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敬文：从浙大走出去的民俗学泰斗
作者: 吕洪年
钟敬文（1904-2002），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导，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我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民俗文化学的奠基人和开山祖之一。他在近百年的漫长人生旅途中，为这三门学科奋力开拓，努力与国际接轨，成就卓著，从而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世界和学术体系，即民间文化研究。他长期在高校任教，在本学科的人才培养上也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和开拓者。在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钟先生从广州中山大学来到杭州，在浙江大学任教，从事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俗学工作，先后有近七年的时间（中间去了一次日本）。由于钟先生同时在杭州民众教育馆兼职，参与筹建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编辑出版《民俗学集镌》、《民间》、《艺风·民俗专号》等活动，成为民俗学运动的鼎盛时期，名声在外，他的浙大教师身份，反而被人们所淡忘，被历史所淹没。然而先生对浙大却始终一往情深，每逢整十年和百年校庆，总是殷殷期盼母校的邀请。在我与先生的接触与交往中，他曾亲口对我这样说过：“我虽是广东海丰人，但却视杭州为我的乳娘，浙大为我的父校”（先生视广东海丰县五岭坡的一所中学为母校）。话的意思是说杭州是他民俗学事业的肇始地，浙大是他担当振兴民族民间文化大任的起点。
初识“庐山”真面目
1982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引下，迎来改革开放的汹涌大潮，高校学术思想的禁锢开始解冻，各学科在规定的课程之外，开放各有特色的选修课，让学生自主选修。我因15岁那年，听老乡演唱民歌民谣，把它记录下来，写成《小山坡上的歌声》，受到初中语文老师的表扬，并推荐发表在当时的《宁波大众》报上，便喜爱上了民间文艺。在读大学的时候，趁下乡劳动锻炼之便，搜集并出版了《谚语集》和《方腊民间故事》。后来留校任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攻读中外民间文艺学书籍。在开设选修课的热潮下，我尝试着主讲民间文学，修习的学生居然还相当多。
开课的当年，我便晋京拜会钟敬文先生。在北师大小红楼的二楼书室里，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的书室里除了书橱之外，桌子上、坐椅边都堆满了书，靠窗的书桌，也只留出一方写字用的地方。他知道我来自杭州，便对我特别地看重。当他询问了我的一些读书、工作的情况之后，说：“你是民俗学在浙江的种子。”这时，我才知道先生当年也曾在杭州工作，任浙大教师，他的心里是多么热盼有薪火相传的后继者啊！他欣慰于“文革”之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学术事业已经复苏，正着手主编《民间文学概论》和《钟敬文民间文学论文集》等书，他同意我在适当时候到北师大当“访问学者”，还嘱托我在回到杭州之后，到浙江图书馆查找他当年在杭州报刊上发表的论文，后来又来信催问我查找的进展情况，我当即给他回了信，附上我已经查到的论文目录与抄件。
这次为先生查找他当年的旧作，使我在孤山浙图古籍部沉缅了几个月。同时也深知先生称杭州是他的“乳娘”、“浙大是他的父校”的真实原因。当年，先生在浙大，不仅组织了“浙大民俗学会”，还同时写下《山海经是一部什么书》的论文。《百年求是丛书》之一的《学术浙大》在介绍这一论文的编者按语中这样说：“这是用新的方法来诠释一部古典名籍，由此也可以看出当年浙大人的一种努力，或者说，由此也可以领略‘中国民俗学之父’的一种风采”。此文写于1930年6月2日，刊于《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学生自治会会刊》。而先生自己则视此文为发掘与弘扬本土民俗典籍资源的发端，表示自己立此为志，是他矢志不移的一种宣誓。
钟先生在此期间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而且有许多著述，远比他同时期写的《荔枝小品》、《西湖漫拾》、《湖上散记》等要有影响。他宁可放弃“现代作家”的桂冠，而要转移到做一个民族民间文化的园丁。
在钟先生人格魅力的感召下，我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才正式步入博大精深的民俗学殿堂。可以说钟先生是我的学术指路人。
寻访“父校”忆旧踪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大约1987年初夏，全国开展民间文学大普查，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钟老作为这三套集成的总主编，到杭州开会，住在北山路新新饭店。这天下午，我约了杭州的几位同道去看望他，他告诉我，陈立先生也要来看望，并事先通知我改日要去寻访浙江大学老校址，让我作陪。
开会结束后，钟老与我在西湖边拍了照，同时与北京陪同他前来的一行人赶到杭州大学路浙江图书馆附近，找到一条南北向的小巷，叫场宦弄，在一处派出所的驻地，钟老指着它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有名的风雨茅庐，是当年郁达夫的住宅。”
钟老见到什么，便告诉我们什么，他的记忆是多么清晰，他的话语又是多么地富于情感。钟老又说：“郁达夫是浙大的校友，这一点可能鲜为人知，但我在与他的接触中，了解到郁达夫是1912年考入之江学堂的学生，后来参加学潮被开除，随他兄长郁曼陀东渡日本。”钟老说的一点不错，之江学堂在1914年改称之江大学；1952年，在解放后的高校院系调整中并入浙江大学。
