这一餐，他格外多给一勺，真是喜出望外。
国庆后不久，从老监狱转移到大悲巷，原遵义县中校址，其时改为军人监狱。是一幢砖房，油漆地板。我同郝关在一起，闲谈聊天，不过是苦中作乐而已。
（五）“匪县长”未遂罪，被判八年徒刑
最后定案，案由：“勾结匪首李泽华、邹宗峰、龚伯宏，组织匪政府，以该犯为匪县长未遂。”审讯员陈其昌叫我在材料上签字，我当即否认此事，请求复查。
后又转移到中级法院旁的临时拘留所。由中法院开庭宣判，既无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又不准被告人辩护，自编自演。审判长康念杰将打印好的判决书宣读一遍。郝汝铃系一观道坛主，判刑十年；项东山因暗害共产党人，判刑十五年；申勉以组织匪政府未遂罪，判刑八年。同时宣称，接到判决书后，如不服判决，可在十日内，向上级法院提出上诉。所谓提请上诉，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又有谁上诉而得到改判呢？
十、判刑后的劳改时期：1956．01—1967．04
（一）遵义杜仲林场的半年 1956．01—1956．07
宣判后，去官井附近后的杜仲林场劳动改造。林场是临时搭建的一间草房，用茅草杆搭的床铺。晚上睡觉，有时屋顶毛虫掉在脸上。早晨天亮出工，开荒整地，除去杂草荆棘，然后定点，挖根打穴。开始劳动，腰酸背疼，次日起床，五指都伸不开了。晚上分组学习，读报或讨论生产。白天劳动虽疲倦不堪，也不让你思想有喘息的余地。一天劳动、学习、睡觉，把人当作一部有灵魂的行尸走肉的机器。不久，又搬到刘家坪工地，在桃溪寺附近的山坡上。这年就在这里过的阴历年。除夕改善生活，每人一小勺回锅肉，真有三月不知肉味之感。当晚抽了几口草烟，藉以解闷消愁，不料醉了半夜。
这是离别亲人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每逢佳节倍思亲，思潮起伏，彻夜难眠，因而有感，藉以舒怀。忆住昔每逢佳节，亲人团聚，其乐融融，共度良宵。
叹今日异乡羁囚，骨肉分离，倍感凄凄，独过今朝。
在劳改队实行强迫劳动。有病也很难准假，更得不到及时治疗，往往病情越拖越重，以致死亡。和我连铺的宋天佑，病了请假不准，被迫带病出工。犯人小组长吴正伦，为了伪装积极邀功，还说宋装病。次日清晨就发现在床上直挺挺地死了。晚上何时断气，连睡在身旁的我也不知道。死后用几块木板钉了个小匣子，掩埋在山坡上，从此永别亲人，也无人敢发一声悲叹和哀悼。真是人命连猪狗也不如，令人望而胆寒。
（二）遵义茅草铺砖瓦厂的一年 1956．07—1957．07
1956年6月调回遵义老城北门附近湘江河畔，准备修宾馆，还未动工，又调到茅草铺砖瓦厂一车间。这年中共召开八大，为了表示皇恩浩荡，对犯人实施所谓“宽大政策”，评选劳改积极分子，成立积委会，任命犯人小队长，每月发两块钱的“假定”工资等。我指定为积委会主任，下设文娱、卫生、宣传委员。主任半脱产，负责广播、宣鼓、编写样报等工作。
这年是在劳改队的第二个阴历年，爱人带刚满三岁的孩子来探望。根据当时宽大政策之精神，积委会主任可以享受和亲人同宿之特殊优遇。这些措施，实质上是为了鼓励更多的犯人为其忘我劳动，为主人创造更多的财富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后因讲话不慎，无意间谈到美国科学发达、政治民主，犯人曾宪云检举我宣扬“崇美、恐美”思想，因而被撤职反省。场部管教田干事对此亲自进行调查、审问，视为大逆不道的一件大案。
（三）务川汞厂的两年半 1957．07—1959．12
1957年7月，从遵义砖瓦厂调一百多人到务川汞厂，由田干事率队。到务川城，当晚住南门文化宫，有武装看守，不能自由出入。亟思与亲人见面，又不能直接联系。后托犯人小队长通知岳父到住地见面。由于他系旧社会职员，对解放初期的恐怖政策心有余悸，与我面对面、一言不发，擦身而过。彼此都心领神会，惟恐开口，就会惹祸上身，认为与“反革命”亲属还藕断丝连。对共产党恐惧心情，至于此极。
