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克仁:修订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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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页面,内容为“钱克仁(1915—2001) <br>我1934年考入浙大土木系,1936年转数学系.1938年在长沙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9年到宜山复学,是“拓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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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三、1940~1 949年服务时期
<br>三、1940~1 949年服务时期
<br>    1940年7月,我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想留在遵义做事,可以照顾家庭,但是不愿当浙大数学系的助教.经过浙大教授费巩的介绍,去了遵义的私立豫章中学教书并任教务主任.后因与校长意见不合,11月份离校.12月份去贵阳高中教书(该校当时避轰炸迁至修文县).修文县的阳明洞当时有张学良关在里面,所以该地特务很多.我初来乍到,除了上课教书之外,不敢活动.该时贵州教育界,地方观念很重,要排挤外地籍的教师.该校校长刘薰宇是个老资格的数学教员,我跟他较接近,假日常陪他打打牌玩玩.1943年,在刘熏宇的鼓励、帮助下,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最新用三角学》(由开明书店
<br>    1940年7月,我毕业于浙江大学数学系,想留在遵义做事,可以照顾家庭,但是不愿当浙大数学系的助教.经过浙大教授费巩的介绍,去了遵义的私立豫章中学教书并任教务主任.后因与校长意见不合,11月份离校.12月份去贵阳高中教书(该校当时避轰炸迁至修文县).修文县的阳明洞当时有张学良关在里面,所以该地特务很多.我初来乍到,除了上课教书之外,不敢活动.该时贵州教育界,地方观念很重,要排挤外地籍的教师.该校校长刘薰宇是个老资格的数学教员,我跟他较接近,假日常陪他打打牌玩玩.1943年,在刘熏宇的鼓励、帮助下,我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本著作《最新用三角学》(由开明书店1946年出版).在刘先生的介绍下,我还为文光书店编写一本“初中算术教程”.1 944年2月我从修文去了白沙。
 
<br>    1944年2月至1944年7月,我在四川江津县白沙镇大学先修班教书,这是我父亲老同事,先修班的教学科主任张纯荐我去的.该先修班里的教员多是江苏省立中学的“名教员”,同事之间,钩心斗角,很不得意.1944年夏天,先修班换班主任,我去重庆玩.住在南岸的私立广益中学里面(当时老同学驻自强在广益教化学),结果被广益的校长杨芳龄留住了,我就在广益任教了.广益是个“贵族”学校,收的都是些有权有势有名望人的子弟。杨芳龄亦就靠着这批“家长”来宣传、扩大自己的学校.由于我在该校教书还受欢迎,杨校长就要我另外再为几个学生补习功课.这些学生中间有杜月笙之子杜维宁、朱学范之子朱培根、顾佳堂之子顾龙胜等人。
任,专管数、理、化等科的教学工作.1951年春,南京要成立中国数学会南京分会,因为一中在南京是有名的学校而我又是数学教研组组长,所以我就被推为筹备委员,后来成为南京分会的常务理事.1952年2~8月,我调到南京市师专,1952年9月,师专并入南京师范学院.那时的南京师范学院是由原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南大、师专等校的人员合成,一些原来在大学教书的人对我们这些原来是中学教师的人是不大看得起的,我们对于校方房屋分配等事什么都依“学衔”来定的做法亦不大习惯.数学教员人多,学生只有科、班各一班(1953年才有科、系),我没有什么适当的功课可教,就选了两门大家都是“外行”的科目,一门是数学教学法,另一门是“计算的理论和实践”,大家都觉得新奇,所以有人来问我,我亦因此常常出去“做报告”,特别是“近似计算”这一部分,我讲了多次.后来,195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就来约我写《近似计算》的小册子(该书再版多次),还要我写教学法方面的书.那时我还在南师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教了一年书.1953年秋季起我教系的解析几何,科的数学教学法课。
<br>    1944年2月我在重庆遇到了几个嘉兴秀州中学同班毕业的老同学.当时大家觉得远离家乡,在外工作,最怕失业、生病,有人还想结婚,等等.因此我们就组织了一个“秀州甲戍级(1934级)级友互助会”,大家每月拿出工资5%左右的钱交给在金城银行工作的沈永绥,由他调剂运用.当时愿意参加的有沈永绥,朱有圻,朱炳祥、朱僧、金兴中、侯希忠、蒋礼鸿.还有我,共八个人.这笔互助金是起作用的,金兴中的病费,好像朱僧的结婚费用都用这款的.1945年以后,用处不多,大家就不再交了.1946年后。秀州中学复校.我们就将余款捐助给秀州中学。
<br>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了,我仍在广益教书.后因白沙的大学先修班缺数学教员,我又怕继续在广益教书,不能回家乡了,就于1945年10月又回到白沙先修班,直到1946年7月先修班解散.我拿到了“复员费”,于1946年夏天由重庆乘公路车到宝鸡,经陇海线到南京,转返嘉兴原籍。
<br>    1946年8月,我回到嘉兴,适逢我的母校秀州中学筹备复校.我就被留在秀州教书了.我的家里人在贵州遵义、湄潭住了六、七年.于1946年11月亦随浙江大学搬回了杭州.我虽在嘉兴教书.基本上每个星期要到杭州家里去休息的。