钟老在浙大任教期间，与邻近的郁达夫有过亲密交往。据说王映霞当年常请钟先生过去陪郁达夫喝酒。
因为“风雨茅庐”当时由派出所人员用作办公室，所以我们来到门前便停步了，但是这却反而激起钟先生的思绪。他说：“郁达夫当年从上海移家杭州，鲁迅还写了劝阻他的诗。郁回到杭州之后，虽然离开了当时的战斗中心，但心里一直很不平静。”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到风雨茅庐去见郁达夫时，郁达夫还为杨杏佛在上海被刺而激愤不已，看见钟先生来访，便出示他写下的诗：“风雨江城夏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先死无由问伯仁。”我们大家听了，无不惊叹于钟老惊人的记忆。
钟老当年也住在风雨茅庐西大门的南边，相距不过百米之遥。钟老指着一座楼房，在高高的黑色围墙上，有两扇小窗户，开窗便可见风雨茅庐大门外的动静。这是一座瓦顶高墙旧式木结构的楼房，钟老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不平常的日夜！
在巷子里转了一圈之后，仍然回到了大学路浙江图书馆。环视四周，钟老发现，老浙大旧址上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幸存的浙图是当年浙大人的书房，至今修缮一新，保存完好，尚可慰心。
重登学坛话口碑
1982年11月下旬，钟敬文先生在宁波参加完浙江民俗学会成立大会暨神话学术研讨会之后，应邀来到原杭州大学中文系，与选修民间文学课的近百名学生会见，并作学术讲座。
这一日上午，当先生在北师大中文系张紫晨教授的陪同下，缓步进入设在今浙江省工会干校礼堂的报告厅后，立即受到早已在场等待的满座学生的热烈欢迎。先生的讲话稿，经我录音，并整理成文，以《民间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发表于《杭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和北京《民间文学通讯》，后来钟老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马昌仪女士修订后，收入他的新著《新的驿程》。
在我接送先生来校讲学的过程中，我们的谈话始终没有离开一个中心，就是民间文学、民俗文化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来自社会生活和生产实践的智慧与知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一切专家、学者，都是人民文化哺育的结果。成名成家之后反而瞧不起人民文化，那便是真正的忘本。先生一再嘱咐，只要自身努力，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利于人民，就一定可以走出一条新路而为社会所认可。
我曾经不无怨气地向先生吐露，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特别是深入基层从事采集工作，其艰辛和甘苦真是一言难尽。因为群众、干部多数对这项工作不理解，我们常常是拿自己的“热脸孔”去贴别人家的“冷屁股”。钟老听到这里，不免面有愠色，并严肃地告诫：“做学问的人可以走三条路：向外国吸取先进的；向古代继承优秀的；而我们是向民间采集有用的。”他还这样举了一个例：在我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史上，第一次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采风活动是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发起的1925年妙峰山“碧霞元君”庙会调查，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当年参与采风的人后来都成为国内著名的学者、教授，例如顾颉刚、容肇祖、孙伏园、罗香林、魏建功等。我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去改变世俗的观念，任何一种学术的资料，包括文献的、考古的、口碑的，只要有用，绝对没有雅俗、贵贱、贤愚、善恶、净染等等的区别。
在钟先生所作的报告中，他的这种思想观念始终贯穿如一，他说：口碑，就是老百姓世代相承、口耳相传的知识，它们中蕴含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忽视它们，必然是学术研究上的一种缺失。
钟先生的这次重登“父校学坛”，给我们带来一股十分强劲而清新的学术空气。我也常以“民俗学在浙江的种子”而自勉自励。
我当年所撰写的《重视民俗调查的历史经验》一文，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民俗调查的经验与方法》一书，同时在教学与科学研究上，力求文献、考古、口碑三者的互参互证，来破解诸多学术疑难。所以日本学者铃木阳一先生在评论拙著时说：“这是复数领域的研究成果。”
钟先生为我国民间文艺学和民俗学事业整整奋斗了80多个春秋。季羡林先生生前不要“大师”、“泰斗”的桂冠，却心悦诚服地推崇钟先生是中国民俗学之父。在钟先生走完百年人生终点的那一刻，曾欣慰地向前往医院为他送行的人这样说：“今天是我（从事民俗学工作）80年来最高兴的日子。因为从事民俗学研究的有了许多硕士、博士，还有了许多教授。而当时我在杭州时只有娄子匡等几人。”这既是先生对当年艰辛的深刻记忆，同时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而作出贡献的欣然自慰！
在今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钟先生的后继者刘魁立、乌丙安、高丙中等都曾来浙大讲学和指导工作，他们与钟先生生前一样，都希望“民俗学在浙大不能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