第二天到了罗溪运煤分队。每天从马颈岗煤厂运煤至厂部，供应冶炼燃料，往返路程约十里，山路崎岖，坡度很陡。后派我在中途烧开水，供应运煤来往犯人，每天早去晚归。夏日炎炎，山沟河风，凉气袭人，倒是避暑的好地方。周围数十里，除了一些被迫无偿劳动的犯人，似牛马般的奔驰于山沟之外，极目一望，杳无人烟。偶尔听到树林里传来一两声鸟叫的悲鸣，不禁引起了我思亲之情，悲叹命运之不幸。回忆起“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诗句。
（四）以宣扬美国“科学进步、政治民主”罪名加刑四年
后又从罗溪调回三家田一队，作矿洞过秤记录，分白、夜两班，每周轮换一次。在一个严寒下雪的晚上，轮到我值夜班，干事忽然通知我不去上班了。当晚召开全队大会，宣布逮捕抗改分子夏承雨，接着又轮到我的头上，因原在遵义砖瓦厂以宣扬“崇美、恐美”之罪名而事发。不由分辩，几个大力士的犯人，奉命跑上前来，手持棕索，用力把我们反背紧扎捆绑。开始只觉一阵疼痛，时至夜半，由于血脉不通，剧痛难忍。此时此刻，泣不成声，只求一死。这是我毕生最难忘而刻骨铭心的悲剧。
第二天清晨，天空还飘着鹅毛似的大雪，地上白茫茫一片。由两名武装押送到务川监狱，松了绑，全身麻木不仁，但见双膀一条带血丝而又乌黑的深沟，经久不散。后来又看见很多教师和熟人被关入监狱，据说他们是右派分子，原女校校长罗文惠老师也在其中。历史上称：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难逃。而今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在毛眼里，也是十恶不赦。还有个是工商联的高德芬，企图越墙未遂，不幸重伤，因未及时抢救，以致死亡。那位监狱所长还厉声说：“畏罪自杀，死也活该！”
几天后，法院开庭审判。台上坐了一位人民陪审员，旧社会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妇女。审讯只是履行形式上的“法定”手续，既无辩护律师，也不准被告申诉，由审判官宣读判决书。以我宣扬美国的科学进步、政治民主，而扣上“崇美、恐美”反动思想的帽子，又重新定罪，加刑四年。这和封建王朝的文字狱如出一辙。
（五）暗无天日的矿洞，人命轻如鸿毛
宣判后，又押回汞厂二队，编在坑道运矿小组。组长赵海泉是个魁梧大汉，每次运矿都重达二百公斤以上。小组共十人，我作学习记录。初次运矿，不懂倒矿方法。有一次倒矿，不慎矿石落到女干事头上，血流不止，当时吓得我魂飞魄散，又不知要加多少年刑。“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刚加刑四年，又遇这场大祸。事后经部队调查，了解当时在场女犯，异口同声地证明，我并非有意，而且是初次运矿，加之那个女干事心地善良，未加追究，幸得平安无事。
运矿坑道既不正规，又无安全设施。上下通道，弯弯曲曲，经常发生塌方安全事故。有一早晨，刚进坑道，同组一个人在我前面约十公尺处，突然塌篷，一声巨响，震耳欲聋，当场就被打死。又一次，中午爆破下班，两个安全工进洞检查安全，其中有个约二十许的鲁某，据说是高中生，父亲是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他们为了节约，争取立功，想把已废坑道内两根安全柱取下，重新利用，不料刚用钢钎拨动，顶篷垮塌，二人都死于非命。还有一次在回采坑道中，爆破时炸死一个姓罗的犯人组长。像这样的事故，经常发生，并未引起上面重视。而这些冤死者又是为“立功赎罪”拼死拼活的干，争取早日获得“新生”。他们经常告诫犯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有些人就是在这样的宣传鼓励下，上当受骗而卖命丧生。
（六）1958年大跃进，老虎沟尸骨成堆
1958年在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掀起全国大炼钢铁运动。森林大量被砍伐，生态环境遭破坏，农业生产被忽视，农田荒芜，粮食大减产，以致造成1959年所谓“特大自然灾害”。
在这大饥饿的年代里，粮食奇缺，毛又提出“低标准、瓜菜代”。后来连瓜菜也供应不上了，又挖树根野菜。那时汞厂大量采集玉簪花叶，切成碎末，混在饭里。味既难闻，更难以下咽，不吃又饿，许多人因此浮肿，三消三肿，带病劳动，造成大量死亡。那时我正在坑道运矿，由于饥饿，体弱生病，向生产干事李朝富请假不准（李原系解放前夕务中师范班学生），强迫继续出工。坑道“立洞”坡度很陡，直上直下，好人都感吃力。当天昏倒工地，幸得就业人员李彦明背我到医务室，醒来时，方知此事。