<br>    1947年.我的女友邹德蓁(上海民立女中教员)想与我结婚,鼓励我去上海教书.我就辞去秀州的教职.去上海正始中学工作,筹备结婚.我1948年7月与邹德蓁在上海金门饭店举行了婚礼,我们住在正始学校里,后因住房与校方发生争吵,我们离开正始,去民立女中教书.直到暑假。
<br>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教育界情况比较复杂,中共华东局的贝纹同志(她是我妹妹钱炜的同学)想介绍我去大连教书,而我因邹德蓁怀孕,不想走远路了.刚好此时浙大老同学胡玉堂被任命为绍兴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的校长.约我去.我1949年9月就到上虞春晖中学,邹德蓁留在杭州老家待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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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四、新中国成立以后
<br>    1949年8月.我应老同学胡玉堂之约去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教,因为胡玉堂原请的教务主任不来,10月起就由我任教务主任.春晖是个私立学校,1950年春,学生减少,校董会又不肯多拨经费,学校极难维持,虽亦搞些劳动生产工作,亦无济于事.1950年夏,学校紧缩编制。教职员另有出路者,学校不能强留.当时我的妹妹钱煦在南京第一中学教书.来信说一中缺数学教师,于是我就去了南京.
<br>    1950年8月,我到南京一中后,校长朱刚对我很重视.我加人了教育工会.1950年秋季抗美援朝,参干运动时,我对自己读教会中学时美国教员的罪行进行了控诉,对一些学生的参干起些作用.为了让我安心在南京工作.朱刚校长提出把邹德蓁也调入南京一中当教师.这样我们就在南京定居了.1 951年春,我被提拔为教研组长,后又为副教导主任,专管数、理、化等科的教学工作.1951年春,南京要成立中国数学会南京分会,因为一中在南京是有名的学校而我又是数学教研组组长,所以我就被推为筹备委员,后来成为南京分会的常务理事.1952年2~8月,我调到南京市师专,1952年9月,师专并入南京师范学院.那时的南京师范学院是由原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南大、师专等校的人员合成,一些原来在大学教书的人对我们这些原来是中学教师的人是不大看得起的,我们对于校方房屋分配等事什么都依“学衔”来定的做法亦不大习惯.数学教员人多,学生只有科、班各一班(1953年才有科、系),我没有什么适当的功课可教,就选了两门大家都是“外行”的科目,一门是数学教学法,另一门是“计算的理论和实践”,大家都觉得新奇,所以有人来问我,我亦因此常常出去“做报告”,特别是“近似计算”这一部分,我讲了多次.后来,1954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就来约我写《近似计算》的小册子(该书再版多次),还要我写教学法方面的书.那时我还在南师附设的工农速成中学教了一年书.1953年秋季起我教系的解析几何,科的数学教学法课。
<br>    1955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南师数学系并入在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我们一家就搬到苏州.这次调整,我觉得满意,加之苏州是我幼年生活过的地方,更觉亲切.当时我仍教解析几何,数学教学法,还做些班主任的工作和教育实习工作.1956年8月我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来成为民进江苏师院的支部委员.也就在195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人来问我,是否可以写些东西.我说没有,但看到一本苏联的习题集还好,问他是否可以翻译.后来该社来信希望我来翻译,并预付了我部分稿费,我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将译稿送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春,《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数学试题汇编》一书出版.因为当时我们的教材是学苏联的,因此该书很畅销,一度成了高考学生的重要参考书籍.1958年在苏州我带领二位助教着手编写我国自己的中学数学教材教法讲义.
<br>    1955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南师数学系并入在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现苏州大学),我们一家就搬到苏州.这次调整,我觉得满意,加之苏州是我幼年生活过的地方,更觉亲切.当时我仍教解析几何,数学教学法,还做些班主任的工作和教育实习工作.1956年8月我参加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后来成为民进江苏师院的支部委员.也就在1956年.江苏人民出版社有人来问我,是否可以写些东西.我说没有,但看到一本苏联的习题集还好,问他是否可以翻译.后来该社来信希望我来翻译,并预付了我部分稿费,我花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将译稿送到江苏人民出版社,1958年春,《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数学试题汇编》一书出版.因为当时我们的教材是学苏联的,因此该书很畅销,一度成了高考学生的重要参考书籍.1958年在苏州我带领二位助教着手编写我国自己的中学数学教材教法讲义.
