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浙江大学48届土木系毕业生。从1946年起参加各项学生运动，1947年加人了进步学生社团干社。当时干社的发起人有向惟洨、吴士濂、杨锡龄、杨铭、蔡为武、马上辰和我。从那时起，我开始接触到马列主义书籍，逐步认识到必须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1948年上半年我即将毕业，从《华商报》上得知东北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就希望到东北解放区去，参加水力发电建设。蔡为武建议我找土木系助教任雨吉老师（中共地下党员），请他帮助，并说明是蔡为武叫我找他的。几天后，任雨吉老师告诉我，去东北解放区目前还没有办法，但可介绍我到华北解放区。7月初，我拿到了毕业文凭，回到上海家中。不久土木系助教朱兆祥老师（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来我家告诉我，要我先到天津南开大学找胡国定，再转解放区。并嘱我在家等候，将有人来联系。几天后，刘修烓（浙大45届毕业生，当时在上海航空公司工作，中共地下党员）来说，要乘轮船到天津。母亲支持我到解放区去，助我路费。买到船票后，到福州路一条里弄内找到刘修烓，他给我一张分币券，作为与胡国定的接头暗号，并要我熟记币上的编号。7月17日刘修烂送我登上轮船，驶向天津。后来知道，介绍我到华北解放区来的是马健行同志，他当时在上海麦伦中学工作，解放后曾任北京市体委体育研究所所长，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还健在。
7月20日到达天津。我到七里台南开大学，传达室说此处没有胡国定其人，要到三里台南开大学找他。我到了三里台，又被告知此处没有胡国定，要我回七里台找他。等我到七里台时，胡国定已在传达室里等我了，这时天色已黑。他告诉我，这是由于怕被国民党特务发现破坏而这样安排的。胡国定当时在南开大学执教，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是第一任南开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是一位数学家，现在还在负责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的工作。
我在胡国定的宿舍里住了下来。次日上午，我拿了他写的便条到一家自行车修理铺去接关系。在那里，嘱我下午六点整在罗斯福公园凉亭里，右手拿着一份当天的日报，等候一位也是右手拿着当天日报的人。接上暗号后，那人将去解放区的路线及有关注意事项告诉我。当时我只会说南方话，他只会说天津话，听不懂时只好笔谈。因为我听不懂北方话，地理又不熟悉，他同意派人带领我过封锁线。次日又在自行车修理铺会面。他带我到旧货小市买了中式衣帽，化装成商人，并把我介绍给一位交通员。交通员带我从天津乘火车到陈官屯车站下车，在那里坐上去沧县的螺马大车，到达姚官屯封锁线附近，等候检查。交通员请同车乘客在国民党军队搜查时帮助掩护我。他目赌我过了封锁线后才离去。沿途国民党军曾拦住大车搜查，每次我都躲藏在行李堆中，同车人用身体将我遮住，应付了过去。几小时后已是深夜，大车停在一家面铺前，同车人告诉我，这里已是解放区了。我紧张了多天的心情总算松弛下来，愉快的心情使我饱餐一大碗面，美美地睡了一大觉。
次日又行驶了一天，沿途也经数次检查，但这已不是国民党军，而是手持红婴枪的儿童团员了。得知我是前来参加革命的学生，都欢迎放行。晚上到达沧县县城，我按胡国定的嘱附，找到设在天主教堂内的中共中央华北局接待站。接待站的同志非常热情，在我前去登记时，交上了在天津胡国定换给我的另一张分币券（接头暗号），就这样，我正式参加了革命。接待同志问我姓什么，我答以姓陆，他写上姓“路”，我说写错了。他告诉我，因为怕有特务将消息传到蒋管区，可能对我的家人不利，所以必须改名换姓。于是，从那时起，我就改名为路卓，一直沿用至今。
次日，我随同队伍步行到泊头接待站。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小米饭和窝头，味道特别香。几天后，我得到一封介绍信，到平山县晋察冀边区政府，向姚依林同志报到。我们一行数十人从泊头步行到德州，转火车到石家庄。然后我一人又步行七十多里，到达平山县城。当时解放区很注意保密，我在大街上和商店里向多人打听边区政府所在，都说不知道。后来遇到二位穿军装的干部，才知道在王至村。当晚总算找到了边区政府。
那时，华北解放区已开始建设，技术干部十分缺乏。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的同志多次动员我留在华北，不要去东北，说二者都是革命工作。经考虑，我同意留了下来，被分配到石家庄华北人民政府交通部工务处工作。处长姓陈，唐山工学院毕业，管铁路。副处长高原，清华大学毕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他对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学生干部非常关心，我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能力提高很快。他的办法是：压重担、信任我、放手干,在实践中提高。那时代，生活非常艰苦，但每个人的精神面貌都非常好，斗志旺盛，心情愉快。1947年我在浙大时，发现肺病已到三期。经历了在解放区工作和生活的锻炼，1949年肺结核已经钙化。说明生活在解放区，精神上的愉快治愈了我的病。
就这样，我一直在交通部门工作。1986年11月在上海第三航务工程勘察设计院离休。