后获队长施恩，去厂部医务所。在那里每天少则三、四人，多到十余人，死于因饥饿而引起的缺乏营养的浮肿病。开始还有个木匣子，后来死的多了，木匣都没有，一床草席，挖个泥坑，人上重人，掩埋在附近的“老虎沟”，孤魂野鬼，谁来吊祭。纵有亲人，也难寻尸骨。□□□□□□□□□□□□□□（此处编者删去96字）。
（七）为了活命，大种小麦
出院回队后，队部组织部分人搞农业，播种小麦。负责的是个少数民族干部，目不识丁的老粗，说话粗俗，蛮不讲理。张口就说：“你们跟我干这样、干那样。”语气沉重，完全是主人对奴才的口吻。“站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有一次他叫我一个人扛一张打谷大斗，又大又重，扛也扛不动，空手回到队里，他就把我的饭牌收了。本来定量就不够吃，连那点活命粮都被取消了。饱人不知饿人饥，其心肠何以如此之狠毒。
（八）为了活命逃荒，调去晴隆锑矿
1959年务川粮食供应日趋紧张。包谷都供应不上，完全吃大豆，分量更少，难以活命。厂部决定调一部分人到罗溪搞农业，以救燃眉之急。但远水难救近火。
不久省劳改局将汞厂大部分犯人调至晴隆锑矿和铅厂。我调去锑矿。临行前夕，我和甘河坝吴某以几十元高价买只小鸡。当时有钱无市，能买到点吃的，有如蜀道之难。当晚用沙锅来炖，香味扑鼻，令人垂涎。半夜，值班武装发现房内火光，闯门而入，一足踢翻了沙锅，破成几块，汤完全流光了，还剩点干的。顿时一阵心酸，倍感伤痛，好容易才积蓄点钱，买只千载难逢的小鸡，眼看到口的东西竟然在一瞬间被一足踢翻了。简直是个良心丧尽、人面兽心的家伙。但他在主子的支持下，我们又其可奈何。
从务川出发，第一天从罗溪到务川，寄押在监狱。第二天启程去遵义。路过家门，恳求押送干部，准许与亲人告别，亲人忙将一日口粮煮饭款待。匆匆忙忙，狼吞虎咽，依依不舍之情，难以言表。此行一别，不知相会何年。在这生离死别的时刻，只觉眼前一团漆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车子发动了，含泪告别了亲人。车去远了，还频频回头，但见亲人倚门而望。此时此刻，彼此心情沉重、抑郁、悲伤。
第三天到贵阳，关押在省监。第四天乘火车到安顺，然后换汽车直驶晴隆锑厂，分配到西舍车间。厂部地势较高，位于山上。冬天严寒，浓雾笼罩。西舍地势比厂部低，是一个生产车间。我编在采矿组。坑道无照明设备，昼夜都点油灯，通风条件也差。下班出洞，满面油烟，鼻孔熏黑，吐出唾液，也带黑色。在这样恶劣环境下，长期劳动，等于慢性杀，不死于安全事故，也将患肺痨短命而死。而他们为创造高额利润，残酷地压榨犯人血汗。加班加点，还美其名曰“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我在小组做杂工，运送钢竿。工地离铁工房较远，来往山路，羊肠小径，崎岖难行。夜班只身去来，尤其是冬季雨天，寒风袭人，山谷里，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更令人胆战心惊。在这深山野林的山沟里，来往奔驰，何以命苦如斯。每念及此，痛不欲生。不幸死了，还落个“畏罪自杀”的罪名。思来想去，只有鼓足勇气，才能死里逃生。
（九）告别锑厂，安家农场
1959年农历春节后，花贡农场来锑厂要人，先经农场医生体检，然后再定。当时我把希望寄托在农场。认为农场再苦，也无坑道危险。后来我去农场，一直在那里安家落户，满刑就业，前后约廿年之久。苏武牧羊番邦十八年，时间之长，已是旷古未有，但与我二十四年的政治迫害相比，则犹逊一筹。
农场当时有两个犯人点，纳坝和五里牌。到农场是一个晚上，车直达纳坝。周围是高墙，墙外有两座岗亭，武装日夜站岗，防范犯人越狱逃跑。生活以红苕为主，开头几天，味甜好吃，分量又多。但吃久了，胃口冒酸，又不经饿。由于农场大种红苕，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除逢年过节吃顿大米混包谷饭，作为改善生活外，其余顿顿吃红苕。菜是水煮盐的莲花青叶，原是作为猪饲料的。
（十）1960年蒋妄图东山再起
