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

缪钺（1904——1995），字彦威，江苏溧阳人,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
曾任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和保定私立志存中国文教员。后历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广州学海书院、四川大学教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先生治学最大特点是文史结合。另一特点是博通与专精相结合。认为“唐诗以韵胜，故浑雅。”曾任中国唐史研究会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成都市杜甫研究学会会长。
人物经历
1904年12月6日(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十月三十日)生于直隶(今河北省)迁安县，后随家寓居保定。1922年先生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文科。
1924年北京大学文预科肄业。1924年冬，因父亲逝世，先生遂辍学教书以赡养家人，从此开始了长达七十年的教学和治学生涯。
抗日战争以前，先生先后任教干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志存中学、省立保定中学高中部，除每周教课十馀学时外，其余时间均刻苦自学，非星期天皆住校（据原培德中学学生任绩先生回忆)。当时相与往还论学者，师长有张效直先生，友人有李濂镗(杏南)、梁国常（鹤铨)、薛声震(效宽)、高苏垣诸君。在此期间，曾于1930年秋赴河南大学中文系任教授一年，与刘子植(节)先生过从颇密，深得切磋之益。
1935年秋又曾赴广州学海书院任教授及编纂一年，与谭其骧、龙榆生诸先生定交。抗战军兴，先生携家南下，经开封、武汉抵达重庆。时浙江大学已内迁至广西宜山，先生于1938年应聘为浙大中文系副教授，两年后升任教授，后随浙大迁至贵州遵义。时浙大在竺可桢校长的执掌下，人才济济，与先生往来最密者有郭斌龢、谭其骧、萧璋、钱宝琮、黎子耀、章俊之、陈逵等，外来学者至浙大短期讲学与先生相得甚契者有马一浮、刘永济、钱穆诸人。
抗战胜利以后，先生因江浙物价昂贵，难以养家，未能随浙大迁返杭州，而应华西协合大学之聘，到成都任该校中文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常与闻在宥、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叶石荪（麐）先生往还论学。
解放初，先生仍任原职。
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遂专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保定私立培德中学和保定私立志存中国文教员。后历任河南大学中文系、广州学海书院、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古籍整理研究所名誉所长、历史研究所学术顾问。
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历史文献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70年，治学原以先秦诸子及古典文学为主，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转而钻研魏晋南北朝史，80年代以后，同时又再次致力于词学研究。
先生曾亲承张尔田先生之教诲，同时深受王国维、陈寅恪二先生治学的影响，特别师法陈先生文史互证的方法，以史说文，以文证史。
上世纪50年代，先生开始培养研究生。
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首批博士生导师，为四川大学培养出第一位博士。

先生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中国唐史学会、中国唐代文学会、中华诗词学会等学术团体和学术机构的顾问。与人共同主编了《唐诗精华》、《中国野史集成》等专书，出版有《元遗山年谱汇纂》、《诗词散论》、《杜牧诗选》、《三国志选》、《读史存稿》、《杜牧传》、《杜牧年谱》、《三国志选注》（主编）、《冰茧庵丛稿》、《灵溪词说》（合著）、《三国志导读》（主编）、《冰茧庵序跋辑存》、《冰茧庵剩稿》、《词学古今谈》（合著）等专著，发表论文120馀篇，多数收入上述各论文集。另有旧体诗词集《冰茧庵诗词稿》行世。
《缪钺全集》于2004年6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八卷。
1989年，先生荣获国家教育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学成果国家级特等奖。
先生的专著曾多次荣获四川省人民政府四川省哲学社会优秀科研成果奖荣誉奖；1995年，《灵溪词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治学琐言
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缪钺治学琐言
