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卿，解放后改名为李真，1928年出生在杭州，抗战前，父亲李作尧母在杭州经营一个杂货店。抗战开始，全家逃难回嵊县。1939年因生活所迫，带着弟弟和妹妹投奔七百里外的丽水战时儿童保育院。13岁时考入丽水的处州中学，后和弟弟妹妹返回嵊县，初中毕业于嵊县中学。1945年日本人投降后，全家又从嵊县返回杭州，高中毕业于杭州市立中学。
1947年夏考入浙江大学教育系，住在华家池。一入校，就被学校的进步思潮所吸引。那时浙江大学的课余生活非常丰富，其中无不涵盖着进步和革命的元素，读书会可以读到许多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自传》、《朱德自传》，业余剧团则排练进步话剧，1948年排练并成功演出了讽刺国民党腐败政府的四幕话剧 《金钱万岁》。
李雅卿在浙大加入Y.F，在学生运动中积极表现。1948年2月，朱元明将其发展入中共地下党，成为一名候补党员，也就是现在说的预备党员。
1948年9月29日晚，王秀霞到李雅卿家，和李雅卿一起去火车站接了友人高停云回家。被特务抓捕，王秀霞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供出李雅卿和朱元明。李雅卿为保护其他，承认了共产党员身份。高停云是富家小姐，王秀霞不知其共产党员身份，后来由高停云父亲托人保释出狱。
李雅卿被抓进监狱后．立刻震动了浙江大学，这是继"于子三事件"后的又一政治事件。此中同样惊动了竺可桢校长。竺对自己的学生充满了爱护之心，李雅卿的被捕，使他焦急万分，他曾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试图营救李雅卿。营救不成，他还专门家访安慰李雅卿父母，亲临探监鼓励李雅卿。
1948年10月18日，国民党政府的特刑庭没有通知学校，以至于在律师没有到场的情況下，第二天就对李雅卿进行了审判，以共产党的罪名，判她有期徒刑两年半。当李雅卿被判刑后，竺可桢校长给李雅卿亲笔写了一封信，通过其同乡探监时将信带给了李雅卿。李雅卿出狱后此信就带在身上，一直保存至今。
1949年李宗仁上台，出任国民政府代总统，承诺进行国共和谈，1月24日即指令释放政治犯，时任浙江省主席陈仪立即执行，竺校长迅速去第一监狱保释在狱的浙大学生李雅卿、吴大信、郦伯瑾、黄世民、陈建新等五人。
出狱后，李雅卿不忘在狱中与她建立深厚感情的狱友，利用当时这一暂时宽松的政策，积极营救其他狱友，她说服了父母进行合作，利用他们的店铺，先后保释出了四十余名狱友。同时李雅卿写信给已去浙东游击区的陆子奇要求打游击。经审查同意后，陆子奇随即派交通员阿南哥，特来杭州接李雅卿到了慈溪，正式上山参加了游击队。
在慈溪打游击时，李雅卿找县委书记杨展大，和他谈了如何解決党组织关系，杨让她和浙大原地下党组织联系。李雅卿打听到许良英同志是当时地下党负责人之一，并获知他在杭州工作的地址，便写信给他，但没有任何回音。于是只得在游击区重新入党。
此次入党，首先审查了李雅卿的被捕问题。当时陆子奇是县委组织部长，还有狱中的杨志行也是地委妇联主任，她们二人都深知李雅卿在狱中的表现，向其他领导专门介绍过我的情况，并对我的表现给予充分肯定。还有一些由李雅卿家保释出狱的难友回游击区后，也向组织介绍了李雅卿救助难友的情况。此外，李雅卿去慈溪游击区后，不怕苦不怕死的表现，在几次突围中毫不动摇，勇敢行为更是可圈可点，获得大家一致的好评和认可。1949年8月慈溪县委党支部大会认真讨论李雅卿的入党问题后，根据李雅卿在狱中和出狱后及在游击区的实际表现，几乎全票通过李雅卿重新入党，然后经慈溪县委会最后批准。
1949年，李雅卿被华北大学录取，当时新中国急需俄语翻译，所以仅上海就招收了三百多人，李雅卿被任命为大队长，带领整个三百多学员进京。入学不久后，华北大学就改为了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最初叫俄文大队，自我们入校后，全国招来的学员总人数超过了五百，于是称为俄文专修班，学制为2年，任务是培养新中国建设所急缺的翻译人才。李雅卿在校成为中国人民大学俄文系的学生会主席和全校最“牛”的俄语实验班班长，为期十个月的学业完成后，李雅卿作为高材生留校，分配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工作，后来担任翻译组副组长。同时，李雅卿兄长介绍张惠卿和李雅卿确立男女朋友关系，张惠卿为多年的地下觉员，由上海市委组织部正式分配到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华东人民出版社前身）工作。
但是，正当李雅卿怀着无比饱满的热情，准备全身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时，1951年4月18日，一封署名“前地下杭州市工委组织委员、现任杭州市青委学生部长许良英〞揭发检举李雅卿是自首叛变分子的信，奇到了人民大学党委组织部。就是这封信拉开了李雅卿辛酸悲惨的人生序幕，让她从此背负无尽的屈辱。