1960年，所谓“蒋匪阴谋窜犯祖国大陆”，当时在全国是一个重大政治事件，劳改队也不例外。对“反革命犯”在统治者眼中，认为与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牵连，深怕他们乘机兴风作浪，破坏生产，煽动捣乱，因此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把原国民党的一些党、政、军人员，集中五里牌，加以重点防范，严加管制。同时对犯人进行分期分批的停工学习，宣传当前大好形势，揭穿蒋匪阴谋，批判反动派妄图东山再起的幻想，肃清“崇美、恐美”流毒，坚定改造信心，树立立功赎罪、重新做人的信念。通过学习，使全体犯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才有出路，任何幻想都是死路一条。
纳坝是一个大队，下分三个中队。大队长王东林、大队管教王之华。集中学习结束，管教叫我搞广播读报、编写墙报等鼓动工作。在墙报组有绘画的潘志超、书写的吴兴贵，他们是旧社会的中学生，和我私感尚好。
后来我下组劳动，编在蔬菜组。不久农场又改种经济作物，从云南引进大叶茶种。先小规模试验，后逐步推广，最后成为贵州劳改企业的茶园基地。在以茶叶为农场主要经济支柱的同时，也搞自给自足的粮食作物，从而逐步改善了生活条件，主食由红苕变为包谷和大米。
每年全场召开一次年终总结大会——奖惩大会。对少数有立功表现的犯人减刑，对一些抗拒改造分子加刑，对个别就业人员摘“帽”等措施。归根结底，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鼓励犯人“认罪守法、积极劳动、多创财富、积累资金”。
（十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震撼劳改队的宁静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在劳改队也相应开展一场打击“抗改”运动。在动员大会上，大声疾呼揭发消极怠工、破坏生产、不认罪伏法等抗改言行。一时人心惶惶、忐忑不安，人人自危。尤其是我们这个小组的人，都是在解放后参加工作的，而后又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反革命，因此作为大队重点监管对象。组员中，有西进的部队文化干部曾昭文、黄德贤（江西人）、法院审判员郑玉名（福建人）、赵恒泰（安顺某厂领导）、福泉复烤厂会计王凤池，还有解放后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宋能强、黄国灵等。
有一次我和郑玉名中耕茶林，聊天时谈到文化大革命，提起汉高祖一统天下后，大杀功臣的史事，并引用“狡兔死、走狗烹”这一典故。不料郑为了立功，向大队告密。当晚在全队学习大会上，大队长王东林公开宣布：“有个别犯人，不认罪伏法，侮辱伟大领袖，诬蔑文化大革命为狗咬狗，小心你的脑袋。”声色俱厉，令人丧胆，险些儿又将“二进宫”。
同组的黄德贤，江西人，西进干部，犯什么法，谁也不敢交谈，这是监规严禁的。他一贯沉默寡言，抑郁不欢，总是带着愁眉苦脸的面容，每天黄昏时，痴呆呆地，默默无言地站在监房前，举起左手，张开五指，向遥远的天空落日的余晖眺望，他说是观察气象。有人说他是疯子，是神经病，其实与他交心闲谈，不仅思维清晰，而且知识渊博，见地非凡。那么，他每天这种举动，正是使人误认为他是一个神经失常而一无可取的废人。谁知埋藏在他心灵深处的是怒火、悲伤和仇恨。他原来是一个爱国的知识青年，而投身革命，但竟蒙冤打成反革命分子。像他这样蒙受不白之冤的，在劳改队还不知有多少。
十一、刑满就业时期：1967．05—1978．12
（一）刑满回乡梦，转眼已成空
1967年4月30日，是我第二次再生的日子，好容易熬过了十二年的囚犯生活，4380天。当我踏入劳改队的第一天，心想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不死于病痛，也将被劳累折磨而死。庆幸平安度过，刑满释放了，满怀喜悦的心情，盼望回到日思夜梦的故乡亲人身旁。但当管教宣布“当场就业”时，好似一瓢冷水泼在头上，心里凉了半截。原来幻想满刑回家，与亲人团聚，共度余生的希望变成了泡影，不禁黯然神伤。美其名曰“就业”，实际就是变相劳改。反革命犯监禁终身，一直到死，永远也回不了家。满刑就业了，还戴着反革命帽子，即使帽摘了称为“工人”，也将同劳改队伴随一生。这就是□□□的无产阶级专政。