我一生中读书治学，从事于教育与科研工作，迄今年已迟暮，碌碌无成，抚躬自思，殊觉愧赧。常有中、青年学人问我在治学方面有何心得。我说："心得"还不敢说，在数十年的实践过程中，多少还有一点经验。拉杂写出，名曰"琐言"。
首先，一个人要想做学问，先练基本功是必要的。对于一个想研治文史的人来说，基本功就是关于文字、声韵、训诂、校勘、目录学的基本知识。
我原籍是江苏溧阳而生长于北方，家居保定。我五、六岁时开始认字，七、八岁时，从外祖父邹蘅衫公读《论语》、《孟子》，要求背诵。当时我对于书中的意义并不理解，但是词句是背熟了的。这是我养成背书习惯的开始，对我后来很有影响。自从九岁插班入小学一直到十八岁中学毕业，这十年中，是我治学练基本功、打基础的时期。
我家中藏书颇多，又得到我父亲与学校教师的辛勤教诲，所以我从小时起就养成阅读古书的兴趣与能力。我从幼小时识字以后，就读文言书，学写文言文，很自然地逐渐熟练掌握古代汉语。我在小学、中学肄业时，校课清简，寒暑假长，我充分利用这许多空闲时间，广泛阅读古书，包括经、史、子、集各方面，其中有少数是全读、细读的，而大多数则是选读或略加翻检。我在受教与自学过程中，逐渐懂得了一点治学方法。我父亲说，目录学是治学的门径，教我先看《书目答问》，然后再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以这两部书常置案头，以供翻检。在一个暑假中，我曾按照《书目答问》的体例，将家中藏书编了一本书目，我父亲还写了一篇序。我时常翻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解许多古书作者的身世，书的版本、内容、体例及其长短得失。我父亲又说，读古书必须懂训诂、校勘，高邮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在这方面造诣最精。所以我读经书如《诗经》、《左传》时，常检读《经义述闻》。王氏运用以声音通训诂的方法，对于古书中僻奥难解的词句（其中有些是自汉朝以来的注家都没有说清楚的），均能旁征曲喻，求得其本义确解。其见解之精辟，真能益人神智。段氏《说文解字注》，也是我经常检阅的。读段、王诸家之书，对于文字、训诂，理解古书，虽然受益很大，但思想不免拘于字义章句之间，后来读了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我才懂得又有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学，使我的思想豁然开朗。
我爱好古典文学出于天性，曾选读《庄子》、《楚辞》、《史记》、《昭明文选》、陶渊明、杜甫、李商隐、黄庭坚、吴伟业诸家诗集以及各种重要的文章、诗、词选本，如姚鼐《古文辞类纂》、王士禛《古诗选》、姚鼐《今体诗钞》、沈德潜《唐诗别裁》、张惠言《词选》等等。虽不尽解，却很爱读，名篇佳什，经常背诵。又练习写作古文、骈文、诗、词等，通过实践，更能了解古人创作的甘苦、艺术手法以及其作品中所蕴含的深意微旨。对于史书，《资治通鉴》是我最爱读而且熟读的。（当我十二、三岁肄业于高小时，国文教师张卓园先生经常指导我读课外书籍，他特别指出《资治通鉴》的重要，要我读时以朱笔断句，并且在小本中记下疑难与心得。）各种笔记、诗话、小说、戏曲等，我也极喜浏览，不但增广知识，且可以在研读经史之后，娱情遣兴，以资调剂。《聊斋志异》、《红楼梦》、《西厢记》、《桃花扇》等，我都看过，对于《聊斋志异》，尤其读得熟。
以上是我在十八岁中学毕业之前十年中阅读古书的情况。这些收获虽然还很微薄，但是给我此后治学打下了一点基础，也培养了熟练地读文言古书的能力。我能够相当快地阅读古书，对于书中辞句，可以直接理解，并不需要在脑中将它们译为现代语言。我父亲思想开明，他本着"开卷有益"的想法，让我随意读家中藏书，未做过任何限制，只是经常指导我练基本功。学校的教师也鼓励我课外多读书。我这时期，在文字、训诂、目录学诸方面虽然得到一点知识，但读书很杂，随兴所至，无所谓主攻方向，更谈不到有什么心得，也没有想专门研治什么。
我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受教于当时的硕学通人，开拓眼界，启发思想，茅塞顿开，获益甚大。后来因为我父亲逝世，家中经济困难，我遂辍学教书，赡养家人。在数十年的教书生活中，游走四方，得到良师益友的教诲切磋，教学相长，继续努力。
我的专业是文学与历史。解放前，我在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华西大学等校教书共十余年，都是在中文系（只有在临解放前的两三年中，兼任川大历史系的课），讲授诗选、词选、六朝文、杜诗、中国文学史等课程。解放后的三十余年中，我一直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古代史（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中国文学史、魏晋南北朝史专题、史学名著选读等课，并讲授关于古典诗词的专题。我经常是结合教学从事科研，进行撰著。
我从小读书，就对于文学与历史都很感兴趣。后来读书多了，更认识到，文史结合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往往如此，如司马迁、班固、范晔、沈约、欧阳修、元好问等皆是。这种传统一直保存下来。研究古代某一作家的作品与生平，必须熟习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入，此即所谓知人论世；而研究历史，如能联系文学作品，探索当时人的"心声"，则对于问题往往能有深刻而新颖的看法。我在教学与科研过程中，常是用文史结合的方法，触类旁通，互相印证，涉猎既广，探索渐深。我的专著与论文，多是在这种情况下撰写出来的。
