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汝骊(1917,3,3---1984,5,3)
1917年农历3月3日生于河南省罗山县。他先后在保定念小学，在沈阳念私塾和小学（沈阳第五小学），在齐齐哈尔念初中（黑龙江省立一中），在战乱中念完小学和初中，总共才用了五年时间。1930年在齐齐哈尔省立一中初中毕业时，年仅13岁。
1933年，郑汝骊进入北平北方中学读高中。1936年秋，考入燕京大学。当时抗日救亡的空气高涨，民先组织就是那年秋后建立的。郑汝骊虽然未加入民先，但他同情和支持民先的救亡行动，他的挚友亓象岑（解放后曾任济南市委书记等职）等就是民先的骨干分子。第二年“七七”事变爆发。郑汝骊通过同房间的何友恂认识了刚从辅仁转来的姚克荫（姚周杰），他是当时燕京大学搞抗日救亡活动最活跃的人物之一（姚依林的堂弟）。姚克荫朴素潇洒，态度明朗，思想进步，是当时郑汝骊最佩服，也是思想上给他帮助最大的一个同学。郑汝骊曾协助他收过一些捐款，支援京西游击队。
1938年夏，平津一带的学生大批南下。当时陆路已不通，只能走水路，即由天津乘船至香港或广州转内地，或换船经越南入云南。走后一条路的须到法国大使馆办过境签证。燕京南下同学大多是想到昆明转学西南联大。郑汝骊于七月中旬乘船离开天津，同船的有张滂、丁则民、杨清等燕京同学十余人。在香港等船十多天，8月底才到达昆明。11月初，郑汝骊转入西南联大。
1940年夏，郑汝骊在西南联大毕业。他先是到离昆明不远的弥勒简易师范任理化教员半年，后又来到位于中缅边境的腾冲和顺乡益群中学任理化教员兼教导主任及女子师范教务主任。
1942年，到重庆大学做物理化学课的助教及分析化学课助教。
1944年秋，他又去中央工业专科学校兼课，被聘为讲师兼做化学馆馆长。
1948年8月，郑汝骊在南京处理美国救济物资委员会做了三个月的英文笔译工作后，来到金华英士大学化工系任副教授。他思想进步，政治观点鲜明，教书认真，乐于接触进步学生。1949年6月，金华解放，任英士大学校务管理委员会委员。
1949年8月在杭州军管会招待所巧遇由智建中率领的长春东北大学（即后来的东北师范大学）南下招聘团，征得组织同意，欣然应聘。1950年初，即被任命为长春东北大学化学系第一副系主任（当时无系主任），主持化学系工作。1952年被正式任命为化学系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常委，提升为教授。
1955年9月，38岁的郑汝骊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大学化学系进修，导师为著名化学家、苏联科学学院院士斯比岑（Spitsin）教授。
他在莫斯科大学三年，科研方面取得的研究成果是，创立了一种新方法——同多酸的电解酸化法，采用这个方法制出了纯净的偏钨酸晶体，解决了这一学科的一大难题。他开辟的关于杂多酸的研究方向40年来一直被他所在的东北师大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所坚持，并终于在今天取得了一系列为国内外瞩目的重要成果。
1964年的面上“四清”运动使郑汝骊因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等问题而受到冲击。不久，一场更大的风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郑汝骊即被当作“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劳改。特别是1968至69年“清队”中又被当作“特嫌”、“特务”关押在地下室半年之久，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
粉碎四人帮后，郑汝骊又焕发了青春。他拼命工作，表示要把损失的时间再夺回来。不久他又重新被任命为化学系系主任。从1950年初算起，他在这个岗位上倾注了自己几十年的心血，1982年卸任后仍担任名誉系主任，直到逝世。
1984年5月3日，他在发病被送进吉林省医院的当晚去世。
郑汝骊对多酸化学研究的重要贡献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用电解酸化法制备偏钨酸晶体与晶体结构的研究以外，还有关于由偏钨酸直接制备杂多酸等。多酸化学界一直认为杂多钨酸盐不能由偏钨酸溶液直接制备。郑汝骊等通过大量的实验充分证明，几乎所有元素包括硅、硼、锗、磷、砷、硒、锑及大部分过渡金属和稀土元素都可以和偏钨酸直接合成杂多酸。这种方法制得的杂多酸不含钠离子，纯度极高。这样就提出一种快速、简便的制备杂多酸的方法，将同多酸与杂多酸联系起来，意义重大。钨硼酸是在抗病毒和作催化剂方面有重要用途的杂多酸，但传统的制备方法——Copaux法使用的硼酸极大过量，煮沸时间过长，耗能大，得到的仅是两种钨硼酸的混合物，产率低。郑汝骊等首次采用电解酸化法制备钨硼酸，可制得纯净的四方或六方钨硼酸，且原料比Copaux法节省83%，而产品的钠含量仅是Copaux法的6%。他们的研究集体后来在混配型、双系列不饱和型、有机金属型、电荷转移杂多化合物、杂多蓝、异构体、三取代等杂多化合物的制备等方面又有重要进展，合成未见文献报导的新型杂多化合物近400种，单晶20个。此外，在多酸化合物的功能特性（光、电、磁、催化）研究方面也取得很大成就。在多酸的药物化学方法（包括抗艾滋病、抗肿瘤、抗病毒等）都取得了新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