刑满就业，每月工资二十四元，吃不饱，饿不死，苟延残喘，直至消亡。老父老母，妻室儿女，异地两心悬，生不能团聚，死不得相见。历史上孟姜女哭长城，千古传为悲剧。而今日是“民主、文明、进步”的时代，不知还有多少孟姜女痛哭失去的亲人。□□□□□□□□□□□□（此处由编者删去75字）。
（二）由纳坝调大坝河就业队
纳坝是个犯人点，就业人员少。每天早出工晚收工，只是无武装监视，比对犯人监督劳动稍好一筹。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后调去大坝河，是个就业人员点。主要搞基建，附带搞农业。队长杨贵金，生产干事姓佘。听说二人是国民党起义人员，能力强，有干劲。每年生产都在全场前列。文革运动中，佘因历史问题而自尽，还落一个畏罪自杀的罪名。
（三）阔别故乡已九年，刑满就业获探亲。
别时双老尚健在，而今但见一堆坟。
山河依旧前朝样，人物面貌已全非。
见了熟人低头过，愧对乡亲是罪人。
1967年的春节，是我满刑后的第一个节日。就业人员比犯人唯一的优越性，三年五载可请短假探亲。但请假不是每年都能批准的，既要看主人的脸色，又要看主人的心情，同时也要看奴仆对主人的恭顺，综合种种因素，才会获得主人恩准。
我从1959年由务川调晴隆，整整八年未与家人见面，思念之情与日俱增。值此岁尽冬残，春节将临之际，能获恩准回乡探亲，高兴的心情实难言表。当天批准后，已近黄昏，天空还飘着毛毛小雪，但归心似箭，等不到次日天明，即和同队一个就业人员打着电筒结伴同行。刚到大门，被大队长发觉制止，第二天拂晓才冒雪动身。
从晴隆到贵阳有两条路线：一是坐车经普安、晴隆、安顺到贵阳；二是步行经打铁关、郎岱到六枝，然后搭火车经安顺到贵阳。由于这条路线较近，花钱又少，我们决定走第二条路线。虽高山峻岭，道路难行，为了能早日到家，困难艰辛也阻挡不了一颗火热而急迫归家的决心。当日天晚，还未找到宿栈。地冻天寒，又累又饿，最后到了一户人家，吃的是杂粮，水煮青菜，睡的是芦苇杆铺的床，两人合睡一床，既硬又挤。由于过度疲劳，上铺就酣然入睡。次日黎明又启程赶路，傍晚到六枝搭火车，第三天拂晓到贵阳，然后转车到遵义，第四天从遵义乘车到务川。一进家门，岳父母不在家，爱人在面房干活，听我回来了，急忙跑回家来，看到她憔悴的面容，显示她由于过度劳累和焦虑而导致身体的衰弱，顿时相对无言，只感到一阵心酸。息了片刻，她才告诉我岳父在1960年闹饥荒饿死了。全家在一年中先后死了四口人。岳父及其孙女渣渣，爱人大姐应霞及其小女小华，岳母也在1962年因忧劳成疾，缺乏营养而病故。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我又远在异地他乡，不能为她分忧解难，全家生活重担全压在她双肩。一念及此，倍感辛酸。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家，亲人团聚，共度残年。
回到家中，白天在街上匆匆低头而过，不敢正视，惟恐见到熟人，愧无面目以对。虽然我是受冤无辜的，奈何世俗之见，划清敌我界线，虽亲朋好友也退避三舍，不敢亲近。
假期半月，来回旅程就需十天，越期必须当地公安机关证明，否则就要受到处分。
（四）由大坝河调五里牌
后来，犯人新生多了，五里牌改为就业队，我调到一中队。中队长郭银飞，大字不识的老粗，生性粗暴，缺乏人性，对待就业人员简直是主人对奴仆一样。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劳改队也不例外，也要相应开展打击“抗改”运动。就业人员，只是名义改变罢了，实质上仍属专政对象，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亲眼目睹一些无辜的就业人员，稍有一点对主人不逊的态度，就扣上“消极怠工、破坏生产、企图逃跑”等罪名，打成抗改分子，关押、批斗、吊打等肉刑，有的甚至活活被吊死，有的被关押而自缢。就业人员的处境，除了没有武装监管劳动，每月有二十四元的活命钱外，并不比犯人好多少。