"熟读深思"是我行之有效的一点经验。重要的书，必须熟读、精读，最好能背诵（背诵其中精要部分），只靠泛泛浏览是不够的。司马光说："书不可不成诵，或在马上，或在中夜不寝时，咏其文，思其义，所得多矣。"（吕祖谦《吕氏家塾读书记》）苏轼也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纪评《苏文忠公诗集》卷六《送安敦秀才失解西归》）朱熹也说："读书之法，在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又说："读书须是成诵方精熟。"（丘濬《朱子学的》"朱子论读书法"条）这些都是古人治学的经验之谈，书一定要精读熟读。
我从幼小时起就养成背书的习惯。上文已提到，七、八岁时，外祖父教我读《论语》、《孟子》，就要求背诵。读高小时，国文教师讲授古人文章，要求背诵，每星期背一篇。我自己读书时，对于重要篇章，常是熟读成诵，至于精美的文章或诗词，更是喜欢反复朗诵，如同唱歌一样，牢记在心（我十六、七岁时，能背诵《离骚》全文）。习惯久了，成为自然，记忆力亦愈用愈强，感觉背书非但不是苦事，而且是一种乐趣。读书能够背诵，确是受用无穷。原先不甚理解的，也渐渐能理解了；原先自以为已经理解的，再通过背诵，更能深入体会作者的用心而求得其精意微旨。浏览过的书，虽然也有印象，但总是不牢固，容易遗忘，要用时它也不来，而熟读成诵的书，则变为自己的东西，召之即来，运用自如，在思考问题时，也容易联想，左右逢源。
熟读还必须与深思结合起来。读书不仅是要多获知识，而且应深入思索，发现疑难，加以解决，此即所谓读书得间，也就是所谓有心得。朱熹在这方面有精辟的论述，他说："读书始读未知有疑，其次则渐渐有疑，中则节节是疑；过了这一番后，疑渐渐解，以至融会贯通，都无所疑，方始是学。"又说："学者读书，须是于无味处当致思焉。至于群疑并兴，寝食俱废，乃能骤进。"（《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
读书发现疑难问题之后，最初往往感到迷闷，未必即能解决。这就需要利用已有的知识，以比勘、联想的方法，寻找线索，深入追踪，再多看资料，多方论证。自己最初的假设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错的，也可能是部分对部分错的。这样，如剥蕉叶，如解连环，一层一层的深入下去，常能发前人之所未发，获得可靠的创见。这种探索是很费力的，解决一个问题，往往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一旦获得解决，也是很大的快乐。古人治学，在这方面也有不少经验之谈。汪中说："记诵之学，无过人者，独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心目所及，举无疑滞，钩深致隐，思若有神。"（刘咸炘辑《汪容甫遗文·与达官书》）恽敬也说："夫古人之事往矣，其流传记载，百不得一，在读书者委蛇以入之，综前后异同以处之，盖未有无间隙可寻讨者。"（《大云山房文稿二集》卷二《陶靖节集书后》）他们所说的要"于空曲交会之际以求其不可知之事"，要"委蛇以入之，综前后异同以处之"，也就是阎若璩所谓："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潜邱札记》卷二）这就要求学者既有广博的知识，又有丰富的联想，观察锐敏，思路灵活。
治学者如果只知道深入探索，还是不够的，同时，又要求能站得高，看得远，从大处着眼。黄庭坚说，陈师道"读书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脉络"。（《后山诗注》卷首王云题记）所谓"知天下之脉络"，就是要求有远见通识。司马迁说自己写《史记》要"通古今之变"，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常对所培养的魏晋南北朝史专业研究生说："你们研究的专业虽然是魏晋南北朝史，但是你们如果局限于这个范围之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的许多问题，你们还是难以探索深透，必须上溯先秦、两汉，下贯唐宋，才能看得更深、更远、更透彻。"
古人治学的良好经验与方法，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但是还必须通过自己的长期实践，才能体会到其中甘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我曾经写过一首《夜读》诗，自述读书治学之经验。
少时伫兴亲书卷，如向深山踽踽行。触眼峰峦乱稠叠，回头脉络尽分明。
九原随会犹能作，并世扬云敢互轻？后世视今今视昔，夜灯下笔悟平生。
解放后，我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知道只有运用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能对许多学术问题做出更为科学的论断。不过，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丰富的资料，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分析问题，还是很不容易的。我在这方面学习的还很不够，应当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