许良英在杭州解放前是浙大地下觉的负责人，李雅卿是他属下的一名预备党员。李雅卿被捕后，许良英只知道她向敌人承认是共产党员，并说出了已去解放区的介绍人朱元明，对李雅卿在狱中的表现和情况不做任何调查，就认定李雅卿已经叛变，在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取消了她的预备党员资格，而过了两年后，当他知道李雅卿已在慈溪县委重新入了党，就向人民大学写信，指控李雅卿是“叛徒”。他在信上说李雅卿由朱元明介绍入党后，“一贯表现自由主义，易闹情绪，觉悟很低”，“李还写信给她父亲说什么‘憎恨人类，“。他断定说，“这些都充分证明了她已在思想上动摇，在政治上叛变，出卖同志，她不仅是个自首分子，还是一个叛徒”。然后还在后面专门加了一句说：“尤可注意的，敌人对她始终没有用过刑”，以此向人民大学党委暗示，李雅卿就是叛徒无疑。
一年后，人民大学党委根据许良英的来信，在1952年5月，突然做出把李真开除党籍、清除出党的决定。李雅卿找到了刚刚调到北京工作的许良英，决定当面向他申诉和澄清事情的真相。然而许良英并不听取解释，粗暴地将李雅卿赶出门外。李雅卿脑子一片空白，满怀屈辱和悲愤，哭着回到了学校。
张惠卿得知后，每天从上海给在北京的李雅卿写一封信，再三鼓励她要机信组织、相信党。他的真情和信赖给了李雅卿活下去的勇气。十个月后，张惠卿和李雅卿排除了外界的种种干扰，力争得到双方组织上的同意，在李雅卿这年寒假到上海时，设法取得了所有证明后，立即去办了结婚登记。在上海市卢湾区政府办完结婚登记手续后，他们就决定去苏州旅行结婚，没有任何亲友参加，没有婚宴，没有蜜月，两人在苏州的一个普通的旅馆里度过了一夜夫妻生活，能够见证的仅仅是在旅馆的登记簿上写上的〝结婚”二字。第二天上午，张惠卿就在苏州送李雅卿直接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而他自己则在下午回到上海。
1953年初，李雅卿由中国人民大学调到马列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中央党校当翻译，作为一个有问题的非党员，能调到这样的单位是不可理解的，有人疑惑地说：“李真不是有问题吗？怎么反而高升了呢？〞那个时候，一边是成百上千的全国各地调来的省、市级干部学员，一边是苏联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他们必须挑选能在课堂直接口译的翻译，李雅卿是因为业务过硬被选中了。
到了党校，李雅卿先在以老翻译家刘群为主任的翻译室工作，后又分配在艾思奇为主任的哲学教研室任哲学课翻译。李雅卿因为预先做了功课，到了现场就能应付自如，所以不仅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也深得艾思奇和杨献珍的欣赏，他们没有因为李雅卿被开除党籍而对她不尊重，反而在政治上还常常给予保护。1957年“反右”时，开会动员提意见，其李雅卿只是提了些很普通的意见，却因为本身政治上有问题，有关部门已将她内定为“右派”，内部简报上也已不称她为“同志”了，但当把李雅卿定为“右派”的材料上报到艾思奇后，却给他压住了，直到“反右”远动结束，艾思奇也不拿出来，帮李雅卿逃过了这一劫难。1962年，哲学教研室支部还一致通过李雅卿重新入党，只是不久，中央党校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开始了，政治气氛不对，因此没有再往上报。
李雅卿在中央党校一直工作到1965年，因康生整肃中央党校，清理阶级队伍，把有问题的工作人员全部调离和清出党校，并规定要和配偶一起发配到个人的原籍重新分配工作。李雅卿则是第一批被“清洗”的对象。当时张惠卿工作单位人民出版社的两位领导王子野和范用都是正直的好人，他们坚决不同意张惠卿和李雅卿一起被调走，就想尽办法把李雅卿从中央党校调到了人民出版社。
1969年9月,张惠卿和夫人李雅卿带着儿子张勤、张俭下放威宁，分在十三连，住汀泗凤凰山。1971年元月，由于筹备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起草文件之需，他奉调回京，其间有幸三次聆听了周总理的重要谈话。会后，他作为人民出版社经典外书编辑组组长，和中央编译局的同志们一道，着手恢复马列著作的编译工作，直到“文革”结束。
1979年李雅卿再次向党组织申诉。在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重新确立之后，申诉书送到了中组部，中组部干审局的一位负责同志看后，感慨地说了句：“应该是功臣啊！把这样的一位同志开除出党，太没有道理了！”他要李雅卿的工作单位人民出版社把李真的有关材料和复查报告立即送中组部。人民出版社党委遵照中组部的意见，查清了李真有关问题的全部事实，写出了复查报告，并报国家出版局党委讨论同意，送到了中组部，经中组部批示，为李真平反昭雪。
1980年年初，党组织正式向李真本人宣布：撤销中国人民大学党委的错误决定，恢复她1949年在浙江慈溪县委发展她重新入党的党籍。这样李雅卿才终于结束了整整28 年的噩梦，从年纪轻轻的24岁因为许良英的举报揭发蒙冤，一直到了52岁时才终于回到党组织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