我编在菜园组，组员老、弱、病、残的居多，多数是旧政府时期的文职人员。如金国楠是某部政工大队长、张继莪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彭扬是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长弓是湖北公安县三青团干事长、饶楚材是湖北武昌高师毕业贵阳高中教师、张道觉是国民党宣传部长张道藩之胞弟。他们对我们这些人，表面是照顾，实际是集中监管。
星期日，有时去杉树坡铅厂申政伯或申叔祥处，他们是在花贡遇的家乡亲人。不久，叔祥叔患病去世。虽是就业人员，只有个小匣，挖个泥坑，掩埋在丁头山临河崖边，就这样悄然离别了人世，野鬼孤魂，从此无人哀悼。
（五）1975年大赦，国民党县、团人员获庆余生
1975年毛泽东颁布对国民党县、团级人员特赦令。每人发新衣一套、零用钱一百元，送返原籍给以适当安置。同组有张继莪、金国楠、张长弓、彭扬等四人。多年朝夕相处，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旦离别，真有依依不舍之感。此时心情，悲喜交集。喜的是为他们获得宽大与亲人团聚而祝贺，悲的是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伤感。
（六）六十患重病，死里庆逃生
1977年下半年，突患坐骨神经疼痛，步履维艰，坐睡不宁。而就业人员邵兴华，因挟前嫌，向管教密告我装病不出工，真是有口难辩。后经医务人员证明，转送场部医院。经过一段时间休息治疗，病情日趋好转。
这年邓老上台，恢复高考制度。从此青年学生又获重新深造的机会。在毛泽东时代，知青上山下乡，下放到边远的农村。大学实行“推荐”制度，只要识几个字的贫下中农，就可上大学，这就是后来的“工农兵学员”。而地富子女，则被排斥于高等学府大门之外。
住院期间，一边休息治疗，一边干点轻微劳动。有一天，主治医师丁要我为其孩子丁洪军、丁洪兵、丁洪艳补语、英、数三科，准备报考中专。
（七）重返教坛，农场子校
后来，农场子校钱校长找我谈话。他说，学校老师去晴隆县城开会，叫我暂时代课，上高三数学。本来我不是数学专业的，就是本专业，荒废二十多年，已生疏了。但既已分配到我，也得勉为其难，现蒸热卖。记得讲的内容是“函数”，通过预习、演算，勉强应付过去了，教学效果，学生反应还不太差。
学校老师从晴隆开会回来，又叫我改教英语。继后，又从纳坝犯人点调来李远略教数学、李田教历史。两人原是普安中学教师，文革时期，以莫须有罪名判刑劳改。接着又调应永恒、付诗普来校任教。主管教务工作的李安仁，他是高中生，有胆识，在当时关于“冤、假、错”案平反尚未正式宣布时，他敢于从就业人员，特别是从犯人中提拔使用，这也和管教科张□行科长分不开的，因为人员调动，必须先取得管教科同意。
在学期中，校领导决定对我和应永恒两人，除原工资二十四元外，另每月补助二十元，学期结束前，场部加派黎干事来校主持工作。他说由场部报请劳改局审批我为干部教师，并可把家属接来农场，参加采茶。
（八）暑假回乡，应邀主持暑期英语讲座
1978年暑期，我回乡探亲。正值县教育局在师范举办暑期英语讲座，抽调在校部分教师学习。一中马兰（女）、祁承志老师也参加学习，由我主讲。暑假结束，实小增设高中班。吴晚成任班主任，教语文，申朴教数学，我教英语。其时我还未办理离场手续，场部催我返去。
（九）1978年底务川县教育局来函，邀我回县工作，培训英语教师
1977年恢复高考后。全国中学英语教师奇缺。当时务川全县仅有务中的马兰和祁承志两位英语教师。马兰也非英语专业，祁则系俄语改行。后经组织出面，由务川县委协商劳改局，又经在劳改局工作的老乡付尧智向农场管教科张行科长说情，同意让我回县。
学校放寒假了。张科长留我在春节后办理离场手续。这年旧历除夕，应袁仲义副场长邀请去他家过年。当时以一个就业人员的身份，获此殊荣，深情厚谊，毕生难忘。袁是解放前夕贵阳师范毕业的。解放后，一直在劳改企业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靠边站，有名无实。
（十）办理离场手续
1978年春节后，张科长通知去场部办理离场手续。先在管教科签字盖章，再到财务室结算工资、补助费等，最后管教科发给我由晴隆县印发的“摘帽通知书”，上面写的是：申勉在场表现较好，准予摘掉反革命帽子。