<br>    1962年起,我因胆囊结石,经常病假在家或住院治疗,1965年在带学生去虎丘社会实践时,急性阑尾炎发作,进医院动手术,同时将我的胆囊也割除了.主刀医生是我在嘉兴秀州中学的老同学黄炳然,手术很成功,除去了隐患.手术后又患肠粘连症.治疗、休养,一直到1966年4月份才上班,后即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期的1972~1974
<br>    1962年起,我因胆囊结石,经常病假在家或住院治疗,1965年在带学生去虎丘社会实践时,急性阑尾炎发作,进医院动手术,同时将我的胆囊也割除了.主刀医生是我在嘉兴秀州中学的老同学黄炳然,手术很成功,除去了隐患.手术后又患肠粘连症.治疗、休养,一直到1966年4月份才上班,后即参加“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期的1972~1974年,我去南京参加江苏省中学教学课本的编审工作,“文革”后期,1974~1978年,在校参加初等数学教育工作,中学数学教学调查研究工作.我是中国数学会会员,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会员,苏州市数学会副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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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邀请去北京参加中、日数学史学术交流会,与日本同行切磋研究成果.1982年10月,在江苏省数学年会(无锡)上,我也宣传了我的主张,得到许多同行的好评.从1981年起,直到1985年,我在苏州大学,开设了数学史选修课,在江苏省内外反响较大,我被邀请去南京、无锡、扬州和苏州的大学、师范院校及中学演讲.嘉兴秀州中学也请我去学校给他们高年级学生作数学史报告.在此期间,我在《中学数学》、《上海教育》、《中学生》、《中学数学教育》等杂志上发表专题论文十多篇.在1984年,我的论文“秦九韶大衍求一术中的求定数问题”被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组委会专家选中,8月份去北京出席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在会上宣读论文,并在会议期间与组委会特邀嘉宾,世界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父亲钱宝琮30,40年代的老朋友,李约瑟在其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写道:“在中国的数学史家中,李俨和钱宝琮是特别突出的.钱宝琮的著作虽然比李俨的少,但质量旗鼓相当”)和鲁桂珍博士亲切交谈,畅叙友情.我的最后著作《数学史选讲》在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后,1989年终于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著名数学史家严敦杰先生为书写了序.该书在1989年11月被中国科学
<br>五、有关数学史研究
技术史学会评选为首届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二等奖.
<br>    我当过十多年的中学教师,调进师院后仍钻研中学数学问题,深感数学史知识对数学教学的重要性.我父亲钱宝琮从1920年起就潜心研究中国数学史.是国内外有名的数学史专家.我从1960年起钻研一些数学史书刊,先是精读卡约黎(CAJORI)的数学史专著《A HISTORY OF MATHEMATICS》,并翻译此书二百多页内容(现有存稿).1962年起,每年给学生做几个专题讲座,介绍国内外数学历史.“文革”以后,从1979年起着手编写数学史讲义,着重两点:(1)为数学教学服务;(2)内容要正确,尽可能地做到“贯通中、外”、“古为今用”。
    1981年讲义编好后,被邀请出席中国数学会数学史分会的成立大会(在大连),我在大会上阐明了对数学史课的观点和做法。得到与会专家们的赞赏.1982年8月,我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去北京参加中、日数学史学术交流会,与日本同行切磋研究成果.1982年10月,在江苏省数学年会(无锡)上,我也宣传了我的主张,得到许多同行的好评.从1981年起,直到1985年,我在苏州大学,开设了数学史选修课,在江苏省内外反响较大,我被邀请去南京、无锡、扬州和苏州的大学、师范院校及中学演讲.嘉兴秀州中学也请我去学校给他们高年级学生作数学史报告.在此期间,我在《中学数学》、《上海教育》、《中学生》、《中学数学教育》等杂志上发表专题论文十多篇.在1984年,我的论文“秦九韶大衍求一术中的求定数问题”被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组委会专家选中,8月份去北京出席第三届国际中国科学史讨论会,在会上宣读论文,并在会议期间与组委会特邀嘉宾,世界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父亲钱宝琮30,40年代的老朋友,李约瑟在其专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中写道:“在中国的数学史家中,李俨和钱宝琮是特别突出的.钱宝琮的著作虽然比李俨的少,但质量旗鼓相当”)和鲁桂珍博士亲切交谈,畅叙友情.我的最后著作《数学史选讲》在经过多次反复修改后,1989年终于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著名数学史家严敦杰先生为书写了序.该书在1989年11月被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评选为首届全国科技史优秀图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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