很多就业人员，为争取摘帽，不知付出多少血汗。但就主人而言，则是一喜怒之间，一举手之劳而已。
惜别前夕，学校就业人员教师为我饯行，席间畅所欲言，依依难舍，但内心深处，却蕴藏着难言之隐。一为我摆脱囚笼而庆幸，二为自己何日得自由而哀鸣。
（十一）告别划地为狱的花贡，重返梦寐以求的故乡（务川）
离场那天，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在这群山环抱、极目荒凉、人烟稀少的地方，在这划地为狱的花贡农场，我整整度过了十九个春秋，剥夺了我一生中的青春年华。从场部上车，路经五里牌牢房，频频回首，感慨万千。在这片土地上，不知留下我多少足印，淌下多少汗水。有时在深夜里，为思念亲人，暗自流下多少辛酸的眼泪。有时在夜梦中又回到了故乡，醒来时，原是幻梦一场。而今是现实，不是空想。激动的心，使人悲喜交集，黯然神伤。车在行驶中，两旁的树叶迎风飘荡，似乎在向我点头送别，这里的一草一木，也带着深情厚谊，为我重获自由而发出内心的欢笑。
别了，花贡，我的第二故乡。
1979年2月，又回到阔别26年的故乡。山川依旧，人物全非，昔日亲友多星散，怎堪回首话当年。
十二、平反后：1979—现在
（一）二十四年冤案获彻底平反
1979年2月到务川师范，还是作为代课教师，因尚未平反落实。继后，教育局作为专案，抽调王治华、尚星福二人专办此事，经多方查实取证，彻底否定了□□□一手炮制的冤案。长达二十四年之久的“反革命”罪名得到昭雪平反，从此开始了我第二次再生的曙光。而二十多年的宝贵年华却在强迫劳动的囚犯生活中黯然度过。时间和精神遭受的损失与打击，是无法估量的，也是无法补偿的。但遭受同样命运的人，还不知有多少。而我则是不幸中之万幸，尚能苟全性命于今日。
（二）三期英语培训班
1979年2月回县，主持英语教师培训工作。由县抽调部分在职教师进行为期一年半的学习。全班约三十余人。每周授课十二课时，由我一人担任。学习期满后，全部分配到全县各间中学。
培训班设在务川师范。副校长付泽民、教导主任邹圣朝。由于师范生活是公费，工作又包分配，因此学生都是初中毕业的优秀生，学习风气相当浓厚。
1980年暑假，第一期英语培训班结束了。经省地主管教育部门批准，同意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成立英语班，学制两年，并承认其中专学业，这是第二期。除以务川学生为主外，全地区各县均配有名额。遵义市三人，龚义华、唐忠艳、熊小凤，道真县卿志权，余庆县王光惠、毛苹，湄潭县佘卫、赤水县（市）陆启林等。教材选用北京外语学院主编的一至四册，并配有两名辅导教师，是从第一期培训班里选拔的王丽（今务川中学）、徐秀芳（今遵义十一中）。
1982年第二期英语班结业了。虽然暂时缓解了英语教师的需求，但仍不能满足全县学校的需要。经教育局请示上级教育部门，同意再招一班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的英语班。教材采用许国璋编的一至四册。这次招收的全是务川籍学生。
从1979年至1985年，先后办了三期培训班，占全县中学英语教师人数百分之九十以上。今天，他们几乎都是高（初）中骨干教师，而且评为高级职称，如务川一中王丽、吴家强、曾庆容、付全开；有的是中学校长，如涪洋中学校长白怀忠、赤水市中学校长陆启林。还有遵义四中高中英语教师兼班主任王剑波（2005年被该校选送到英国进修半年），遵义医学院阳江鸿，遵义十一中英语教师徐秀芳、朱容、邓娅，遵义一中龚义华，八中唐忠艳，五中陆毓芬、陈淑文、王芳玲，等。
（三）赴外省英语教学
在1980年第一学期结束后，为了解、借鉴外地英语教学情况和经验，经教育局同意，派教导主任邹圣朝陪我同去。取道重庆，在南岸三师英语班观摩听课，课后并组织学生座谈，交换意见。到成都后，因无专门培训英语班，仅到一间高中听课。然后北上西安，火车经巴山秦岭，即川北古栈道，沿途隧道很多，因是夜间通过，无法观赏其风光。在西安外国语学校听课，后乘陇海路火车到郑州，转乘京汉路到武汉，在汉口航空路外国语学校听课。再乘京广线到衡阳，转桂林，在桂林师范学院英语班听课。然后在贵阳医学院听了一节公共英语课，最后到遵义四中听熊中朝老师讲课。由于时间匆忙，为时仅一个月，只是走马观花而已。
（四）任务川县政协常委，赴桐梓、赤水、重庆等地参观
1981年务川县政协成立。我任常委兼提案小组组长。同年组织委员外出参观。先到桐梓参观张学良将军被蒋羁囚的天门洞，即抗战期间国民党在后方的兵工厂地址。后到赤水参观赤天化、华一纸厂。然后从赤水到四川泸州。泸州位于长江畔，三面环水，地势险要。过去称“天生重庆，铁打泸州”，可见该地过去在军事上之重要。
到重庆后，由巴县政协接待我们，参观革命烈士纪念地白公馆、渣滓洞，游览了风景名胜区南温泉。偶然发现路旁一块石碑上的题词，是解放前任教遵义省高时一位好友魏宇平的亲笔，据说他现在是西南的一位书法家。继后，从有关方面得悉其电话，在通话中，得知他已年逾九十，体弱多病。沧海桑田，人世变迁，不禁感慨系之。
同年省统战部惠世如部长来务川视察政协工作，县统战部部长高旭天陪同到我家坐谈。临行前，引用“马革裹尸还”成语勉励我，应效忠国家，不惜生命。
（五）参加遵义地区暨贵州全省第一届老年运动会和在加拿大举行的世界老年运动会选拔赛
邓老上台后，为改革干部“终身制”，颁布了离、退休制度，并提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口号，开展老年体育活动。
1983年遵义地区举行第一届老年运动会。务川在召开县老年运动会的基础上，选派男女各两名代表参加。男的是钟赤云和我，女的是邓锡林、何京凤。由体委孙重阳领队。比赛结果，务川获团体第一名，我获个人千米赛冠军，全市为之轰动。
1985年世界老年运动会在加拿大举行。这年由贵州组团参加。根据1984年全省老年运动会成绩第一、二名的到贵阳集训选拔。遵义地区共有六人参加。男的有湄潭65岁年龄段的郑德垂、务川70岁年龄段的申勉，还有一名马拉松赛的习水代表。女的有遵义五中体育教师漆连娣，其余还有两名习水代表。集训地点在花溪奶牛场，环境幽静。每天清晨、下午由教练兼运动员的任珍德带队沿花溪跑一圈，往返约一小时半。集训半月，在贵州农学院体育场进行选拔赛。65岁年龄段郑德垂第一，70岁年龄段我第一。根据选拔成绩，每组第一名当然入选。但赛后，省老年体协主席吴实在会上宣布，由于预算经费被压缩，将原定运动员名额十二人减为八人。当时对人员的决定，实际由老年体协秘书孟昭时作主。孟宣布先回原籍，听候通知。事后得悉八名运动员中，贵阳赛区就占了五名（任珍德、蔡大池、王家梁、刘春生、祖素华），其余三名是王全成（毕节）、杨玉英（麻江）、李发品（麻江）。
而郑德垂和我虽名列第一，竟然落选。这充分说明参加运动会，也得讲关系，走后门。因为公费出国，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六）师专试教
198×年，原在务川工作的徐继英同志，落实政策后调回地区工作。后因事到务川，转告师专俞庆钰副校长口信，约我去该校任教。当时以英语班尚未结束，教育局不同意放行。
1985年师专再次报请地区教育局调我来该校任教。根据学校用人规定，须事先试教，经学校组织外语系教师听课一周，并经全系师生评议，一致同意。后因地区教育局主管人事的娄恒其积压，调令迟迟未下，不久俞又离休，此事因而搁浅。事后获悉以未送红包之故。而今清水衙门的教育单位，现已蜕化变质。
（七）筹办高考文、理科暨初中补习班
1988年在恢复职称评审制度后，我被聘为中专高级讲师。评退后，于1988年暑期筹办高考文科补习班，以退休教师为主。教历史张仕传，地理谭介华，语文吴晚成、朱明章，数学周德盛、申学勤，英语申勉。当年考入贵师大的有田小英（又名田进，现在遵义师范学院任教）李佑祥（贵大财经专科，现在务川农行工作）等。
后又办高考理科补习班。语文教师田维新（原务川一中副校长，现遵义一中任教），化学教师代鸣（现贵师大附中副校长），物理教师程勇（现在广州工作），数学教师申学勤，英语教师申勉。考入大学的有申有江（国防军事弹导学院）等。
回顾93年来坎坷一生，虚度年华，乏善可陈，毫无建树。堪以自慰者，对务川英语教学作了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仅此而已，岂有它哉。
【本文有删节。个别地方删除个别字句不注明；特殊地方和字数较多处则用“□□”加文字以说明，收录于《沧桑务川》】
2011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